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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石《端午礼俗史》序刘锡诚 [打印本页]

作者: 麦子 时间: 2010-11-3 13:33 标题: 黄石《端午礼俗史》序刘锡诚

黄石《端午礼俗史》序
刘锡诚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情势下，保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特性、保持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日益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迫切任务的当代，国务院于2007年12月7日发布决定，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四个传统的民俗节日，纳入国家的法定假日，并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显示了政府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尊重，深得人心。

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端五、重五和重午，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民族节日之一。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民众把端午节及其丰富的文化意蕴从上古传承至今，代代相传中，有增益，也有扬弃，但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活力。

关于端午节的源流，古代文献中的记载颇多，清代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曾将这些材料汇为两卷；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对端午节的源流所作的考证、对相关民俗事象所作的阐释以及地其性质的探索，文章也很不少，但纷然杂陈、众说不一，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还有很多的话题可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见诸报端的文章，不下几十篇之多。重要的，如江绍原的《端午竞渡本意考》（《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陆侃如的《五月五日》（《国学月报汇刊》第1期，1928年1月1日））、徐中玉的《端午民俗考》（《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1936年6月29日）、欧阳云飞的《端午恶日考》（《逸经》第32期，1937年6月20日）、间堂的《端午节考》（《论语》第114期，1937年6月）、闻一多的《端午考》（《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和《端午的历史教育》（1943年7月）等等。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大陆和港台学者发表的端午考源和文化阐释的文章就更多更丰富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不仅表明端午在中国南北各地的老百姓中不是一个僵死了的历史记忆，而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节日，而且也始终是中国学者们所关注的“活态”的文化现象。

在这许许多多著述中，初版于1963年的黄石著《端午礼俗史》，以优美流畅的散文笔法、广纳博采的叙事方式，以及环环相扣的论证逻辑，考释了端午节的历史源流，勾画了各地流行的端午节生活样相，特别是阐释了构成端午节的两大礼俗——角黍和竞渡——的文化意涵，无疑是一部把端午的源流考述和现实的民俗文化事象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知识性专著。

黄石（1901—？），本名黄华节，另一个笔名黄养初，是中国现代民俗学领域里的一位重要学者。[1]他的著述颇丰，研究领域也相当广泛，其主要学术方向是神话学和女性民俗研究。主要著译有：《神话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妇女风俗史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端午礼俗史》（香港：泰兴书局1963年）、《关公的人格与神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中国古今民间百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译著有：卜伽丘著《十日谈》（与胡簪云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顾素尔著《家族制度史》（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大概由于他是一个宗教研究者或一个纯粹学院派的学者，不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办民俗刊物的民俗学家们那样几乎都是地方性的学者、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俗采集经验，早期阶段上没有归属于哪个学术派别，到了晚期，又多年隐居于香港郊外的元朗，故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与内地学者完全中断了联系，也就少被内地学界所注意。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妇女风俗考》（高洪兴编）、1994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马昌仪编）、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石民俗学论集》（高洪兴编）等书，陆续收入他早年写作的民俗学、神话学论文，长期隐没无闻的黄石先生，其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

据所著《神话研究·编后》记载，黄石大约于1923年的“双十节”从海外（暹罗）“飘流归来”，到了广州，进入位于白鹤洞一带的协和神科大学上学，前后凡四年。在校期间，在校长龚约翰(Dr. John S. Kunkle)的支持下，潜心研究神话，完成《神话研究》一书的书稿，并部分地在学校的学生刊物《晓风周报》上发表。离开广州协和神科大学后，大约在1927年前后的暑假，着手整理、改削、增补已大体完成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出版。大约1928年初到香港《华侨日报》做编辑，时间很短，据赵世瑜考辨，5月便又回到协和神科大学。[2]大约于1930年赴北平，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门下专攻宗教及民俗，[3]他的许多重要民俗学论著是在此写作的，如：《胭脂考》（上海：《妇女杂志》第17卷第4期，1931年4月）、《一篇表现妇女生活的古诗——郑风〈秦洧〉》（《妇女杂志》第17卷第7期，1931年7月）、《苗人的跳月》、《迎紫姑之史的考察》（杭州：《开展月刊》第10-11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和《满州的跳神》（《民俗学集镌》第2辑，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发行，1932年8月1日）、《再说紫姑神》（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编《民众教育季刊·民间文学专号》第3卷第1号，1933年1月）等论文和专著《妇女风俗史话》（1933年）。自1932年10月、即《民间月刊》编委会改组后的第2卷第1期起，黄石被聘为该刊的撰稿人，但始终未见时在北京的他再为该刊撰文。[4]

1930年代前半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周围，形成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团队，名称叫“社会学社”，黄石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在他（吴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地势调查，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对宗族组织进行了调查，费孝通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黄华节大袄定县调查了礼俗和社会组织，费迪到青河对村镇结构进行了调查，郑安仑对福建侨民文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5]在这次调查中，黄石写出了调查报告《河北农民的风俗》。[6]1934年1月在《黄钟》第42期上发表的《屠苏酒》，1934年2月，在《东方杂志》第31卷第3号上发表的《冥婚》、第4号上发表的《桃符考》，1935年2月在上海《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发表的《五辛盘略考》等，这些文章可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作的、所能见到的最后一批著述了。1935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排斥进步人士，一度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俗文学的郑振铎以及与黄石、从事宗教与民俗研究的许地山都被解聘，郑回到了上海，到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许去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主任教授。黄石此后的去向变得扑朔迷离，不很清楚，有待于继续研究。

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1949年后，黄石移居香港，1960年代住在香港元朗东头村的租屋里，以卖文为生。这个时期，他陆续出版了《端午礼俗史》（香港，1963）、《关公的人格与神格》（台北，1967）、《中国古今民间百戏》（台北，1967）。近在互联网上看到，他在1981年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关公的文章：《山西夫子作天公———关羽的神格化》（台北《时报周刊》第170期，1981年）。

从黄石的学术经历中，我们看到，他的专业主攻方向在宗教，但却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民俗研究，包括他受派遣在河北定县的调查。30年代定县调查，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灭的学术光辉。但无论是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计划，还是李景汉主持的社会调查，都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尽管其中也有孙伏园等主持的民间文艺调查。但总体说来，都是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调查。而只有黄石的调查，所选的是民俗课题，成为在寥落的北方民俗学研究空域里中的一曲独唱，在中国的民俗研究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来在香港期间，很可能是由于生活上和学术上双重的孤寂的原因，他除了《端午礼俗史》外，还写了《基督教道德观与中国伦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2年）、《科学家看圣经》（鲍伊德等著，黄华节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2年）、《基督教与回教》（黄华节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6年）、《亚洲基督教教会与优生善养运动》（黄石译）等，宗教研究和翻译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了重要地位。

《端午礼俗史》是一部全面地研究端午节源流和阐释端午节种种相关风俗习惯的知识性读物。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其叙述和论证的实证性，重视让材料和事实说话，结论则在材料引证和分析之后。一方面，纵向上，作者把自先秦以来（作者认为“端午节发源于先秦，历二千多年。”）历朝历代有关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民俗事象作了历史地梳理与辨析；另一方面，横向上，对可能找到的全国各地有关过端午节的历史记述和鲜活材料蒐集起来，进行了归纳、比较、分析、阐释。纵向和横向地蒐集相关材料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文艺学家们（如胡适）和民俗学家们（如顾颉刚）已经大量、广泛采用并获得相当成就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对民俗事象作意涵或象征的阐释的研究，则在黄石著作中成为一个耀眼的亮点。

黄石笔下的端午节风俗习惯和民俗事象种类甚多，如时食之角黍、羹汤、端午酒、端午宴，祭祀（送瘟神、禳灾逐疫），蓄兰沐浴、采百草和斗百草、捕蛤蟆、熙游和避灾、竞技，龙舟竞赛，辟邪法物如辟兵、系红丝线（朱索）、长命缕、戴香囊葫芦，插菖蒲戴艾草，等等等等，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端午节诸多风俗习惯中两个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移动或分布最广、因而也是最为重要的事象——角黍和竞渡——的颇见深度和颇具兴味的阐释，有的独特的贡献，尽管在他之前，已经有学者（如闻一多）对这两个问题也从不同角度分别发表过一些见解了。譬如，在论述角黍时之前，作者先把他观察和论述节期时食的特殊视角和原则提了出来：“国人生活”“以应天顺时为节律”，而“节期的时食，多数不但‘应时应节’，并且还涵有特殊的意义，或象征某种故事，或象征某中现象，或代表所祭祀、所纪念或所畏惧的对象，食之有种种不同的作用，或增加活力，或与鬼神灵物契合，而取得其‘法力’，或借饮食驱邪却病，种种动机，不一而足。”他的贯彻视角和立论原则，使他对时食、特别是角黍（粽子）的文化象征含义的剖析，具有了值得注意的新意和深意。对龙舟竞渡的文化象征含义的论述也一样。作者运笔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发掘出在龙舟竞渡的乐事和仪式背后所掩盖着的、或被遗忘了的“驱逐恶神厉鬼，消除病疫灾殃”的古俗原意。

民俗永远处在嬗变之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民俗文化模式。但在眼看着端午节的丰富内涵就要蜕化为仅只是吃粽子、所有的民族节日的丰富内容越来越简化为美食节，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剧烈冲击下变得十分脆弱甚至衰微的当今之世，作者在4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论说，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端午节的来龙去脉，丰厚的文化底蕴，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对于提醒民族和群体的节日记忆，在当代青年中重现一个全像的端午节文化，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如前所说，作者黄石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偏居香港郊外，与大陆学界中断了联系，他的这本《端午礼俗史》最早出版于香港，后来又在台北再版，但此前没有机会在大陆出版。XX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仁愿意向大陆读者推出此著的大陆版，使读者能够方便地读到，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

笔者借此表示祝贺！

2008年5月6日于京郊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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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黄石的生平和在民俗学上的学术贡献，可参阅赵世瑜《黄石与中国早期的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后作为高洪兴编《黄石民俗学论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

[2]前引赵世瑜文。

[3]《民俗学集镌》第2辑《介绍本辑著译者》，1932年8月1日，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发行；许定铭：《被遗忘的民俗学家黄石》，

[4]《民间月刊》，原为陶茂康主编，在绍兴出版，第1卷共出版了2期，创刊于1931年6月，终刊于1932年8月。自2卷1号起，改由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黄石列为撰稿人。《启事》：“《民间月刊》自2卷1期起由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出版，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编。撰稿人：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赵景深、谢六逸、钟敬文、黄石、钱南扬、王鞠侯、娄子匡、曹松叶。”见2卷1号（出版日期是1932年10月1日）。

[5]许荣《本土化之梦——记吴文藻先生》，《苏州杂志》2005年第1期，2005年2月15日出版。

[6]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三个里程碑》，《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可惜我们没有看到黄石在定县调查基础上所作的这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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