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人民”文学的“个人”史——《人民文学》30年记忆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08-12-17 22:42 标题: “人民”文学的“个人”史——《人民文学》30年记忆
“人民”文学的“个人”史——《人民文学》30年记忆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2-11 14:46:37 作者：夏榆
从“庙堂”走向民间，从“遵命”走向自主，从中心退居边缘……曾几何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是投稿者；现在，人人可“上传”网上发表作品。中国文学30年，脱“神”还“俗”。
毛泽东于1962年4月27日他的《词六首》投稿给《人民文学》，发表在当年第五期上。这期刊名换了印刷体。
王蒙被称为意识流小说代表作的《春之声》发表在1980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他后来担任了这份国家文学期刊的主编、文化部部长。
1949年10月创刊号，郭沫若题写的刊名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
第一任主编茅盾为《人民文学》写的发刊词
本版图片由 《人民文学》杂志社提供
作者: Robot 时间: 2008-12-17 22:42
前记忆
《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周扬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论文。
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人民文学》，由茅盾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当年的创刊号封面和目录页后的首张内页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刊名题字则是经过毛泽东推荐，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手书。
作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和领导人的支持，它是新政权、新政治、新政策为构建新的文艺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次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运作的产物。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新中国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
《人民文学》的编辑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但从1952年三四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导致《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或者说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
1955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把大炮带回家的士兵》。在早期，《人民文学》经常发表译作，当时的编者大概很难想象，卡尔维诺的名字在四十多年后会标志着一种抽象、纯粹的文学精神。
1962年的第5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这六首词是毛泽东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把稿件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人民文学收”。
然而到1966年5月，“文革”风暴掀起，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民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压，被迫停刊。
它在1976年的“复刊”则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充分博弈、角力的一种结果，成为一代政治和一代历史的文学见证。
复刊的动议，是在1975年间。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7月25日，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之外，这种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复出”直接相关。
《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做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 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署名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不“残酷”，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他和蒋子龙在两年之后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一起，开始了一个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成了社会意识的先导，它参与确定公共议题，有力地改变了大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想象。在那个初冬，千百万人的心被一篇小说激动着，他们从中听到了新时代降临的征兆。
幸存者归来
1950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的创刊号发表了柯仲平和何其芳献给共和国诞生的颂歌《我们的快马》和《我们伟大的节日》，茅盾先生约请正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刘白羽写了反映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火光在前》，作为当期小说的头题。
创刊号还发表了一组巴金、胡风、郑振铎和冯雪峰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撰写的文章，胡风的题目是《鲁迅还在活着》——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就这样出世了。
1952年，白桦在第6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竹哨》，同期有巴金的散文《平壤》。
次年白桦又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年轻的白桦将奇丽的边地风情带进当代中国读者的想象空间。然而不久，白桦被打为“胡风集团成员”遭到批判。
1953年，因为向毛泽东递交阐述自己对文艺工作意见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胡风受到批判。两年后因震动国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入狱。受胡风冤案株连，众多的作家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遭受监禁。
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的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分子”四个字就照单全收……
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
1977年，远行者归来，白桦、闻捷、碧野，他们来自地理上的远方，他们从被迫的漫长沉默中终于归来。1977年第6期，白桦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地上的神仙》。
1979年11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白桦接到胡风一封信。
信是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来的，比较厚，信封却很小。然而这封信让白桦获悉了胡风的下落和出境。“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地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
1979年，胡风获释。1980年胡风被平反。1983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复出的胡风的杂文《写在“坟”后面》。在此间，因1957年反右斗争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余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百上千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和放逐的作家陆续获得解放。
新时期开始
1978年春天，宗璞写了短篇小说《弦上的梦》。
这是一篇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小说，稿子誊清后寄给《人民文学》。“编辑看了都觉得好，但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小说不能发表，就搁在那儿了。”
《弦上的梦》写到1976年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写小说之前，宗璞去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看见哀悼周恩来的情景，广场人山人海，很多的花圈，一层一层堆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因为家族的关系，宗璞见到过周恩来。外祖父任芝铭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抗战时期，外祖父送他的第六个女儿任平坤到延安参加革命。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是任芝铭的外孙女，宗璞叫孙维世表姐，早年孙维世经常到家里来住，有时候周恩来到家做客，宗璞就跟孙维世在家门口等周恩来。
宗璞写出短篇小说《弦上的梦》，她记录了那些哀伤悲痛的瞬间。
但是这篇小说直到1978年12月才发表。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一年《弦上的梦》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奖第一名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1979年的《人民文学》成为传奇的记录者，归来的艾青吟唱《光的赞歌》，童怀周的《丙辰清明采风记》记录了大时代的风暴；在同一期上，邵燕祥发表了《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而在1954年的第12期，这位诗人发表过《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
1980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柯云路发表了构思写作于两年前的短篇小说《三千万》。
其时，柯云路还叫鲍国路，他是山西榆次锦纶厂的技术工人。
这篇处女作，用当时评论界的话说是一炮打响，随后获得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鲍国路从此成为柯云路踏上文坛。两年之后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
《新星》的发表和热销使柯云路在文坛备受瞩目，它被海内外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标本。
除了被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编辑以及媒体记者追逐，柯云路还被普通百姓围堵。那时候住的条件比较艰苦，平房里没有上下水系统，吃水要自己出街去挑，每次他是刚刚提完水回家，门口就有人等着找，说是有什么问题，递状纸诉冤情。
《新星》之后，柯云路又写出《夜与昼》《衰与荣》，从偏远的县城写到京都，写到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文化的社会阵痛。那个时候他经常参加北京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沙龙。“那时候大家思想特别敏锐、开放，各种新东西不断被引进来，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成为新旧潮流冲突、嬗变的中心，讨论交流有关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问题，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那时候的文学应和了时代变革的浪潮，作家不断地突破禁区、一个短篇小说就引起社会的轰动。那时候文学在政治禁锢中获得解放，真正成了社会的晴雨表，成了民众的代言。那时候的文学成了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朦胧诗
1980年第10期《人民文学》发表北岛诗歌《宣告》。
北岛原名赵振开，他的诗歌受到关注始于1978年。诗人芒克回忆北岛出道的情景时说：
“1978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赵振开托人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我佩服他真的把写诗当回事并敢于去冒险。在那年月，私印这类东西是有可能被抓入狱的。这一年的北岛和芒克开始筹备办杂志，不久成立了《今天》文学杂志编辑部。到当年12月印刷完成第一期杂志。第一期杂志印出来的时候，《今天》在北京城张贴得到处到是。”
《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声名大噪的“朦胧诗”的诗人们来讲，他们的源头就是《今天》。北岛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
在这期《人民文学》还同时发表了徐敬亚的诗歌《谁见过真理》、王小妮的诗歌《雨夜》。
在1981年第4期《人民文学》则发表了顾城的诗歌《给安徒生》。“朦胧诗”受到青年读者的狂热追捧，但评论界意见尖锐对立。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为代表的崛起论，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全面更新的起点，它使新诗艺术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逆流，它将自生自灭。然而，这种批评更多地是来自文艺论争本身，中国作家不再因为发表独立于主流社会价值观或独立于意识形态的作品而被惩罚或者监禁。
诗人自杀在1980年代成为触目的景象。1989年6月，更为年轻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尽。
海子死后不久，《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长诗《麦地与诗人》。
现代主义在中国
1986年，高行健在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给我老爷买鱼竿》。
其时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高行健探索现代戏剧的实践正受到瞩目，他创作的《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广泛反响，并因其新的演出形式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高行健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0年代初期到干校劳动，后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81年其时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
高行健被争议的还有他在此间写作的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初版），他的论文《谈小说观与小说技巧》在1983年遭到批判。此时的中国文坛受政治气候影响，乍暖还寒。
1990年代高行健赴法定居，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
真正使他受到世界瞩目的是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始于1980年代新潮文学的作家把对人性、对人的境遇的新的认识带进了中国文学。
1985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发表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这篇小说和这一年同时出现在《人民文学》上的阿城的《孩子王》、莫言的《红高粱》、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喜马拉雅的古歌》，这些小说共同成为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建筑，此时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新一代作家备受关注。
引起公众瞩目的还有这些作品书写的文学形象。“‘个人’的形象令人惊愕地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街上，在人群中，一个人特立独行，他骄傲而卑微，愤怒而冷漠，他力图把自己与人群区分开来，他专注地倾听内心的声音。文学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章节，在这个章节里，中国作家们开始了对‘个人’，对日常生活等等陌生区域的发现和探索。”《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
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发表余华的小说《鲜血梅花》。在同期的小说中有格非的《风琴》和王朔的创作谈《我的小说》。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在1990年代以后）与1980年代中后期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在这一年，王朔通过他的刻苦写作和嬉皮风格成为风头强劲的文化明星。
王朔写了很多文化痞子，游戏、颓废是这些人物的精神特征，他的小说对白通俗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他笔下的人物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和他自己“我是码字的”宣言一样，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由他策划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1990年代大获成功。由他的小说《顽主》等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都广受欢迎。王朔的作品风靡一时，同时也争议不断，这也使他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影坛缔造了引人注目的“王朔现象”。
1980年6月，王安忆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那是一篇散文，题为《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到了1990年代，王安忆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在谈到“王朔现象”时说：“王朔其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我觉得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可爱，脚是软的，眼光也是软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说的样子，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要不来考验我，我经不起考验，一考验我肯定叛变，立刻就成一个坏人。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温情主义者，他很容易受伤害的。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伤痛，就会做出特别凶悍的样子，他会做出特别抵抗的样子，或者胡来胡闹，把事情搞成一团酱。到后来王朔穿得铠甲就太多了，层层叠叠，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他很能体会人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他太软弱了，很多东西他不能抵御。”
70后美女
文学生生不息，高大的身影远去，新人不断走来。
1998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周洁茹的小说《我们干点什么吧》和《抒情时代》。
在这一年的《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戴来的《要么进去，要么出去》《你躺在那儿干什么？》。
第八期则发表了卫慧的《甜蜜蜜》。这是“70后美女作家”集体面对公众的时候。
在这一年，和《人民文学》同时推出“70后美女作家”的还有远在吉林的《作家》杂志。
一批出生于70年代的女性作家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期刊上，小说专号，再配上这些女作家的照片，她们看上去更像一些商业招贴画。
把这些作家归为一个群体只是表面的作法，她们的年龄、性别的相同，并不成为她们写作的共同基础。例如，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他们是历史地生成的一代人；而这一批作家，没有坚固的历史纽带，只有个人记忆，只有当下展开的生活，这些生活与我们前此的历史脱节或断裂。这些作家与当代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她们与乡土中国已经相去甚远，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化是她们写作的现实背景。她们乐于寻找生活的刺激；各种情感冒险和幻想；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漂泊不定而随遇而安，一种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化成为她们写作的主题。
她们同时也构成当代青年亚文化最生动的部分。在这一年卫慧写出了《像卫慧那么疯狂》、《蝴蝶的尖叫》（1998）等作品，显示出躁动不安的冲击力。青春期的焦虑与孤独感构成了她的人物的基本生存方式，她们处在闹市却感受着强烈的孤独感，这些亚文化群落普遍的生存经验在卫慧后来的《上海宝贝》得到更极端的书写。
与卫慧同居上海的棉棉同样热衷于讲述亚文化故事，棉棉的《香港情人》，讲一个女作家介入流行音乐的故事，反常规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人物的基本经验。
批评家陈晓明在评价“70后美女作家”现象时说：“这些更年轻的女作家，显示出比陈染、林白和海男更激进的姿态。但她们的激进只是局部的，经验意义上的。就她们的文学观念与现实背景而言，她们又不是‘先锋性’这种概念可以描述的。她们的写作不过是当代商业社会已然出现的某些经验的反映。”
这些70年代出生的作家引发了各个刊物追捧的热情，他们虽然未必具有什么革命性的冲击，却可能改变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传播方式。这些关于城市恋人的叙事，已经最大程度地改变了经典小说所设定的那些人物形象模式和价值取向，提示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场景。
80后作家出现
进入新的世纪，更为年轻的80年代作家出现，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等，他们以新锐的写作姿态和自由的表达引起社会的关注。《人民文学》关注这些作家，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最早就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2009年第一期将发表春树的中篇《光年》。新任主编李敬泽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人中 ‘80后’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会受商业议程支配，不一定看谁名气大，我们更关注那些被遮蔽的‘80后’，前年我们推出了来自打工者的诗人郑小琼，那时我就说，别忘了，她也是生于198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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