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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公明]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右翼和左翼派别等无关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0-9-27 20:17 标题: [李公明]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右翼和左翼派别等无关

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右翼和左翼派别等无关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10-08-01 02:01

　　近来，大众媒体与学术界的关系颇有一种紧张的氛围，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很有思考的价值。大众媒体究竟是否应该、或者说应如何对发生在学术界的事情发表意见，这个本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受到了质疑，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提醒公众对媒体与学术领域关系的关注。

　　我曾在“书记”中介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一书，但是未曾关注到作者对公众、大众媒体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系的论述，值得补充一笔。作者在英文版前言中认为，“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一部分原因在于诸如种族冲突、校际体育比赛丑闻和研究不端行为等问题的曝光，另外，公众对于学术成本和质量所抱有的疑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信息不足危害了大学向外界做出解释的能力，强调大学应该对社会做出解释，我认为是与日益高涨的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意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大学校长，作者很清楚美国公众和媒体对于大学和学术圈的关注和批评具有何等重要的影响力和正面的意义。作者谈到1987年的课程改革“这本来是学术机构里十分平常的情形”，却引起了全国性的媒体风暴，一方面他认为公众的议论似乎显得肤浅和常引起误导，同时也认为公众的这种关注是因为知识与价值之间的深刻关系（第12页）。应该说，公众关注的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作者没有回避他也曾经被公众高度关注和强烈批评的痛苦经历，但是认为“它使我更深刻地反省大学和支持它的公众之间关系的敏感性，更积极地反省大学应该更主动地迎接就自身和公共责任做出解释的挑战”（第20页）。他明确地指出，“象牙塔内的问题备受传媒的关注，这也许表明，学术上的欺骗、种族冲突、商业的无孔不入或者让人难以接受的性行为等等现象，比20年前更为普遍。……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报纸可以公开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发表出来。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主张这些问题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中间以及未来的大学教师中间进行探讨的原因。”（第21页）这种对待媒体关注甚至媒体风暴的态度与我们某些学者和大学领导人的习惯思维和应对态度大有区别。

　　而且，作为大学校长的肯尼迪支持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处理：“当前，学术界问题的公开处理方式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征兆。确实，它使得剽窃者、盲信者，或者强制的教唆者不再仅仅是私下被警告，然后就很快被原谅或遗忘。”（第21页）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第26页）肯尼迪特别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强调高等教育必须得到公众的信任，因此必须认真考虑大学所受到的批评。他还接着说，“关于大学的斗争，与右翼和左翼派别、或者文化相对主义、或者种族主义、或者是任何使得我们赢得媒体注意的特别事件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它和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赞助人及顾客怎样看待它有关系。如果我们能澄清对责任的认识，并获得公众对它的接受，我们就已经履行了对养育我们的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这项义务构成学术责任的最高制度形式。”（第26页）之所以必须把这段话抄录下来，是因为它似乎针对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而发，似乎针对那些喜欢把对大学的批评说成是什么派别斗争的言论而发。在这里，所谓“关于大学的斗争”就是指关于大学的学术责任所引起的社会争议，而“与……无关” 的说法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与社会争议相联系的首先就是大学必须检讨和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很显然，大学所负有的学术责任与所谓的右翼、左翼的派别之争无关。

　　该书第八章“诚实”专门讨论了学术剽窃、伪造数据等不端行为，作者在开头就指出，“大学与公众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相互间的信任。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假被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最不可原谅的错误。”（第261页）道理都很简单，但这恰好是我们大学的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大学的运作机制使其对公众的“信任”无需珍惜，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在学术上是最不可原谅的错误。目前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关于受理不正当学术行为指控的正式程序。典型的程序是：先通过预备质询委员会决定进行正式的调查，然后成立正式的调查委员会，最终的调查报告必须九十天内完成，被告可以进行书面答复。如果指控被证实，按程序举行关于惩处的听证会（第279页）。作者认为，调查和裁决就是大学对社会承担的学术责任的一部分，这里具体地回应了第一章的学术责任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以具体案例从多方面深入地论述了履行这种责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出：“目前，对有关事件的处理，过于依赖由大学自己制定的程序，缺乏制衡机制。这样就很可能使大学在以下两方面犯错误：或者过分地保护自己的教师，……或者只要外界有一点小的指责就作出过分强烈的反应。”（第280页）但是无论如何，作者最后仍然坚持从公众对学术的信任来看待这项艰难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第294页）

　　假如我们看待学术责任的目光从肯尼迪反复强调的大学与公众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社会语境的话，知识社会学将会为此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英国社会学家杰勒德·德兰迪的《知识社会中的大学》（黄建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就是在这种视野中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社会中大学的身份认同、大学如何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承担和巩固自己的公民身份、当代知识模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大学模式的变化等等。在这些问题中，作者强调的是大学作为“交往”的中心的重要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重视交往的大学概念”（第9页）；结论是“21世纪大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关键的参与者，从而促进知识的民主化”（第11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学就是植根于交往、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场所（第83页）。与我们关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随着大学逐渐融入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大学面临新的有关其责任的争论，这也是对启蒙运动时期自治和知识中立观念的挑战。”（第129页）因此，在面对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时候，大学的责任是积极的回应和自由与诚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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