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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钱穆——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 [打印本页]

作者: 风林火山 时间: 2010-12-12 20:46 标题: 钱穆——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

胡正良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国学院研究员）

一

　　一个人在一个百年的岁月里独自拥有九十六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年轮，并在漫长而持续的读书、教书、著书之中渐成一道历史风景、一座文化坐标、一桢世纪背影，这是十分罕见的。

　　这个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户口本上去检索，他叫钱穆，中学文凭，公元1895年7月30日，在晚清光绪王朝的沉闷酷暑中，诞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小乡村；如果走进当代学术的牌坊里去拜谒，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书一代儒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

　　说起钱穆先生，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看过他的一些作品简介，由于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并没有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真正静下心来凝望那桢属于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那时，国学热、文化热正渐次升温，钱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端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里。作为一个曾沉潜于历史云烟深处打捞过诗词歌赋的码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错过这次文化寻根、历史寻根的机会。也许是巧合吧，新千年的前夜，我参加完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开幕仪式后，一次非正规的文友相聚，一位历史学博士的一番宏论，加快了我走近钱穆先生的步伐。记得那位博士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一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章太炎、胡适和顾颉刚，二百年后人们记住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三百年后人们记住的就只有一个钱穆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语掀起心之澜。灵魂深处的真情向往，让那桢背影在世纪之交的一个红彤朝日，渐渐明亮、清晰和伟岸起来。

二

　　走近钱穆先生，当从走近钱穆先生的书开始。

　　书是钱先生的命，是钱先生输入脉管的血。钱先生一生以书为原点，在读、教、著三维空间里纵横驰骋，从无懈怠，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那份“温情与敬意”、“为故国招魂”的那腔热忱与志业，被先生演绎得荡气回肠，可歌可泣。他读书破万卷，治学八十余年，著述逾千万言，尤其是著述中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精品，或自成体系，或博大精深，或贯彻古今，或独秀史林，被史家喻之百世可芳绝非妄语虚言。

　　那就看看钱穆先生的书吧。

　　在钱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诸子系年》是不可不读的一部。这部书是钱穆先生早期著作的代表，是钱穆先生名震史坛的成名之作，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典文化名著，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更是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架构可能企及的思想认识高度。曾有史家这样评论：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考据之准确，用料之精当，逻辑之严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一座丰碑，后人想要撼动它，除非若干年后人们打开秦始皇陵地宫，与所藏的先秦诸子典籍进行比对，而那时，人们又会多出一个惊喜，钱穆简直神了，他的生命长了两千多岁，与生活在同时代的诸子们一同指点江山，一同激扬文字，一同感悟岁月，一同阅历沧桑。

　　《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时间长达十年。十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钱穆的一鸣惊人。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乡小学教龄、近一年厦门集美中学执教经验的钱穆，经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的推荐，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在讲授《论语》的同时，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启动《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钱穆一边教学，一边向同为三师教员的钱基博等大家问教学术，开始了早期的教学、研究、交流、著述生涯。像《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等著作都完成于此。

　　1927年秋天，在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下，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年级的国文老师。在这所苏南名校里，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汪懋祖等曾在此执掌过教鞭。学术氛围甚浓的苏州中学，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先后写出了《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不俗之作；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系年》所涉及的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时，钱穆与当时学术界、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相遇了。这两位人物分别是：古史辨派领袖、史学大师顾颉刚，经学奇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在陈天一的促成下造访钱穆。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宿舍里，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顾颉刚惊诧不已、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工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顾颉刚离开后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异常，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一则顾颉刚的慧眼识人，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专程到访，遇见了难寻知音，迸发了灵感火花。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先秦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啬的蒙文通，对钱穆的奖掖之词如滔滔江水，他赞道：“君书体大思精，唯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已”。经其推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学诸篇，公开发表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钱穆与顾颉刚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使他从苏州中学一步登入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并从此牢牢地站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风光无限，辉耀群仑；钱穆与蒙文通的相遇，为我们研究和了解钱穆的早期学术活动、阅读钱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观评价《先秦诸子系年》的历史价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认可的学术文献。1929年之于钱穆，乃新生之年，转折之年。

　　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1930年9月，钱穆辞别苏州中学，前往古都北平，在学者荟萃的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在未名湖畔，钱穆犹如龙入沧海，驰骋翱翔于中国学术的心脏之地。他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利用其丰富的藏书资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诸子系年》在引述、体例、考辨等方面的错误外，还写出了《周官著作时代考》等在北平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先秦诸子系年》全部完成后，顾颉刚力推纳入《清华丛书》出版，清华方面委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等人负责审查。冯友兰认为该书虽有创见，但不宜做教本；陈寅恪则认为做教本最佳，称“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由于两位大学者在审读意见上分歧较大，这部经典名著最终与“清华丛书”擦肩而过，直到1935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是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就作品本身而言，它系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之作，这部书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为通贯春秋晚期至秦统一大约350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历史，画出了一条清晰可信的发展红线，为研究战国史、先秦史提供了经典范本。在这部书中，钱穆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在于：以比较权威的《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气脉。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如今，先秦诸子连同钱穆都早已成为历史。回望那个已尘封在黄土深处的年代，我们为诸子们高兴，为钱穆高兴，正是钱穆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和文化时空中闪烁的真正属于诸子的思想光辉。

　　站在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舞台上逡巡，钱穆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没有政治任务，没有阶级宣言，使得文字质朴真实，新鲜隽永，因富有诗情画意而韵味无穷，如同暮鼓晨钟绵长悠远。空前开放、活泼的学术环境为钱穆成为一代宗师奠定了基础平台。

三

　　1924年，《东方杂志》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名著；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并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一些章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在南开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开过的专题讲座基础上成书的，全书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重点阐述的是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面。

　　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学术观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后，为他阐述自己的学术见地、全面批驳梁论提供了舞台和机会。

　　1931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力主开新风气享誉全国，在文学和史学方面云集了当时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在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倡导下，文学偏重元明以后，史学偏重先秦以前。钱穆曾以治先秦诸子闻名，正好用其所长。

　　1931年秋，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他根据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成果，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战国史开篇，再回望春秋烟云，一段纷繁复杂的思想历程被先生描绘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在秦汉史方面，他兼顾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个有机联系体，讲学术举文化之演进，说政治、经济列制度之演变，以史家之慧眼，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形成了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钱氏读史、讲史、治史观。据熊十力门下弟子、现代港台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回忆：“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钱穆）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余，这都是众所公认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规定中国通史课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前后半部。钱穆认为，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气韵，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荐，要求一人独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请求，聘请他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至此，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讲授生涯里，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华章。这些辉煌与华章为定格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增添了浓墨重彩。

　　北大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让钱穆如鱼得水，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他在讲史的同时，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当时梁启超刚刚去世，钱穆的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钱穆在此时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与梁著同名，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梁著把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把汉、宋对立的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重点突出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钱穆则把视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著名论断。应当说，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论是背道而驰的，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言，它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一统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断前行的。因此，就是从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钱穆，他的见解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提纲挈领地去解读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彰显明清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为增添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点一指路灯火；它的卓越见地在于：以明清时期的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康有为等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承袭为核心，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后世论人写史建筑了标志性物什，为开史学研究之先吹进一股强劲的东风，提供着方法论的借鉴。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都走进了时空深处，它们如同一个大大的句号，圈注了历史转型时期的思想轨迹，圈注了一段饱受争议而又光彩夺目的学术人生。但就长期的影响和读者的选择而言，梁著似乎已渐行渐远，逐步淡出学术舞台；钱著则如老酒，越发溢出清香，且越品越有味。在钱穆与梁启超的学术较量中，胜利最终是属于钱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这样说吧，作为伟大文化的真诚守望者，在传承与否定的信念战场上，钱穆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执着的敬畏与感激。

四

　　国运不昌，战乱频繁，这样的舞台给出生入死的战士提供了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的机会；而对于钱穆先生这样的纯粹学者，则是提供了面对破碎河山，生忧患意识、扬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用史学的力量给灵魂以洗礼，用投枪一样的思想利剑，为治世救国献一味苦口良药，这是钱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贡献。他的传世名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孕育的。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名流取道天津、香港，赴长沙，辗转四个多月才到达临时大学文学院所在的南岳圣经学院。

　　国难当头，客居他乡，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激情和著述灵感。当时的南岳山中，学者云集，群星闪烁。在此期间，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分别完成了他们的名著《新理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道》的写作。钱穆则在讲授中国通史的同时，广览南岳图书馆藏书，为撰写巨著做准备。有时，来了兴致，便独自登上祝融峰，亲身感悟朱熹“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层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的豪迈诗篇。

　　山中的日子是静谧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的战火烧进了南京、武汉和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入滇转进昆明，改名西南联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学院设在远离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关内。钱穆、朱自清、陈岱孙等人经过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和蒙自。关于这次与“长征”一样历尽艰辛而又波澜壮阔的“文化长征”，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成书自记中写道：二十六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具行。取通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蒙自的条件虽然赶不上北平和南岳，但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怡人，着实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飞理想、著书立说之世外桃源。加之钱穆与吴宓、沈有鼎、姚从吾等饱学之士同居一楼，世外桃源又平添了几分人文气脉，成为钱穆一生经常忆及的风水宝地。在这里，1938年5月，钱穆在同事陈梦家的多次促劝和国难家仇的刺激下，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期间，中国二十世纪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兼文学大家陈寅恪专程造访，两位大师彻夜长谈，演绎了战乱时期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1939年6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因当时昆明已遭日军空袭，钱穆怕书稿毁于战火，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好事多磨，《国史大纲》在经历重重审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

　　《国史大纲》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学术大家夏承焘、汤用彤、缪凤林、朱自清、严耕望等都曾细读此书，认为是民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中国通史著作，所给予的诸多溢美之词，让同时代的学人们羡慕不已。史学大师陈寅恪更是以史家的严谨为该书锦上添花，在细读细审书中引文的过程中，其认真程度如同对待自己的著作。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国民政府教育部把其指定为全国大学教学用书，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还长盛不衰。因此有人把该书列为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的。

　　《国史大纲》我系统地读过两遍，与钱穆先生的跨时空心灵碰撞持续了半年之久。最明显的感受是觉得《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一瞬间，钱穆的《国史大纲》问世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撰著的关于中国史方面的著作不胜枚举，有名的即使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无法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肩。《国史大纲》在时间和读者的长期考验里，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标，一桢历史的背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一个时代的高峰。由此，我想到，钱穆如果没有开放的眼界，没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历史的断壁残章里绕弯弯、求余韵、找枝叶，他的文化高度、历史成就断然不会这么高。钱穆是历史和时势造就的领一代风骚的史学大师。

五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人文学者品味沉思的朝代。虽然战乱不断，偏安一隅，但综合国力和文化建树确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里，朱子海拔所丈量的就是这个朝代的文化高度和思想高度。

　　钱穆一生对朱子情有独钟。幼时读朱子，开启懵懂心志；年轻时教朱子，传播先贤思想；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

　　我曾读过多位学者撰（编）著的《中国思想史》，大致的意见是，在儒家思想的流变史里，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以孔子思想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创制时期，自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也因此落下了“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经久赞誉。一次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宋理学集大成时期，在朱子的理学体系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为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精神雕像。

　　显然，这些观点与钱穆所倡导和极力推崇的朱子学要义不谋而合。钱穆在《朱子学提纲》里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

　　秋阳绚烂，秋水苍茫。钱穆向朱子迈开的最关键一步是他的晚年时期。而在这之前，他为治朱子学所做的准备和尝试，占据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时光。

　　1949年，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钱穆并没有像冯友兰、吴宓、贺麟、熊十力、陈垣等大学者一样选择留在大陆，等待新生的共和国，而是随任教的广州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生涯。

　　在客居香港的16年里，钱穆以教育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活跃在南国的教育及学术舞台上。他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历尽千辛万苦，一同创办新亚书院，亲自担任院长，直到以新亚书院为主体之一，成立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才辞职赴台，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辉一页；他继续主讲中国通史课，与新儒家代表张君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一起，为弘扬国学精粹，传播传统文化，担当先锋，为人师表，为港台及海外培养了一大批国学通才，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就是这一时期钱门弟子中的优秀代表；他弥补了青年时没能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没能到海外留学的遗憾，长期讲学和问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之间，在西方的高端讲坛上鸣响东方声音，撒播中国传统文化音符，为中西文化交流担当了卓越使者；他时刻不忘朱子，在紧张的办学教学之余，仍潜心朱子的研究，先后完成了《宋明理学概述》、《朱熹学述》、《朱子泛论心地功夫》、《朱子的史学》等全方位扫描朱子的著作，这些作品为钱穆晚年归宗朱子、“综六艺以尊朱”铺设了道路，埋下了伏笔。

　　1965年6月，钱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政职务，携夫人胡美琦于7月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学术思想课程，专读《朱子语类》，八个月后返回香港。后因香港爆发“难民潮”，钱穆于1967年7月亲赴台北，寻觅新居。新居位于台北市郊区士林外双溪，由胡美琦设计图样，蒋介石亲令建造，这里依附阳明山风景区，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望为邻。钱穆的迁台之举，因有蒋介石的关照，而成为当年轰动台湾的一件文化大事。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1968年7月入住古朴而典雅的外双溪素书楼。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素书楼见证了钱穆晚年生活与学术活动的点点滴滴。

　　往事如烟，先贤如梦，缠绕了钱穆的大半生。现在终于有了生命的温暖港湾，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机会，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使《朱子新学案》呼之欲出。1969年11月，钱穆以三年之功，在素书楼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长的单部著作《朱子新学案》。

　　《朱子新学案》皇皇五大卷，逾百万言，1971年9月，由台北三民书局最早出版后，立刻在海内外汉学界引起广泛共鸣，成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文化名著，有不少学者据此把钱穆尊称为“当代朱子”、“新时代的新朱熹”，是能够经受住考验和推敲的。

　　我读的《朱子新学案》是巴蜀书社的汉字简体版本。读它，我读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奋，常常随着钱穆的情感一同律动，随着钱穆的笔束一同悲喜，随着钱穆的思索一同凝重。在钱先生的学案里，八百年多前的朱子活了，朱子的思想活了，正统的儒学活了。二十多天的时间，与其说是在读钱先生的“学案”，不如说是经历了一次纯净的思想之旅，一次高洁的灵魂洗礼，一次深刻的文化寻根更恰当些。

　　当然，一部深奥玄妙的《朱子新学案》，光粗枝大叶地翻阅，寻找点毛皮，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它需要心无旁鹭，虔诚地走近、走进，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内核，真正感受它的无穷魅力，进而理解它，读懂它。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希望引起读友们的关注：第一，冠于篇首的长文《朱子学提纲》要细读精读。这篇提纲集全文论点、思想之精粹，以诗化的语言，对儒学史、中国学术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归纳与概括，其匠心其凝练其深刻，举世无二人能及。正如著名华裔学者杨联陛所称赞的：“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第二，全书的框架设计要仔细咀嚼回味。《朱子新学案》分五卷两大部分。第一、第二卷为思想之部，由理气和心性分而承之，妙论宇宙本体之形上学；第三卷为专论，详析详解详察朱子思想之发展及其在当时理学界之地位；第四、第五卷为学术之部，以经、史、文学三足而辉映成章。此种架构，条清缕晰，贯通了朱子思想之渊源之要义之演进，为全面认识朱子儒学上升一新高度。第三，作为集大成者的朱子要重新认识。在《朱子新学案》里，钱穆颠覆长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之限，以思想、经学、史学、文学之四脉，全方位还原朱子的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本色，大力彰显朱子纳吐百家、博采众长之儒宗气魄，使其与孔子呈双峰对恃之势。

　　高贵如金，细腻如木，纯净如水，炽热如火，朴素如土，炼就了钱穆驾驭五行的纯真笔力。这股力道旋转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丹青翰海之间，以文字的墨香在历史长卷上掀起波涛，以文化的旋律在民族精神上刻下烙印，让其焕发绚丽异彩，那该是多么壮美的一道风景。在这道景致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辉映着钱穆著作的主题，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者乐书的文化情怀，温馨而惬意。

　　就钱穆先生同时代的国学大家而言，他的书是较为好读好懂的，是最为中国化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正式留过洋，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洋文化教育，不会轻易把洋主义、洋文字拿到书中贴标签、兑水分；他一生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生耕耘和收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肥田沃野。他一路行走在经、史、子、集之间，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用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开辟了一块广阔无垠的精神大陆，点亮着中华文化的长天厚宇。钱穆是中国历史文化造就的继往开来的一代儒宗。

六

　　我的徐州老乡、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曾把自己称为“苦学派”，穷一生的苦学来感悟中国传统绘画的玄机，来描摹大千世界的神奇，来领略西方艺术的真谛，尽一生的实践“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最终成就中国二十世纪别具一格、别具神韵的李家山水，成为画史留名的一代宗师。

　　有趣的是，钱穆先生也被学界称为“苦学派”，钱先生虽然没有像可染先生那样临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但他的苦学似乎更贴切更苦涩。他幼时在乡村的油灯前面壁苦读，凛冽的长风、飞舞的蚊虫是他不离不弃的读伴；他以中学肄业的学历，逐步攀登中学、大学的讲坛，直至登上中国学术、世界讲坛的最高阶梯，那份苦心、苦功、苦情，几人能知；他于陋室之中苦思、苦想、苦恋，甚至经常为没有资料可查、没有书籍可读而苦恼，那份煎熬几人能晓。难得的是，先生从苦中读出了乐，读出了志，读出了字字珠玑。这个苦学派成了今天教育子孙的经典范例之一。

　　钱穆一生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为弘扬中华文化殚精竭虑。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民族复兴、国运昌盛、社会和谐、人民乐业，必须依靠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依靠民族精神的引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这种认识，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不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东西，留在大陆接受这种理论的改造，必然要放弃先前的追求和主张，必然要放弃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场，这是他不愿面对和接受的。白璧微瑕，大师认识上的局限与直白，让我们看到了他率真的一面，为我们消解遗憾找到了理由，也为我们解读他为何在大陆解放的前夜，而客居香港办学，最后客死台湾，找到了由头。

　　晚年的钱穆在怀旧与展望的时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岛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乡愁》一诗名播海内外，他的“乡愁”在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登上大陆化解离愁的机会。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之于钱穆先生，却只能梦里神游，魂里飞渡，乡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忆双亲》里，情真意笃，尽情怀恋和追忆早年时光；他在《丙寅新春看时局》等文章里，情系大陆，为两岸和平统一助威呐喊；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里，用毕生体悟，对“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认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90年8月30日，钱穆带着对故乡的依恋，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在台北无疾而终，享年96岁。1992年1月9日，钱穆的灵骨越过海峡，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苏州。

　　钱穆走了，他一生以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和著述对象，他最终也走进了这个不朽的队列里。他用一千多万个汉字为中国文化划出了一道美丽的钱氏弧线，一步一步地到达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峰顶，他是继朱子之后，又一位可以跨越时代、可以名垂思想文化史河的集大成者。

　　历史是生活的老师，文化是生活的情人。在这个世界上，人跳不出历史，更离不开文化。长寿的即使如同钱穆，也终究要沉睡于地下，但沉睡的意义有所不同，有的化作一把黄土，从此无声无息；有的则结成思想和精神的颗粒，在岁月的留痕上，镌刻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次觉醒。

　　2005年一个暑气未尽的夏日黄昏，我在苏州出差之余，专程来到苏州吴县西山俞家渡，拜谒钱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这片浩淼烟波里，那块风景秀丽的石坡地成为钱穆先生魂归大陆的最后归宿。站在写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那就对钱先生的坟冢深深地叩个头吧，在我弯下身子的一刹那，我看到，埋葬先生的山坡，也埋葬着一段文化的历史，陪着先生入眠的书籍，也记录着先生一生的精神苦旅。那条从坟冢曼延开去的小路，宛如一道清晰的背影，宛如一条铺满鲜花的神道，从二十世纪一直通向先秦诸子。

　　起雾了，那不是雾啊！那是无锡七房桥慢慢升起的炊烟，那是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波澜，那是香江新亚书院轻轻散落的云雨，那是台北素书楼缓缓垂落的旌帆。

　　雾像一个惊叹号，感动着钱穆先生给予我的那个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灾、冻雨肆虐的漫长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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