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书所见之“游艺” 吴莆田 一 “游艺”本来是孔子的说法，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与“道”、“德”、“仁”相比，“艺”最为具体（“六艺”如礼、乐、射、御、书、数），但孔子偏偏用意向色彩最为弱化的“游”字（与“志”、“据”、“依”相比），来表明其对“艺”的态度，可见孔子对“艺”本身并不特别看重（此与其“君子上达”、“君子不器”的主张相符），他看重的是在习艺过程的优游，《礼记·学记》里的一段话可做注脚，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照此说，孔子的“游艺”固有其胸次洒脱的一面，但总起来看，他的“游艺”是围绕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起一些娱情的作用。庄子这个人的确是很不喜欢儒者的。《庄子》书里有好多谈艺寓言，如《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天道》篇的“轮扁斫轮”，《达生》篇的“佝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人游水”、“梓庆削木为锯”，《知北游》篇的“大马之捶钩者”，《徐无鬼》篇的“匠石运斤成风”。这些村野之夫，个个技艺了得，道行深不可窥，简直是鬼斧神工，神人假手，偷造化之功，默契天真，冥周物理。这些人的一手绝活，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鸡鸣狗盗之徒的“雕虫小技”，没有一项是属于儒者堂皇标榜的“六艺”，但庄子却把他们捧上了天。更绝的是，《庄子》书里也记了两三个不得技艺之道的反例，但恰恰又都是儒者“六艺”中的“御”和“射”，我猜想此并非巧合，而是庄子成心要跟儒者抬杠。 孔子大概比较欣赏“六艺”之一的“御”，《论语·子罕》有一段夫子自道如下：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街的一个人说：“孔子真伟大！学问广博，可是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孔子听了这话，就对学生们说：“我干什么呢？赶马车呢？做射手呢？我赶马车好了。”（杨伯峻先生译文） 来看看《庄子·达生》篇里如何说善御者的不是：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鉤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东野稷乃古之善御者，他以御事鲁庄公。左右旋转，合规之圆，进退抑扬，中绳之直，庄公以为组绣织文，不能过此之妙，任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复其迹。但鲁之贤人颜阖则看出其败相。此说明，若不合乎物（包括车马）之性，则巧技不足以持久。 再说“射”。儒者为何把“射”列为“六艺”之一？除了“射”可以培养人的专心致志外，其象征之义亦为儒者所欣赏。孟子讲得很明白：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但《庄子·徐无鬼》篇却讲述了一个可笑的射手：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巧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 吴王射杀一只老猕猴，想不到他的箭被老猕猴敏捷地接住。吴王不仅没象孟子说的“反求诸己”，反而责怪老猕猴“伐其巧恃其便以巧予”。 二 《庄子》书里本来并未见“游艺”之说辞，不过，庄子是讲“游”的，有人甚至把“游”字作为《庄子》的通义（见王叔岷《庄子通论》）。“游”是胸次洒然、无所系缚的自适、自得、自乐（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庄子》书对那批拥有手艺绝活的村野高人的描绘，正好是对“游”的精神状态的呈现。所以，说《庄子》书里有“游艺”，不过是采取了可能并无大碍的方便说法。说到工艺，大家马上会想到规矩、规则。是啊，没有规矩、规则，怎么能做得出一个合格的有用的工艺品？这是世人的想法，也是孟子的想法。孟子这个人用世之心之情过重过切，匠气足，他老想用规矩、规则（仁政）去做出一个合格的有用的工艺品（平治天下），所以他就说： 离婁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孟子·离婁章句上》） 当其时也，孟子名声大，待遇优，动辄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所到之处，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聆听孟子的高论（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孟子苦口婆心，但国君们不见得就身体力行，不得已，孟子自己给自己所信奉的“规矩”论打了折扣──“梓匠轮輿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章句下》）意思是说，木工以及专做车轮或者车箱的人能够把制作的规矩准则传授给别人，却不能够使别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杨伯峻先生译文）。 庄子知道，儒者即使尊贵如孟子，终不免无功而返。所以，庄子干脆来个“游乎方之外”，“游乎无何有之乡”。《庄子》书里也有一位善用规矩的巧匠，但全然别样于孟子眼中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公输子： 工倕旋而蓋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 倕是尧时的工人，禀性极巧；蓋用规矩，手随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任物因循，故其灵台凝一而不桎梏也（郭庆藩疏）。此表明，不能施用规矩，擅立外在标准，而只能任物因循。打个比方，既不能削履适足，更不能削足适履，而只能忘足适履。在《庄子》书里，所有的艺林高人，绝非一班“熟能生巧”的能工巧匠（也许应称为神工鬼匠），对他们来说，规矩完全是等而下之的，哪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 在孟子、庄子间论“规矩”，是为了说明，“规矩”在此二人眼里，不过是社会的礼仪和法度的象征。生逢乱世，以庄子之自负，他罗列了那么多无“规”无“矩”或自“规”自“矩”的艺林高人，并不是说着玩的（“《庄子》书所见之‘游艺'”倒是说着玩的），而是有如上所表之深意寓焉。 三 为了将《庄子》书所见之“游艺”故事再往细处读，不妨先单独说一说《徐无鬼》篇之“匠石运斤成风”：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堊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郢人并非真人，不过泥画之人也。堊者，白善土也。慢（漫），污也。即，有一尊泥画之人，他的鼻端上沾了一点象蝇翼那么薄的白土，艺林高人匠石竟瞑目恣手，听声而斫，运斤之妙，遂成风声，且不爽毫厘——“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也够胆，居然敢于以身试斫，最后还是匠石吐了真言，坦白只能斫那些不动之质——“质，对也。匠石虽巧，必须不动之质”（郭庆藩疏）。 《庄子》书所见之“游艺”故事尽管情趣横溢色彩斑斓，但还是可以寻到进入这片玄妙之“艺林”的标识，即“必须不动之质”。在所有的“游艺”故事中，无非“人”及“人”所“游”之对象（质），而对象又可分为两类，一为不动的对象，一为动的对象。如果面对不动的对象，则“人”仅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如果是动的对象，则“人”需费一番“习以成性”之功，使动的“人”拟物化。总之，在“人”与对象之间，起码有一方必须是“不动之质”。象上述“运斤成风”的匠石，他不敢削宋元君的鼻子，其实表明他的道行欠火候，面对动的对象，尚不能把自己拟物化（故不拟将匠石“运斤成风”列为下文之分析对象）。 下面就试着给《庄子》书所见之“游艺”故事分分类：
在属于“人动——对象不动”类型的“游艺”故事中，强调的是动者（人）对不动对象的固有物理天则的体察，这个过程并不短，如解牛的庖丁——“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斫轮的轮扁自称“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捶鉤的大马也是“年八十矣”；而削木为锯的梓庆则更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其体察物理天则的过程——“臣将为锯，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之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在这类故事中，没有一个高人身怀绝技，可谓没有儒者眼中的任何规矩，这是庄子一班人的傲世；但庄子一班人傲世而不傲物——“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所以，这类故事中的高人都乐意历时经年地去体察物理天则，所谓“游于物”、“乐通物”（《大宗师》），“与物为春”（《德充符》），“与物皆昌”（《天地》），“驰万物”（《天道》），“乐物之通”（《则阳》）“处物而不伤物”（《知北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可以说，这类“游艺”故事中的高人纯然是在“活学活用”庄子一班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这类“游艺”故事是表明庄子一班人心迹的话，那么下一类“游艺”故事则似乎是要奚落儒者。 在属于“人不动——对象动”类型的“游艺”故事中，强调的是人的“拟物化”，所谓“习以成性”，或是“痀偻者承蜩”中的“痀偻者”身手如枯枝，或是“津人操舟”中的“津人”如鸭子没水，或是“丈人游水”中的“丈人”“长乎（水）性”。由于对象是可动的，应该说这一类型“游艺”的难度更大。在世人看来，凡难度越大的动作一定越需要技术（规矩）。庄子一班人在此当起了导演，他们把孔子及其门徒请到了这类故事中做大惊小怪（如孔子对游水的“丈夫”说“吾以子为鬼”）的“群众演员”，因为庄子一班人知道，执意于规矩的孔门一定会问东问西的。果不其然，孔门发问了——“子巧乎！有道邪？”（孔子问承蜩的痀偻者），“操舟可学邪？”（颜渊问操舟的津人），“请问蹈水有道乎？”（孔子问游水的丈夫）。这些高人也耐心作答，但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技术（规矩）窍门（所以颜渊对孔子抱怨道：“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而是叙述了他们“积习成性”的“拟物化”过程，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錙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痀偻者承蜩），“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津人操舟），而游水的“丈夫”干脆对孔子说：“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孔子虽问不到什么规矩，但最后倒是受到了现场教育，甚至立场也发生了动摇，不再寻规问矩（循规蹈矩）了，此有孔子当着弟子的面发出的深切感叹为证——“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凡外重者内拙”（津人操舟）。 庄子这班人的“游”兴是既高且广的，为免跟不上步履，不如就此歇脚吧。 2005年7月26日于与点堂 | ||||||||||||||||||||||||||||||||||||||||||||||||||||||||||||||
来源： 开放时代杂志社网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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