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的解说

解说：王京 王晓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1933年9月14日开始，柳田国男每个星期四上午在自己家中讲授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听讲的有比嘉春潮、大藤时彦、大间知笃三、杉浦健一、后藤兴善等人。讲授持续到1933年的12月14日，共进行了12次。1934年1月，由柳田的直系弟子组成的“木曜会”成立。同年5月，在柳田的计划和指导下，以“木曜会”为核心的青年民俗学者们奔赴各地，展开了为期3年的全国规模的民俗调查──“山村调查”，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7月底，首次日本民俗学讲习会在东京举行，为期一周的讲习结束后，来自各地的代表们结成了全国性的民俗学学会组织“民间传承会”，9月开始发行机关刊物《民间传承》。战后的1949年，“民间传承会”改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民间传承》也几易其名成为今天日本唯一的全国性民俗学刊物《日本民俗学》。

　　如果说30年代中期集中出现的民俗学组织活动仿佛一场燎原大火，那么柳田的民俗学理论，则毫无疑问是它的决定性前提。在大量吸收了欧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柳田于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民俗语汇为基础，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民俗资料的收集与比较构建近代以前日本民族生活史的学术理论。1932年1月，他在《食物与心脏》(原载《信浓教育》)一文中高声宣言：“‘一国民俗学’这一称呼，我曾几欲倡导又几度踌躇。今天终于可以放心祈愿此名下的新学问能在日本兴盛发达，而不必顾虑背负大胆僭越之名了”。 1934、1935年，被称为日本民俗学最早的系统理论著作的《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相继问世，柳田民俗学的理论构架得到了完整的阐述。这两部著作不仅在当时成为蓬勃发展的民俗学运动的理论支柱，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都被视为日本民俗学唯一的理论基础。

　　《民间传承论》

　　上述1933年9月至12月共三个月的讲课内容和柳田1930年的讲演稿《民间传承论大意》1934年8月被放在一起整理出版。这就是《民间传承论》。

　　此书虽然是作为柳田国男的著作出版的，但是全书除了序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为柳田亲笔撰写以外，其他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后藤兴善以自己的听课笔记为线索，从柳田别的论文著作中转抄加工整理而成的。因此有不少内容和别的论著有重复的地方。

　　《民间传承论》是柳田国男系统阐述民俗学理论方法的著作，书中对民俗学的意义、特色、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民俗资料的分类、内容等作了详尽的说明。体系严整。此书在1934年8月出版以后，一直是日本民俗学的经典文献。

　　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方法之一重出立证法就是在《民间传承论》中提出来的。在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的方法”中，柳田提出，“即使是同样的事象，剖开现代生活的一个切面来观察的话，可知各地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事例集中起来加以观察，即使不能了解其起原或原始的状态，也至少可以很容易推测出其变化的过程”。柳田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所谓重出立证法，类似于重叠照相的手法”。“重出立证法”和“方言周圈论”后来成为柳田民俗学的两个重要方法。

　　在《民间传承论》问世之前的1921年到1923年，柳田作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委员赴日内瓦任职两年，在日内瓦生活前后，柳田阅读了大量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在《民间传承论》中，他引用并涉及了大量的西方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论点。比如英国的弗雷泽、泰勒、法国的列维—布留尔、吉纳普、圣提凡、德国的霍夫曼•克莱尔、芬兰的安蒂•阿尔奈等。从他的行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柳田为构筑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批判地吸取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理论方法的思考轨迹。

　　在《民间传承论》中，柳田国男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柳田认为，在未来民俗学和人类学将会融为一体，成为一门学问。但是目前，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柳田把民俗资料分成生活外形、生活解说和生活意识三个部分。他认为民俗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由同乡人对自己的生活意识，即“精密细致的内部心理的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而人类学则多是对异民族的观察和访谈而作的研究。因此，民俗学首先应该是“本民族的”而在各国各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就可以迈向“世界民俗学”。

　　关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柳田国男对文献史学的缺陷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特别指出以往史学对平民生活文化的忽视。“历史上对农民百姓的记载，一般只限于发生饥荒和暴动时的状况。他们的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卑下平凡的没有记录的必要。因此，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他们生活之变化，而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永远持续不变的。”柳田认为，民俗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民俗资料的采集，揭示平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传承之学，也可以说是补充历史研究缺陷的学问。”

　　柳田还强调民俗学作为“现在学”的价值和作用，他说,“今天论及社会、考虑国民福祉的人们，对贫民的实际太不了解。希望民间传承之学能更进一步，给他们提供教诲” 反映出他对民俗学“经世济民”的学术愿景。

　　《民间传承论》1934年8月作为共立社的《现代史学大系》的第七卷出版。1964年筑摩书房出版的《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收入的《民间传承论》中，只收入了序和第一章。而在1989年该出版社出版的文库本《柳田国男全集(28)》和1999年开始出版的新版《柳田国男全集(8)》中都全文收入了《民间传承论》。

　　《乡土生活研究法》

　　《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年8月)出版于全国性民俗学会组织的建立伊始，作为浅显易懂的入门书，柳田亲自在《民间传承》创刊号上进行了介绍，仅两个月后就再版。从出版时间看，《乡土生活研究法》晚于《民间传承论》(1934年8月)一年，但从内容的形成时间看，顺序却正相反。后者大致形成于1933年秋以后，而前者形成于1931-1932年。

　　《乡土生活研究法》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序文“何为乡土研究”，是1931年春柳田在全国社会事业指导者大会上的演讲。前半是总论，分5章详细地论述了民俗学的意义、研究资料及方法的特色、欧洲及日本民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民俗学的现代课题等理论问题。其内容来自同年8月柳田在神宫皇学馆所做的4次演讲，1932年曾以《乡土史研究的方法》为题刊行。后半“民俗资料分类”的内容来自1932年11月到翌年3月之间，柳田受村落社会学会委托，就《乡土史研究的方法》的附录“民俗资料分类表”的各个项目所做的6次口述，由同会的小林正熊根据笔录整理而成，小林曾就200处以上的疑问请示过柳田。在此柳田将日本各地的民俗资料分为“有形文化”(19项)、“语言艺术”(8项)和“心意现象”(3项)三类，就各项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显示了当时民俗学的研究水平和系统性成果。

　　《民间传承论》成书前的讲义，对象都是柳田的直系弟子，民俗学调查研究的中坚力量，所以学术气息更浓，术语也更多。而作为《乡土生活研究法》基础的演讲或口述，面对的都是民俗学之外的听众，因此用语和说明更为深入浅出，字里行间充溢着柳田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以及饱满的学问热情。后来的研究者论及初期日本民俗学的性质或柳田思想的特色时常常引用的“乡土研究的首义，简而言之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我们的学问归根到底，必须是济世助人的”、“我们的学问不耻于成为实用之仆”、“学问济世”、“新国学”等表述，都出自此书。

　　1945年 9月3日，柳田在《炭烧日记》中写道：“今日无访客。准备《民俗学》。精读自著《研究法》。久未伏案今复始。打扫书斋。”年届古稀的柳田经历了痛苦和反思后决心以民俗学拯救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荒芜时，首先反思了自身的理论，而最先作为参考的是《乡土生活研究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柳田本人对这本书的重视。

　　当然，七十多年过去，书中论述的日本的社会及学问状况都有了重大变化，日本民俗学自身也有了种种新的发展，阅读时应当注意辨别，去芜存菁。但对于正经历着重大转折的中国社会，对于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交汇之中的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展示着邻国学问史的重要一页，满载着于今日仍然有益的种种暗示与启发，也跨越时光传递着迎接新时代开创新学问的跳动脉搏。

　　《乡土生活研究法》的初版于1935年由刀江书院出版。1964年筑摩书房在出版《定本柳田国男集》时，按照柳田生前的意愿，删除了由小林正熊整理的后半部。1990年同出版社出版文库版《柳田国男全集(28)》时收录了该书的全文，但修改了部分日文表记，添加了难读词的注音。其解说文由福田亚细男执笔。1998年出版新版《柳田国男全集(8)》时按照初版收录全文，只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最小限度的订正。在后藤总一郎执笔的解说中有详细的书志学说明。

　　《民间传承论》由王晓葵翻译，《乡土生活研究法》的序、前半部及后半部中的“第三部心意现象”由王京翻译;后半部的“第一部有形文化”及“第二部语言艺术”由何彬翻译。为了保持原文风格，译文基本采用直译。另外，虽然原文没有注释，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对于文中的专有名词，译者尽量添加了注释。因为水平有限，译文注释若有错漏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