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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徐梵澄《蓬屋诗存》：“藏山已觉非吾事” [打印本页]

作者: 张贺 时间: 2010-12-8 23:04 标题: 评徐梵澄《蓬屋诗存》：“藏山已觉非吾事”

《蓬屋诗存》徐梵澄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10月版（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徐梵澄先生是著名的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这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是他在中国古典诗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我自己也是在厚厚的十六卷的《徐梵澄文集》出版之后，才知道徐先生终其一生都对旧体诗抱有浓厚的兴趣，不但著有一部《蓬屋诗存》，而且还写过一种传统诗话类型的《蓬屋说诗》。
说来惭愧，一则《徐梵澄文集》部头甚大、价格不菲，二则我所治之学与徐先生的研究领域交集无多，所以并未购置该书。《蓬屋诗存》和《蓬屋说诗》也只是从图书馆借阅过一次而已，深以未见单行本为憾。去年可算是天遂人愿，不但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扬之水等所著的《梵澄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同时推出了孙波所著的《徐梵澄传》和其校点的《蓬屋诗存》（附有《蓬屋说诗》）。清代袁子才有句名言是“书非借不能读也”，近日海上的寄庐老人对此下过一转语，谓“书非购置不能细读也”，甚为有理。此番徐先生的书我可是要买来细读为快了。
《蓬屋说诗》开篇即提出“时代精神”：
自来论诗或撰诗话者，多就诗意及诗人本身言之。撰记事或本事者亦然，鲜有言及时代精神者。实则天籁、人工、才情、学力皆系乎此，即诗人为其所支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精神无形，可见者源流正变兴革盛衰之迹，则诗史也。
此于大处着眼，诚为有识。其十八则又云：“说诗之‘时代精神’，难见。说其一时代之风气，较易了解。此在多取各时代之代表作比较而观之，极易明白。”徐先生接下来说清诗受近代科学精神影响，这在许多大家的作品里都有体现。此影响是承明末西方天算及冶铸之学而来，这种精神也有助于清代朴学的建立。诚然，一代有一代的精神，文学（包括诗歌）也必会受时代的影响，诗人身处某个时代，自然而然会受到影响。能很好地表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作品，即可称得上“诗史”。第四三则即是论此种“时代精神”之具体者：
于此当稍辨时代精神——取“精神”二字之通俗义——或其时代之大众心理，与作者个人心理。阮亭生于明末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年），父祖辈皆达官显宦，少年科第，以二十二岁成进士。二十四岁举秋柳社，赋秋柳诗，则于个人，似无所恨。初无郁郁不得志之处。而其所以风动一时者，能写出当时之大众心理也。
《秋柳》诗之所以广为传唱，是因“能写出当时之大众心理也”，确是不刊之论，只要看当时与之唱和的诗人之多，就可以窥见一斑了。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的映射，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但徐先生说渔洋“则于个人，似无所恨。初无郁郁不得志之处”，似乎有些不妥。王氏生于崇祯七年，明亡时，他只有十一岁，还是个孩子，说他后来有多少故国之思，确实难讲。但在江山易手之际，其家庭中却有多人被卷入这一历史洪流之中，如，“其伯父曾壮烈殉国，而新城被清军攻陷后，其家人也多有受害者，其母亦险遭不测。阮亭对此，必然印象甚深，触动甚大，故其二十四岁所作《秋柳》诗，即含凭吊亡明之意”（详见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缘起》等书）。说明渔洋并非无所恨者。
梵澄先生论诗，主言志之说，尚意骨、气节，于格律词藻处做第二等看。谓好诗首先要直抒胸臆，言之有物。第二则云：“虽时有声韵不叫者，而真气逼人，惊心动魄。吾人宁读此种，就其未工之处细细思之，有如校对讹文，亦是一适。以为远胜于旧之滥调，四平八稳，起承转合，不见性情，了无生气者也。”但是这并不是说徐先生不注重格律。其十二则云：
诗者，性情之际，贵天真，贵自然。徒工不足贵也。虽然，此盖为能工者言之。实则诗亦忌信笔，犹弈棋之忌信手。功力已深乃可信笔。否则犹如将兵，宁可学程不识，而不可学李广。
非不喜工稳之作，而谓“徒工不足贵也”。格律之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而格律这个壳子，确是基础，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十一则谈萧军的《言志》诗：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此萧军老人少时《言志》之作也。此两语触目惊心，允为名句。苍生霖雨，气魄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于此正可见诗人之“温柔敦厚”。然细玩此两句，觉犹有未尽忺人意者。通常两句相接，上为虚拟，则下为实说。有似一宾一主，或一问一答，如“若得山花插满头” ，虚拟，下句“莫问奴归处”，实说。又如，“笠簷蓑袂平生梦”，主句，下句“臣本烟波一钓徒”，宾语，辅成上句。次说白云之不惜为雨，因身本轻，两句意非联属。岂身轻乃能为雨？或为天下雨是轻易事？或雨遍天下之后乃觉身轻？——似“元自”二字可易。究之亦竟无可易，易则意变。诗造高境，譬登险峰，愈上愈难，往往艰于一字、二字。
梵澄先生于近体诗的创作，可谓斫轮老手，颇知其甘苦，所谈也多内行之言，其对虚实、宾主的一段论述可谓精彩。但具体就萧诗而论，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此诗为绝句，前两句为：“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若只看后两句，确实于虚实相生有失。但整首看来，前两句正是写实，与后两句之虚写，也可谓有问有答了。又龚定庵《己亥杂诗》之：“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也是前两句实写，后两句虚写，与此机杼正同。从意义上说，正确理解“一身轻”非常关键，否则，不但容易产生歧义，而且给人的感觉似乎后两句间缺少必然的联系，承接得不好。度作者之意为：白云只愿为雨，原不在乎自身。其实“一身轻”语出朱子《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之二“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一身轻”即轻视一己之生命，本身已经包含“不惜”之意。此句的意思应为：“只要能化身为雨普济苍生于愿已足，我（白云）本来就看轻一己的生命么。”不会有“岂身轻乃能为雨？或为天下雨是轻易事？或雨遍天下之后乃觉身轻”等歧义，“原自”二字无须易。
梵澄先生是湖南人，对于清末长时间生活在湖南、且对湖南政局有着一定影响的陈散原其人其诗都非常推崇。（说句题外话，孙波先生偶然疏忽，误以为散原是浙江人。《徐梵澄传》第367页：“而陈散原三立又是浙江人，与湖南何干？”案：陈三立祖籍福建上杭，清中叶迁至江西省义宁州，遂为江西人。这也是清末同光体以陈三立为首的一派称为“赣派”的由来。）无论是在《蓬屋说诗》还是其手稿《湘学刍论》中，散原皆居显著位置，又占有较大篇幅。比如在《湘学刍论》中谈道：
清代末年，中国出生了一位伟大诗人，在“诗人”这名称的古代和今代的义度下。自1919五四运动起，新诗勃兴，但旧体诗仍然没有消失，因为诗，性质总归是一，不论体制之新或旧，文字之为中为西。然结束了有清二百六十余年的诗坛，亦即是自周秦以后中国的旧诗坛，有这么一位巨子；同时也是文章家，即古文作家，也结束了千多年古文传统。其前，尚有人在某方面可以媲美；其后，从三十年代，直到于今九十年代了，没有任何诗人可说上同其伟大。由于本是一完满的人格，或诗或文从之辉射而出者，如夜空一大明星之光，辉射八极，同时也实支配了一相当长久时期的人心，受到旧社会的崇拜。大星从高空暗淡了，诗人陨落，可说也同时结束了往史，要开一新时代了。然其人之声光气象，所表现于诗、于文、于行事者，正自有耿耿不可磨灭者存，可供新时代及后世人研究，参考，取法。而且，诚所谓“神明华胄”，在乱世有如此伟大人物出现，正是华夏的光荣（《徐梵澄传》第368页）。
徐先生在《蓬屋说诗》第十五则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清之初祖可推王士祯，而结束时代者，当推陈三立。”“散原终身为一纯粹之诗人，在诸遗老中皦然不缁，人格卓出诸人上。如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之流，多有惭德，虽相与酬唱，实皆陈氏之罪人也。他如易实甫、樊樊山辈，虽不无文辞，然相去远矣。”
刘纳先生曾经有一篇题为《陈三立：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文章，和徐先生“结束了有清二百六十余年的诗坛，亦即是自周秦以后中国的旧诗坛，有这么一位巨子”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只不过徐先生更提出了“最后一位古文作家”的说法，把目光从诗又移向了文。《蓬屋说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散原精舍诗，如第四则、第五则、第九则、第十则、第十六则、第三三则、四一则等，其中第五则论散原诗中所用典故，谓“非其典故之难解也，盖所用者多寻常故实，其典故所指之史事为何，有待考证也”。他所举的例子是《散原精舍诗》的开篇之作《书感》：
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
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
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
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徐先生是这样讲此诗的：
第一句指八国联军入京后慈禧挈光绪帝奔西安(一九〇〇年六月)。晁错指许景澄，郭隗指康有为。“补衮经纶”句指湘政维新开始旋辍，“干霄芽蘖”指义和团。“巢堂燕”指李鸿章，盼其议和约时犹能挽回国家权利也。——此说余昔闻之某前辈先生。此诗之原义如此。故甚盼有明通掌故之学者，今后稍说明此种“本事”。诗中使事非僻典，则可存而不注。
其实，相对于同光体的另外一位大家沈曾植来说，散原诗中的僻典不算很多。但是常用典故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理解之路上设置关卡，比如上面这首诗中的“更闻谢敌诛晁错”一句，古典当然是《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之事。但在今典晁错所指为何人，却言人人殊了。如张修龄先生是这样讲的：“当政者迫于困境，欲定城下之盟，不惜‘诛晁错’作为给八国联军的酬礼。载勋、载漪、毓贤、刚毅、英年、赵舒翘等盲目排外，而终成慈禧求悦洋人的牺牲品。与此相对，诗人提到了同时代的‘郭隗’们，想维新风行之时，光绪帝罗致人才，委以重任，诗人与其父陈宝箴及康、梁等人，或许正是诗中喻指的‘求贤’对象。” （见《元明清诗鉴赏辞典》）而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提到这首诗说：“次联言朝廷为了求和而诛杀当年主张与洋人开战的大臣，而这一切都产生于当初光绪帝援用康有为等人。”我们可以看出，在晁错所指何人这点上，徐先生所云和其他两位意见相左。诚然，许景澄及载漪等人，均是在庚子年被杀的，原因都和八国联军有关。许景澄与徐用仪、袁昶合称“三忠”，《清史稿》和清末以来的私家笔记对他们的事迹都有类似描述，我们但看正史即可。《清史稿·许景澄传》说“拳祸作，景澄召见时，历陈兵为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太后闻之动容，而载漪等斥为邪说。联军偪近畿，景澄等遂坐主和弃市。” 《清史稿·袁昶传》又有相关记载：“义和团起山东，屠戮外国教士。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谒慨，上执景澄手而泣。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未及奏，已被祸，疏稿为世称诵。”其实许、袁被杀，还有义和团鼓噪的成分使然。而杀载漪则是八国联军和清廷谈判所要求的条件之一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诛晁错”之前尚有“谢敌”二字，许景澄等被杀，是由载漪、义和团等造成的，这些人对清廷而言是“友”而非“敌”；被杀原因是他们不欲与“敌”开战。若是晁错指许景澄，则“谢敌”无着落；若是指载漪等人，则若合符节。不过载漪之流与晁错相比真是何止云泥之别，用此典只是“比喻之一端”而已。
徐先生《湘学刍论》未能最后写就，真是一桩憾事。不过如果该书也论诗的话，我们倒是可以透过《蓬屋说诗》来想象一下这篇未写出的著作，因为徐先生不惜笔墨，多处论及湖南诗人，比如，徐先生在近代最推崇的诗人，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陈散原之外，就是王闿运了。其第十则：“清末民初之诗坛，两大家而已。一湘潭王湘绮，一义宁陈散原。”接下去便是谈陈散原的两首诗，诗即为讽王湘绮应袁世凯之召而作。另此前第九则谈陈散原“泥途影跛鳖”之句被王湘绮门人疵议。此外对王闿运批点的《唐诗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一直觉得，徐先生于2000年去世，未能见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这对于徐先生自己和我们读者都是一大遗憾：因为该书收集了大量散原早年的诗作，当时陈氏身居湖南，与湘人如王闿运等交往甚密，其诗风也明显受到王湘绮的影响。徐先生若是见了，必定欣然认为自己《湘学刍论》收入陈三立是何等慧眼独具，必定能够阐发出一篇大文章。可惜，现在这些都无从谈起了。
《蓬屋说诗》还记录了一些我们前所未知的文坛掌故，比如，大家都知道晚清名臣张之洞是西太后钦点的探花，一生对慈禧均感恩戴德，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站在慈禧一边。然而，徐先生在其第十六则里记录了一个别种面目的张香帅：
义和团起事，张南皮反对之。时卧榻上吸鸦片，听幕友读所办奏折稿，有云：“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则其时大臣私对慈禧有此称矣。
封疆大吏，总是有些跋扈之气的，否则凡事惟上命是从，俯首贴耳，似乎也办不成大事。晚清大臣稍早如胡林翼、曾国藩，稍晚如李鸿章，均是如此。徐先生这段文字，虽然寥寥数语，但描摹生动，人物跃然纸上，颇似小说。稍觉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介绍所述事迹的来源，想来是故老相传了，因为尚未见到他人有类似的叙述（也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然细读这一段，让人觉得这个主角如果换成刘坤一，或许更“合适”一点：一是人物的语言似乎跟刘坤一的性情脾气更吻合；一是因为张之洞反对抽鸦片，出任山西巡抚时曾大力禁烟，而刘坤一能抽鸦片确是出了名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并未有实据。
其实，广义地来讲，未必标明《诗话》的著作才是诗话。即以徐先生来言，就我所见，《梵澄先生》一书中便有很多论诗谈文之处，颇有可以与《蓬屋说诗》对照而观者，比如其第16页，对于陈散原“落手江山打桨前”一句的赏析，第45页对王闿运《唐诗选》的评论，第76页对陈寅恪诗的评论，第89页对马一浮诗的评论，等等，均可辑在一处，作为《蓬屋说诗》的补编。顺便说一下，在《梵澄先生》第89页，徐先生说“当代诗至柳亚子、郭沫若止，自郐以下，不成诗也”。不知道徐先生把“当代”诗划到柳亚子、郭沫若而止是以时间为限，还是以诗艺为限。倘若是诗艺，比柳、郭二人更差的诗真是没有去读的必要了，所谓“所得不偿劳”。倘若是时间，那么柳、郭之后，不说别人，就是徐先生自己的诗也比郭打油之流好很多。《蓬屋诗存》里，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首《宿沙坪坝夜雨》：“纸窗桦烛萧萧雨，生死人天罥梦魂。九地杀机多鬼哭，十年文字只陈言。藏山已觉非吾事，说剑余怀倒酒樽。檐滴销心奈霜鬓，冷看徒手袭中原。”此诗颇能道其肺腑。不过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徐先生取法的不是湖湘前辈王湘绮，而是其同样推重的、与湖湘诗人关系密切的陈散原。

本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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