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James C. Scott：文明缘何难上山？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0-12-10 09:20 标题: James C. Scott：文明缘何难上山？
开场白
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很荣幸能代表合办这个特别讲座的三个单位——“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及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在这里欢迎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C. Scott教授。今天来了这么多听众，盛况空前。这表明，如果我对James C. Scott教授进行介绍，那就是不妥当的。对他的名字，大家如雷贯耳，我无须多说。James C. Scott教授，在1990年代初期已开始为中国学者所知。自此以后，他关于农民问题、国家、“弱者的武器”、道德经济等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James C. Scott是一位人类学家兼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兼人类学教授。在国外，他的论著似主要在人类学界得到更多讨论；而在我们中国，他的影响却更跨学科。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里，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都已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了James C. Scott这个名字。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国民族学最前沿的地方，现在也致力于为社会科学之复兴，能有James C. Scott这样的教授来这里讲演，可谓是我们的一件幸事。这个讲座将有其新的意义。在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里，James C. Scott的论著传播甚广，但是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大家对这个名字相对生疏些。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敢于断言，在未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面，James C. Scott教授的研究，特别是其关于文明和山地人民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将引起广泛关注。他今天的题目是“文明缘何难上山？”这个题目在显然有其民族学相关性。中国大概东西部，大致也分平原和山地，文明老想从中原爬到山上去，到少数民族那里传播。几千来，文明并没有成功上山，要完全爬上去，有难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有机会聆听Scott教授从国外的研究中得到的看法，是件好事，对于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有不少启发。我就不多废话了，将时间多留给James C. Scott教授。
讲座James C. Scott（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政治学暨人类学教授）
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也很感谢王铭铭教授所作的介绍，王教授用词慷慨，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一般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摇滚歌星的或者是电影的。我感到荣幸有这么多听众，但也担心我的讲座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那些站着的同学。
我要谈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这个地带，我们一批同道拟称之为“Zomia”。Zomia是一个荷兰学者的说法，意思是指“山区的人”。今天我要谈的是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一线以东的东南亚部分。两年之内，我与同人将就这一地区的研究举办一个讨论会，希望在座的同学有机会也来参加。
Zomia这个地方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国家的地方”。我用最大的历史观来看，智人大概在地球上只有20万年历史，智人在这一带只有5万年的历史。相比农业种植只有7千年史，这段历史实在久远。农业在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只有2千年左右的历史。定居的种植一般说来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人类早期的国家，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都要有种植业和农业的，因为在固定的种植业之外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难以进行税收和加以管理的。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被早期的国家（像印度、韩国）称为蛮荒之地。国家和无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交换性的，历来有互通有无的关系，但这种交换性的关系，有其政治性。国家的人非常需要无国家的山地人生产的那些东西，所以山区跟山谷里的国家、王国之间的交换非常多；另一种关系是支配性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奴隶，奴隶是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贸易品，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以前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来地区的，那一带的船上装的主要都是奴隶，早期在东南亚的战争也都不是关于土地和领土的战争，而是关于俘虏的战争。因为国家想将更多的人控制在农业种植区内，为了征税，经常也要把那些国家之外的所谓“野蛮人”弄到国家的核心地带来，让他们从事农业，使其定居和种植。在这种以种植、稻作为基础的国家中，军事力量也很强，因为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控制很多人。而这样的国家人口繁殖力也会很高。早期的以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都是扩张主义的。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殖民主义。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到澳洲、新西兰等地时，当地并没有农业，他们快速地在那里建立农业，并把当地的所谓“土人”赶走。如果他们征服的是那些已有农业的国家，他们就把国家权力赶走，向当地的人征税，使他们的体系更加有效。
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王国的数量不多。从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必须控制好它的前沿，而前沿的另一边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边界的另外的民族国家。第二个变化是，那些边缘的人，在以前的民族国家看来，是很难收税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脚下有很多对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很重要的矿物，以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以前收税很难的土地，现在变得非常有价值。
20世纪时，Zomia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周围的八九个国家开始试图去控制它——这是以前从没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圈地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就像刚才王铭铭教授指出的那样——山和谷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谷地，有较强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即存在。这种国家有等级，不平等，有国王，有祭司，它的特征还有税收和战争。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色稻米的灌溉农业。而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特征：比如说刀耕火种，相对来讲，没有持久的国家，人口比较分散，相对来讲，比较平权，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外，这些地区也没有税收，不向国王缴税。
放开历史的眼光，我们能看到，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山上的人曾经成为谷地的人，谷地的人曾经成为山上的人，他们来回移动，在DNA上留下了不少交融的痕迹。而在泰国缅甸和越南这一带，人们称呼山上的人为 “活着的祖先”，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小乘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国家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样子，那就到山上去看”。
然而，来回运动却没有改变人口的分割。
这里我要引用两个作者。我这个幽默的题目是布罗代尔那里来的，他主要研地中海世界，但说过，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涉及到东南亚，有人说，在东南亚，上了500米以上，就听不到梵文的口音了。
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以两千年这个长时段为角度，那么，我们将发现，在山上生活的人，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谷地跑来的，他们跑来的原因是逃避税收、征役或者是从军，或者是政治宗教的原因，或者是饥荒、疾病或者是军事行动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国家的扩张主义——因为扩张而跑到山上去的。而我们看到汉、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运动，使很多人跑到东南亚——二次世界大战，据说，“大跃进”也导致不少人跑到东南亚去了。
想要解释Zomia的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哈萨克人，据我所知，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欧洲农奴制度而跑到这边来的，当时逃的人多了，他们是前沿部分。另外一个例子是柏柏尔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代表那种不参加阿拉伯帝国或国家的那种人。柏柏尔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抵制王国的一种策略，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作历史演变过来的族群。在泰语里，有一个格言：“把蔬菜放在篮子里，把人放在王国里”。也就是说，王国是把人力放在尽量小的一个空间中去。假设你是一个王国的制定者，你会怎么想呢？你大概就是想在幅员200公里的范围内，尽量地把人放在里面，集中人力和物品的生产，而要做这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耕种大米。
稻作对于国家控制，好处很多。这样说虽然有点傻，但比较轮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出来，稻作有它这方面的好处。稻米长在地面上，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河谷较大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大的国家，河谷比较小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小的国家。将东南亚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印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700年前左右，东南亚每平方公里有5人，而中国和印度在同时每平方公里是35人。也就是说，对于东南亚来讲，集中人口要更为困难一些。
现在假设我手里拿的是东南亚的地形图，上面有地形的标志，上面有山，在平原上有些王国，我们用红墨水来代表王国，我这样提高，每次晃，提高向左边或者右边，近处或者远处，每提高5度，这些红墨水自然就会向相反的地方流。现在我提高的更多，它就会向山上流。理解这个，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文明很难上山。当红墨水流的时候，它最容易流的是河谷地区、平原地区而不是山区。即使王国只离我们只有二三是英里，但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它也上了山。如果一个王国离我有200英里那么远（已经很远了），可它我们却位于河谷或者在平原上，王国力量也是很容易流过去的。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的，不光是地理，而且还是有文化和语言的格局。
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是不一样的，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另外，在东南亚，尤其是航海时代的文明中，有另一种植物传入——玉米，它也称为另外一种“逃跑的植物”。玉米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在80年内就遍布东南亚地区，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500－1000米以上种植，这就意味着假如人想要逃离国家，他又获得了500－1000米的纵深的广度。
在Zomia地带，山上的人也有能力、有条件来种植水稻，但却没有去种植。为什么？那时因为技术的选择并非是技术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刀耕火种，轮作的方式，是为了远离古代政权的掠夺。很多例子说明，对权力的抵抗，使人们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所以我们不能说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更原始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在Zomia这一地区的山地人们，他们不仅实行我称之为“逃跑农业”，而且也是实行“逃跑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山地人，在山上，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把继嗣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的单位的方式。村子跟村子之间隔得很开。实际上这不仅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原因导致的。用柏柏尔人的话来说——罗马人说“分而治之”——柏柏尔人说“分而不治之”。
要承认，这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我还没有建立证据体系。Zomia这一带人，甚至是海岸东南亚的山地的人，他们都没有文字。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没有文字的同时，经常有很多传说，说他们实际上以前曾经是有文字，有国王的。比如说，有传说称，有几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把书带走了，或者说书被烧掉了——总之是他们以前有字，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常见，而且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宣称他们过去有过文明，我们知道，像苗人、瑶人，他们曾经住在长江流域，应该曾经有过文字，是识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文字了？我猜测有一种可能，不用文字的目的也是逃避国家——因为没有文字的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灵活性。在他们逃避和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文字留下了，没有带走。如果有文字，就可能会记录他们的谱系，这个谱系就有一种正统性，如果要讲跟它不同的故事的话，这个谱系有可能会纠正。所以说口传的口头传统——通过歌曲、故事之类的东西，来修改自己的谱系，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提高他们的适应性，也可能和更遥远的王国建立关系——实际上很难联系——对最近的王国就有一种拒绝的作用。所以口传有很多的好处，它更容易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所以我猜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把文字留下来了，没带走。
总之，在Zomia这一带，农业、社会结构和文字状况，都可能是在拒绝国家中形成的。
讨论
王铭铭：很感谢James C. Scott教授的精彩讲演和梁永佳教授的精彩翻译。Scott教授言简意赅，给我们留下一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我看到有人已举手，但我借做主持人的机会，预先说点。
James C. Scott教授的讲座非常精彩，他画出了一个宽阔的地区，叫做Zomia，这个地方让人感到浪漫，他形容说，两千年来，这个地带，构成人逃离社会结构和国家控制的场所。不应说，Scott教授的长时段研究带来的仅仅是浪漫，他的历史研究带来的理论启发才是值得重视的。过去从事山地民族研究，民族学家多用社会形态学方法，把这些民族归类为原始或古代民族。而Scott教授的讲座对这些民族，隐含了另外一种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偏僻的山区居住的人们，很可能是在古时候出于的政治选择才跑去的。在那里，他们采用不同的经济-生态适用方式，运用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创造出被我们今人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东西来。刚才Scott教授提到了苗族的事情，我对苗族更是一窍不通，且在座兵丁有许多苗学家，我不敢班门弄斧，不过，我却该说，我听有些研究苗族研究者说，苗族祖先是因为看到古代中原之争，觉得十分郁闷，才南迁的。兴许苗族自以为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个“不争的民族”。假如我们听错故事，那么，从很大的程度上，这便印证着今天Scott教授之所言。
Scott教授让我们想起不少事。比如，过去民族学界研究“原始婚姻”人不少，且不少人致力于解释那些不结婚的少数民族，以为这些民族的存在，表现出原始社会的存在。Scott教授今天说，这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社会结构意义上的逃避，可能也是一种古代王国兴盛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作出的政治选择所致。这使我们看到，某些被认为是原始的、母系的、不结婚的民族，很可能也是这样在历史产生的，是王权制度的次生制度。
Scott教授没有时间谈很多，所以留下一些余地，比如说：怎样解释历史上的宗教和知识分子。我们在中国历史中看到，宗教可能也曾经是他所说的“逃离”的方法。比如，道教，这宗教不一定总是属于“逃离”，因为它也曾被朝廷利用，不过，我们也会发现，道教跟山的结合是非常密切的。道人在山顶上修建自己的庙，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古代政权的“逃离”。另外，历史上，中国数次出现知识分子的由北而南的“衣冠南渡”，特别是在北方战乱时期，“南渡”常常发生。这是否也是Scott说的“逃离”？我看都可以。
听了讲座，我体会颇多，以为这个讲座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史有深刻启发。最近几年我常谈中国文明的三个圈子，大意是说，要理解中国文明，就要定义着这个文明的“化内”与“化外”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的“化内”，就是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构成的，而所谓“化外”，指的与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相区分的，外在于“教化”的人。“化外”又可以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围绕着中原生存的所谓“少数民族”，另一种，跟海洋更紧密地结合，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华侨”的这样的人。我用“居”与“游”来区分这三个圈子的三个关系。今天听到Scott教授的讲座，感到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借做主持人的机会，表达我的羡慕之心。以下就请各位提问题。
James C. Scott：非常谢谢王铭铭教授的评论。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一直都在学习缅甸语，研究Zomia。我想说的是，这个地区的山地的人，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宗教的异质性，他们被告知，如果从掸邦那儿向里走，从一个佛教的寺院到另一个寺院，可以看到自己的先人迁徙的过程，自己的宗教变化的过程，走这样一条路，就像参观一座历史博物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欧洲过。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发生在宗教方面，而且不仅是出现在山区，同样也出现在沼泽、水域——像《水浒传》描绘的那样。王铭铭教授说的海洋，是可能的。另外，根据王铭铭教授刚才所说的“化内”和“化外”区分，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在中国有生番、熟番之说，我发现生番跟熟番的惟一差异就在于，熟番是有户口，要上税的，而生番则不那样做。所以在这里生熟之差是政治的词汇，而不是一个文化的词汇。
在场研究生1：您的讲座没有涉及到土生土长于山地的人。也许住在山上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从来都如此。您怎么解释？
James C. Scott：我的论点是有着两千年的跨度，人是很容易遗忘自己的30代或者50代之上的祖先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可能就会说自己是本地人，但是实际上是从谷地迁上来的。所以我们很难说两千年以前也在这里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里本来是空的，没有人住，但的确山上是很难居住的。我举两个例子，两个都是拉丁美洲。一个是西班牙人来了，这些人就跑到山上去，这是后来被证明的。另一个就是，在美洲雅诺玛摩人，这些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实际上他们在以前是农业的，是因为疾病啊，或者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他们才躲起来，生活地得像原始人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的山地的人中，他们会讲他们如何被赶到山地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不是他们的历史，我们很难鉴别，但认为这种历史的存在是很可能的。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很多在山谷的人，以前在低地生活。这样的情况可以在缅甸跟泰国的战争中可以看到。实际上以前缅甸打过来的人并不多，他们是山上的人，他们获得了军事和建立国家的技术，然后不断地去收集低地的人，而形成的国家。同样的情况我们在汉人也可以看到，汉人是从长江北部到南部来的，那么我们假设当地人——比如说有缅人——他们不走的人渐渐地被迁上来的人变成了国家，走的人，跑到海边的人他们还保持缅人的特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低地的人也是多种人群的集合和收集。
在场研究生2：山地人就没有文明吗？实际上山地人也有山地的文明。
James C. Scott：你没有听懂我的笑话，我是在嘲笑布罗代尔说的文明不能上山，为什么？实际上我的目的是用国家这个概念来取代文明的概念。因为国家有历史，有文字，他们自己称呼自己文明，把别人说成不文明。
在场研究生3：如果说山地人们的祖先是出于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选择了逃离主流文化（和国家），如何解释现在他们的后代拼命要“下山”，向主流文化靠拢？
James C. Scott：这个问题非常好。之前我谈的主要是1800或1900年之前的事情，在1945年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国家的力量变得太过于强大，以至于Zomia的人已经不可能很轻易地就不理这些国家的力量。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导致平地的人向山地迁移，比方说汉人，比方说其他国家的人，泰国、印尼、越南、中国、印度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就是说，平地人到了山地后就把容易为国家收税的工作方式带到了山上，文明看到的是这些山地被平地的人渐渐地包围了，这种情况在越南最为明显。
在场研究生4：刚才您谈到没有国家的裂变型的组织形式，我感兴趣的是，在一个有国家、有法律的民众，对国家的反抗表现为什么样的形态？我想知道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现在的民众的抗争方式，已经进入到以法抗争，而超越了您说的日常反抗，对此，您是什么样的观念？
James C. Scott：虽然这个问题跟今天的讨论没关系，但我非常高兴听到。关于我所说的农民的日常抵抗形式，指的是那些不拥有法律表达权力的人，他们的政治表达方式，我叫它“下层政治”，它表现为一种日常的情况。我不是中国当代农民问题的专家，我也不能装作知道这个研究，尤其是提到“合法抵抗”这个问题，把法律的权力表现为上访的形式，实际上是向法院或政府来要求官员完成他们的任务。我只能说，这种形式是打开一种新的抵抗的可能性。我刚才演讲中没有机会说的一点，我现在想强调，人离开国家的方式。前面有人研究说，长城不光是防御外边的人入侵的，也是要让汉人待在长城以内的，因为如果他们跑到那些不受行政管辖的地方的话，就难以收税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贵州，长城好像用来抵御苗人，但实际上也是让汉人不要跑出去。在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也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国家也有一套方式来让自己的人民不要脱离国家的管辖。
王铭铭：想必在座各位还会有很多问题要跟James C. Scott教授请教和讨论，但因时间关系，我不得已宣布“到此为止”。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北大的人类学与民俗中心，对于James C. Scott教授的来访和讲座，深表谢意。我们想了很久，到底该送他什么礼物，以表达感激，想了半天，我们找到一个纪年性工艺品，是件特别的纪年工艺品，上面写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16个字是费孝通教授提的，表达了我们对文明和野蛮之分的态度，希望代表我们中心用由这16个字构成的工艺品对James C. Scott教授表示感谢！
（讲座于2007年12月20日下午2:30-4:30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楼二层学术报告厅举行，由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副教授翻译，讲座及讨论，均由曾穷石整理）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0-12-10 09:23
这是Scott200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报告整理稿
其2009年新书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
[attach]14757[/attach]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0-12-10 09:24
当代人类学家之一：James C. Scott
来自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James C. Scott (born 2 Dec 1936) is Sterli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Yale University. Before being promoted to Sterling Professor, he was the Eugene M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He is also the director of the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 By training, he is a southeast Asianist.
Research TopicsJames Scott\'s work focuses on the ways that subaltern people resist dominance. His original interest was in peasants in the Kedah state of Malaysia, and he wrote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 (1976) about the ways peasant peoples resisted authority. In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1985) he expanded his theories to peasa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n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The Hidden Transcript of Subordinate Groups (1990) he argued that all subordinate groups resist in ways similar to peasants. These three books have been summarized humorously with the descriptions "Peasants in Malaysia, peasants everywhere, everyone everywhere." Scott\'s theories are often contrasted with Gramscian ideas about hegemony. Against Gramsci, Scott argues that the everyday resistance of subalterns shows that they have not consented to dominance.
In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Scott uses the term public transcript to describe the open, public interactions between dominators and oppressed and the term hidden transcript for the critique of power that goes on offstage, which power holders do not see or hear. Different systems of domination,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or religious, have aspects that are not heard that go along with their public dimensions. In order to study the systems of domination, careful attention is paid to what lies beneath the surface of evident, public behavior. In public, those that are oppressed accept their domination, but they always question their domination offstage. On the event of a publicization of this "hidden transcript", oppressed classes openly assume their speech, and become conscious of its common status.
Scott\'s most recent monograph,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1998) took him more into the realm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it, he showed how central governments attempt to force legibility on their subjects, and thus lose local knowledge, which he calls mētis. One example is in permanent last names. Scott cites a Welsh man who appeared in court and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a long string of patronyms: "John, ap Thomas ap William" etc. In his local village, this naming system carried a lot of information, because people could identify him as the son of Thomas and grandson of William, and thus distinguish him from the other Johns and the other grandchildren of Thomas. It was of less us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did not know Thomas or William. The court demanded that John take a permanent last name (in this case, the name of his village). This help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ep track of its subjects, but it lost local information. Scott argues that in order for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to succeed, they must take into account local conditions, and that the high-modernist ideologies of the 20th century have prevented this. He highlights collective farm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building of Brasilia, and Prussian forestry techniques as examples of failed schemes.
Scott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argued that quantitative studies were being over-privileged and that qualitative studies should be accepted into more academic journals.
Scott\'s othe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economy, anarchism, ideology, peasant politics, revolution, Southeast Asia, and class relations.
Scott lives in Connecticut, where he raises sheep.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Williams College and his MA and PhD (1967) from Yale. H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ntil 1976, when he returned to Yale.
Bibliography(Note: excludes edited volumes.)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0-300-07016-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300-04705-3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0-300-03336-2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ISBN 0-300-018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