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最早的人工建筑物之一，较之以天然树巢、洞穴为居址，人工建筑房屋无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人类采取何种居住方式，是与其生产活动、地理气候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反映着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根据考古、文献、民族学资料，我国北方民族最早的人工住舍主要有两类，一为帐式房舍，一是窖穴式房舍。这两者常常并存，因季节而宜。俄国考古学者根据在黑龙江流域考古发掘指出：“女真人不仅在窝棚里，而且也在临时的深土穴屋或半土穴屋里避雨和御寒”[1]正如我国古文献记载：“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2]每个民族均依据各自经济活动的特点侧重于某种居住形式，并相沿成习，形成传统。

帐式房舍是游猎、游牧民族通常的居住形式，在北亚、北欧、北美等地都有分布。[3]帐式居住形式以鄂伦春族的“斜仁柱”最为古老。最初只是简单地用树枝做支架，上面覆以桦皮、兽皮，以御寒避雨。蒙古族早期居住的“皮棚”、达斡尔族的“柱克查”都与此相类。“斜仁柱”建筑及其结构的完善是逐步实现的。一般先用两根主杆支起，再把六根带杈的树干搭在主杆上，互相咬紧，然后用柳条圈套住顶端，上面用狍皮、桦树皮、苇帘覆盖。顶端留孔，通烟换气。内设火塘，终年不熄。蒙古族牧民居住的“蒙古包”、柯尔克孜族的房舍“勃孜吾”、哈萨克人的毡房等帐式房舍皆以斜仁柱为雏型。鄂温克牧民的“俄儒格柱”（蒙古包）即是由原来居住的“奥布海柱”（即斜仁柱）逐渐演变而来的。[4]

半地穴式居址也是一种带普遍性的原始住所，分布地区很广。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先民活动地区，也多有这种居址发掘面世，如牡丹江流域莺歌岭遗址、东康遗址、黑龙江省东宁县团结遗址、内蒙阿善一、二期遗址都发掘出数量不等的半地穴式房址。[5]对此，文献典籍也多有记载，如满族先民勿吉人即“筑堤凿穴以居，室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6]

地室一般建于高阜向阳，又有树木掩风的地带。先挖出穴室，其形状、大小因居住者而宜。然后，从江边掏来白圭土洒在上面，用重石和木桩打夯，使地基和四壁坚实，再点燃木柴熏烧，使房基土成硬板状，不易塌陷。上面用圆木盖上，并覆以树枝和茅草，中间留一洞口，竖梯于洞口，作为地室的通道。

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地室建筑也更为完备。女真先民的地室不仅室内设施较全，有些还用树洞做气眼，冬季密封，夏季通畅，其上盖也可活动，以利阳光照射，便于空气流通。后又在地室中搭筑火墙、火炕，既温暖又防潮。

上图是女真人居住的地室简图，取暖、饮事、照明、通气设施均较齐备，设计也很合理。在此基础上，女真人又发明了双格式地室，即在地室上加盖小屋，地层下为大室，地面为小室，均可居住。双格式地室多为木结构，木与木之间用北方特有的“木刻楞”式或“卯榫式”相连。夯土筑基和卯眼接木法的使用，为地面建室奠定了基础。

居舍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又将神灵、祖神、外神等视作与住宅有关系。这就使建筑文化常常与宗教文化发生联系，在建筑风格、设施、艺术特色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带有信仰与民俗的标记，并形成了特殊的禁忌与习俗。

在萨满教世界里，萨满对屋室建筑也颇为重视。凡择址、立基，萨满都要进行占卜、祈神。届时，萨满要亲自到场，洒酒血，定方位，立基准，树正梁，并悬挂神偶或刺猬皮，以求万事吉顺。这里，原始宗教的祈神、巫术与建筑技术融于一体，人们崇信护宅神和萨满能庇佑房宅坚固，族人无恙。

宗教与巫术观念对建筑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伴随砍伐建房木料、奠基、上梁、落成、入居、翻盖旧房、迁居而进行的种种仪式。[7]在萨满教世界中，诸仪式的举行主要是为了取悦于房神、护宅神和抵防凶神的侵犯。雅库特人认为，每一顶帐房和住房里都住有神公、神母。建房时，要用奶制品上供；乔迁时，要宰杀牲畜，以油炸饼祭之。并用畜血拌油衅掸天棚。[8]尼夫赫人在建房动工前，“先要把一些干净的平板石放进房角的柱坑，常常还要往里面放上一些燧石和野蔷薇枝，然后才能竖立房柱”。其目的是为了使凶神（ＫＮＨＥ）无法在柱子里面盗洞，野蔷薇枝可以防止房柱遭受凶神的损坏。[9]

萨满教护宅和庇佑家庭吉顺的神有多种，如房神、庭神、厩神、灶神、寨神，形象多为人形。有些神灵及其祭礼直接源自古老的居住环境和建宅的需要。在扈伦七姓满族火祭神词中，就有对火神、窖神、夯神的赞颂。这些神多为妈妈神，也有动物神。“奇勒根妈妈”是一位大力夯神，长十只脚，行走如飞，所过之处，能将山丘压平。大力夯神很可能是蚰蜓、钱串子之类的百足大虫演化而来，它们喜居地下，与穴居的先民关系至为密切。人们崇奉这些神，实际上是远古人类生活的折射和反映。

北方先民居住的地室常突发地水，突生沼气，并有毒蛇、鼠类栖于地穴中，地室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人的生命也受到各种威胁。因而，人们祈祭各种神灵保佑。女真人信奉，经过火神、夯神、窖神护佑的“乌克顿”（土窖子），住数年而不塌陷。刺猬等喜居低洼湿地，对沼气、地水等现象有敏感的反应力，人类可据其行动来判断某些灾异的征兆，从而决定自己的行止。刺猬由此而被奉为护宅神，备受尊崇。

值得提出的是，往昔，在满族的某些姓氏中，萨满为族人举行驱邪、治病仪式时，要熄灭灯火，满语为“乌克敦窝车库”。“乌克敦窝车库”即“土窖祭祀”，追溯其历史，很可能源自女真先人久居地室时的原始祭礼。地室黑暗无光，萨满祈祷众夜神护佑族人安宁。民国年间，黑龙江省孙吴县满族臧姓萨满祭祀也行此祭，届时要在室内挖深坑，萨满击鼓或手提长枪，跳下深坑请神，然后跃入坑外，再把深坑埋上，洒酒血祭奠。这种祭礼甚原始，很可能是满族先人往昔居住地室的遗风在萨满教祭礼中的复现。

萨满教多神崇拜和神人同在的观念以及祭祀习俗共同影响着居室的建筑，并形成了特殊的禁忌和风俗。源于太阳崇拜的崇东习俗，直接影响着民居的建筑。北方诸民族的居室建筑普遍为东向开门，即与此有关。如鄂温克族居住的撮罗子式建筑“柱”，“门是开向日出的方向”。[10]蒙古包“包门向日出方向”。[11]女真人的房门也是朝东或朝东南，“远东的一些晚期民族继承了这一传统。例如，尼福赫人在建筑住房时都使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12]这种崇东习俗对满族堂子和民居的建筑格局均有影响。辽金以来，随着女真一些部落先后走向定居，女真诸部多建“堂涩”（即堂子），为部族总祀诸神之所。堂子多设在本部族城寨的东南向，高立神杆，拜日出之所及光明之源。普通民居也在庭院东或东南位立祭天神杆。

萨满教观念认为:神人同在、神随人迁。这种观念是北方民族住宅尊位和一些特殊禁忌、习俗形成的原因。神人同在的观念使神案成了房舍必备的设施，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风俗。如鄂伦春、鄂温克族居住的撮罗子内，对着门的位置为“玛路”，是供神之位。鄂族人家或将神偶悬挂柱顶圆木上，或装入桦皮盒悬供“玛路”上方。“玛路”因此而成尊位，是老年男人和男宾的席位，妇女严禁到此位置。产妇也不能在供有神偶的“斜仁柱”中分娩。游牧民族也在居住的蒙古包内供奉神偶。蒙古族将神偶悬于帐壁，对之礼拜。裕固人一般将作为天神象征的“汗点格尔”供奉在帐篷内的上方右侧。“汗点格尔”是在一根细毛绳上缠有各种牲畜的毛穗和各色布条，下端是一个小白布袋，里面装有带皮和脱皮的五谷杂粮，即为天神的象征。搬迁时，要先将“汗点格尔”放好，再搬其他东西。到裕固人家做客，忌持枪、弹药、牧鞭、生皮、生肉进入帐篷。据说汗点格尔“不喜欢这些东西，并忌讳俗人穿红衣、骑红马走近帐篷。[13]定居后的满、锡伯、达斡尔等族多在西屋西墙上供神，由此形成了尚西的习俗，西屋一般由长辈所居，西炕除萨满外，一般人不能随便坐。直至近世，这种尚西观念仍影响着满族的民俗。盖房时，须先盖西厢房，再盖东厢房，西屋为上屋。

除神位、神翕的供奉直接影响北方居俗外，萨满教文化在一些民族的房屋设施、布局上也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印记，使之具有鲜明的特征。例如，昔日满族的居室多在西墙房山上放一段鹿或牛的筋绳。这段筋绳必须是从萨满神鼓背面串铜钱的筋绳中截取下来的，以神鼓声象征着宇宙间的风雷声而被奉为镇宅之宝。在房门上方的正墙上挂一面小圆镜，作为避邪之物，至今在北方民居中仍可看到，它源于萨满教的铜镜崇拜习俗。在维吾尔人的观念中，房梁为鬼栖身之地，在上面拴挂彩条，可避邪。 在维吾尔族民居的房顶，有拴彩色布条之俗，也具有避邪的意义。

影壁是昔日满族庭院的必备设施，其形如墙，砖砌、木栅不等，富有之家还在影壁上雕塑一些吉祥图案。影壁本是满族先民御风遮雨的屏障，在萨满教观念中则赋予了居室家主假面之含义，被视为抵防妖魔侵害的屏卫，因而，颇受满族人家重视。神杆也是清季满族住宅的独特标记，立于影壁后，每年秋天举行祭天仪式时新采山中木杆而立，一般长九尺，象征萨满教的九层天。

萨满教观念与祭俗不仅影响着民居建筑，对宫庭建筑风格也有影响。如沈阳故宫大政殿呈八角形，象征八旗。据考证，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都时，即建有八角殿。这种建筑风格体现了满族先民的原始天穹观。[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