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郝时远]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08-12-17 21:16 标题: [郝时远]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
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
郝时远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8-12-16 10:00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30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在继承和发展的进程中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立足本土——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情实际出发;发展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关注现实——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尊重差异——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资源;展
开视野——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不断增强和彰显的中国特色。
立足本土: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情实际出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民族的载体,是中国历史和现实最重要的基本国情之一,也奠定了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立足这一国情的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学科——民族历史研究,在完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这一工程之后,展开了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情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史学界从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及其“五方之民”的互动关系入手,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在这一主题下,民族史学界对历史上的中国及其各民族的互动关系、民族同化与融合、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重要的史实和理论进行讨论,撰写了大量论著,推出了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等奠基性著作。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族别史研究基础上,开展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产生了费孝通先生概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国情,而且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构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是研究视野的全方位拓展。在对中国民族史进行断代、贯通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史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其中,古代各族别的源流及其迁徙、离散、融合、发展,各民族政治、法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历朝各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与边疆开发治理之道的研究,包括汉学、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专门学问,多种古代文字的释读及其文献整理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此展开的丰富多样的中国各民族互动发展的历史图景,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内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同时,民族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即步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史研究,则为“中华民族”从局限于汉族到代表中国各民族总称的转变过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在这方面,除了清末民初中国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和孙中山领导“五族共和”的辛亥革命影响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多民族国情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实基础。
发展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基本原理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也是直接为我国民族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引导民族学研究各学科深入发展的重要依托。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上正本清源的拨乱反正,到在实践中恢复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研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批判和消除理论界一度流行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等错误命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民族理论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完整、准确和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则全面、系统地开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观点与政策实践,其中包括对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论述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在较为系统地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学术界展开了以“民族”概念及其应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等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些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离不开这些理论在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也始终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直接相关。其中包括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发展的民族学研究的学科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也离不开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民族理论研究发展的主流方向,一是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系统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中取得了新的进展;二是在总结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教训方面,切实从相关国家的国情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背景、制度模式、政策实践出发,揭示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训;三是通过深化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历史和现实认识,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四是针对西方的相关概念及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对这些概念体系和理论的本土化引进作出学理分析;五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实践的研究,发掘本土的传统知识体系和智慧,为各种学术理论的吸收借鉴提供立足国情实际的基础。
民族理论研究始终与民族工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法律保障和政策体系,是民族理论研究十分重视的课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是自治权问题。自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对这一制度的学理、法理及其实践的研究推动了民族法学、民族政治学的发展。随着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和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根本要求,取得了显著成绩。
民族理论研究及其与民族工作实践的结合,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学术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也随着对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有关民族问题、民族工作论述的研究而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果,不断被吸收到指导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思想体系和工作方针之中。
关注现实: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学研究是一个基础性、应用性兼具的综合性学术领域,正如中国最早阐释民族学特性的蔡元培先生所说,民族学与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均有关系”,而民族学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事实要从考察上得来”。因此,在民族学关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都是通过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实现的,这也使走向改革开放广阔“田野”的民族学研究,围绕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呈现了多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发展趋势。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有1亿多人,但是其聚居分布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到国土面积的64%,在两万多公里长的陆路边界线地区基本上都居住着少数民族。因此,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事实上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等历史因素,而且涉及到我国陆路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民族学界在先东部、后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展开了持续不懈的以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调查和政策实践研究。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项目,不仅突出了多学科、综合性的学术研究特点,而且推动了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这种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田野调查工作,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和自然村寨等不同的经济社会单元不断展开,涉及农村、牧区、山区、林区等多种经济生活类型。这些调查研究对进一步把握中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案例;对在东部率先发展造成的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态势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对策建议。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离不开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互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既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力。互助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保障是团结,目的是共同繁荣发展。在这方面,民族学界开展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东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少数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发展的战略接续作用的研究。
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视野,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资源及其旅游业的开发、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在优势及其对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不仅进一步整合了全国一盘棋的“共同”意识,而且显著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立足当地实际加快发展的自信心。因此,以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模式为主导的研究,也更突出了因地制宜的取向。这一点正是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基础,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
尊重差异: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资源
192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先生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其中,“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比较他们的异同”,追究其差异的原因——地理、气候、交往、特性、发展程度等,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其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结合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发展现状,从艺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信仰八个方面论述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这种发展“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而是现代与传统并存。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学研究来说,对现实的关照不仅扩展到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始终面对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多样性的差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具有丰富的现实依托。正如当今世界在全球化推动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普遍遇到了生态和文化问题一样,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在为人们重新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在研究西部地区发展劣势的同时,也揭示了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潜在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在于矿产、能源、森林、草地、水源等自然资源,而且还在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依托于不同的生态环境基础,文化多样性则依托于独具特色的各个民族。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因地制宜发展模式的基本要素就包括了对生态、文化这两种资源的保护和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推动力,是与民族学同源发展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的同一性,使这两个孪生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田野”中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交融发展态势。事实证明,中国的西部地区是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厚的地区,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最具斑斓色彩的资源。这些依托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间史诗、饮食、服饰、医药、建筑、生产技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保护、利用和传承这些文化,不仅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通过实地调查的田野工作,利用包括影视等科技手段记录、采集那些濒危的文化资源,是极其紧迫的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最重要的课题,这些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新认识和全面把握基本国情,而且在于从文化多样性资源中去提炼那些经年继世传承于民间社会的传统智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完成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反映中国各民族语言资源的《中国的语言》课题,揭示了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现的语言达到129种的基本国情;而对各个少数民族游牧、游猎、刀耕火种等传统生产方式的生态—文化解读,不仅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经验和传统智慧,而且对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古老的启示。对少数民族多样性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传统知识和智慧进行发掘、提炼、升华,是实现创新性发展不可忽视的本土资源。这方面的研究及其所产生的思想影响,为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展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少数民族聚居格局也呈现出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和各民族散、杂居化的态势,民族关系的民间化、社会化发展日益显著,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关涉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互适应问题也不断扩大,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族际互动中的矛盾、摩擦相应增多。这些问题不仅为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展开了城镇化的“田野”,而且预示了中国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族际关系日益密切的发展趋势。
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不仅是出于对我国社会生活领域阶层、利益、思想等多样性的现实认知,而且也是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国情的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观念的提出,无论对国内的多样性而言还是对世界的多样性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一重要观念的内涵突出了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的基本理念。这也正是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对多民族的中国和多样性的世界作出的理解。
展开视野: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在民族学研究领域,突出体现在对民族大千世界和各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等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民族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情况、问题、理论”为主的学术积累,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及其引发的世界范围民族、宗教意识的高涨,进而转向了地区性、国别性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交互影响加剧。针对这一态势,学术界在开展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以及东欧相关国家剧变的动因研究中,民族问题及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误区、政策失误都纳入了世界民族研究的视野。同时,源自前苏联和东欧的民族分裂、国家重组的波澜很快向西欧、北美乃至全球蔓延,学术界有关20世纪的三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研究成为热点。民族主义问题成为民族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等诸多学科持续开展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了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
对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开展研究,不仅是中国融入世界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重要途径。世界民族问题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对民族大千世界及其文化多样性认识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资源。在这方面,学术界所展开的系统性、地区性、国别性和专题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方面,全球化所推动和影响的许多重大现象和问题都引起学界的关注。比如国际移民现象、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民族宗教问题的背景等等,都为民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研究领域和多学科合作的平台。
我国是人文资源极其深厚、丰富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历史悠久的民族志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事业在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发达的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形成立足本土、符合国情实际的学科理论体系及其全面的学术规范。在引进、吸收和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和规范方面还存在缺乏立足国情和本土资源的理论鉴别工具和对话能力。这正是我们在继续推动民族学研究事业繁荣发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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