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注“人在历史中的存在”这一基点出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倒是有相通的目标，因此有互相走近、融通的愿望。德语学术界中关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坦纳的青海报告里讲的比较详细，不必多说。目前德语界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理论上的推进，意在为史学实现新的突破， 一种能发见“宏大叙事”的盲点、超越微观史学“具体的个人”的琐碎又能不以牺牲历史叙事中个人主体性为代价的史学。德语里的Anthropologie字形上与英语中的anthropology很像，但是含义不同，在德语中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或者医学人类学，这也是多年以来这个学科名称一直迟迟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认可的原因。实际上，至少苏黎世的史学把Anthropologie一词所蕴含的体质人类学的含义，转换成了历史人类学新的生长点，即将身体及其相关的感觉引入史学当中。该历史人类学的宏大理论设想是，力图将历史叙事和社会理论中“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突破。双霞看得很准，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的第四、五两章，可能是其他历史人类学著作中不怎么能见到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本书的前面也用了不少篇幅谈福柯。其实还有一位作者Philipp Sarasin、苏黎世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坦纳的同行搭档，也是特别值得一读的。Philipp Sarasin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福柯导论》（有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题名《福柯》），德文版与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属于同一著作系列，2009年又出版了《达尔文与福柯》一书，提出了福柯源于达尔文的说法，系统地阐述了这两位理论大家思想上的渊源联系。在史学理论上的共同兴趣之外，Sarasin主攻医学史、生物学史（著有《细菌学与现代》一书），坦纳主攻瑞士经济史、身体史。坦纳因为师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布劳恩又师承于民俗学家理查德•魏斯（Richard Weiss），所以坦纳也是在民俗学的边缘行走，在民俗学圈子里他的名字也不陌生。但是他介入问题的角度还是和民俗学有所不同，从他的几篇论文的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如《身体经验—疼痛感与文化性的构建》（1994）（一篇我多年前开始读过、虽然没有读懂但是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重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如何获得经验—身体的历史性与身体符号学》（1999）（以“我们拥有一具肉身还是我们是一具肉身？”这样的问句开篇，颇让人震撼）、《疼痛的文化史》（2007）、《无法捕捉的感觉—历史学中的情感》（2008）。在最近召开的德国技术史学会年会上，坦纳做开幕主题演讲，题目是Nutritional Science and Food Habit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Dietary Standards in the 20th Century （营养科学与食物惯习：二十世纪食品标准的出现与进化）（有意思的是，德国的学会年会在荷兰召开，找瑞士人担纲主题演讲）。也许这些历史人类学的题目还离民俗学远了点，不过最近一期的《历史人类学》杂志上有一篇历史学者的文章倒是很民俗的，关于十九世纪在入殓之前给死者遗体拍摄的照片的习俗及其对其解读。从广义上看，也是葬礼仪式的一部份，与关于仪式的普查性描写相比，我更倾心于这样的细节。
怎么敢当？汗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