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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季羡林先生对话中呈现新思想 [打印本页]

作者: ClariceChen 时间: 2010-8-13 10:41 标题: 与季羡林先生对话中呈现新思想

季羡林王岳川

　　
一、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互动和对话
　　王岳川：您老每天凌晨4点即起床写作，可谓闻鸡起舞。这图景在北大口碑相传，不胫而走啊。
　　季羡林：不，不是我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过去我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一到三点，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让我非起来干活不可。
　　王岳川：先生说的是大实话。我知道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几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注意到，近三十年，您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您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
　　季羡林：是的，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王岳川：谢谢您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羡林文集》，并授权委托我选编《季羡林学术精粹》。我通读了文集两遍，每读一次感受就深一层。在深夜人静中，让思绪一路远去。您精通英、德、俄、法、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等语言文字，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我注意到，您在多个领域中都有很深的研究，如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等，涉及众多新兴学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可以说，您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而您授权由我来选编您的四卷本的《季羡林学术精粹》，我感到学术重量和思想信赖的双重压力。在我研读选编过程中，尽量将您的睿智和重量级的论著选出来，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位世纪老人的言说，看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踪迹和价值情怀。
　　季羡林：我们那代人受了很多苦，所以非常珍惜时间和生命，尽量让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学术的生活当中。我研究的东西都比较冷门，如印度佛教语言学、巴利语、吐火罗文等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
　　王岳川：先生做学问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谓专业的领域中，而是有广阔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关注全球化时代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论，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论争。
　　季羡林：我上世纪1991年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就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要兴起的必然是以寻求整体的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岳川：尽管有人对您的观点加以批评，但是我认为您是有远见的。我从您的身上，看到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和价值担当。可以说，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西方仅仅将中国文化当成一种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谓中国文化，甚至在西方关注的中国问题上，那些论述大抵也不过是西方话语的另一种阅读方法，而中国始终只是被观察的客体。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们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臣服于这种话语，而无法引入一种反思性与抗衡性话语，而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季羡林：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只相信全盘西化，似乎西化是万灵之药。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也是对国家人民不负责的。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王岳川：我注意到，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因此，应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诚对话和互动。中国在科技领域进入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体现不断创新的东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应该让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纪中国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化”，东西方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双赢要素。
　　二、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
　　季羡林：我提出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不辩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谁也挡不住。
　　王岳川：“文化送出主义”是在国人长期文化自卑主义之后的精神自觉。尽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从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学
　　者应该坚持“文化输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国学界的“文化自觉”表征为：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将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向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电视卫星通讯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季羡林：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单边的文化流向，文化总是互动的，文化的回流是迟早的事情。我曾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过这样的话：“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u 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同样，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我说过这样的话：“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人。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对于这种在佛教原发国已经“销声匿迹”的佛教，我就意识到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理论旅行中的文化回流。我还在《佛教的倒流》(1991年)中钩稽中国佛教典籍史实，诸如永嘉禅师的《证道歌》传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嘱含光把智铠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写梵文著作《会宗论》和《破恶见论》，回国后又将《大乘起信论》和老子《道德经》翻成梵文，揭示中国文化智慧融入佛教，传回印度的“倒流”现象。在另一篇论文《论“出家”》(1982年)中我考证吐火罗文中的“出家”一词实际上是译自汉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现象的又一例记。
　　王岳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今天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问性的中国”甚至“作为他者间性的中国”，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让位于“人类性”问题，在人文视野和世界主义的广阔精神下，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生态和谐的过程。真正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十四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消费主义时代潜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形象”的时刻了。
　　季羡林：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很多物质和精神的发明创造，对推动人类前进不可否认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却说中国是落后愚昧的民族，是僵化保守的民族。我当然不同意这些错误的说法。我认为中国对当今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和谐”这个重要的人类和平生存概念。现在世界西化很严重，到处战火不断，世界上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不是这儿打，就是那儿打。这个对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好处。人类最缺的不是物质，而是和谐。中国提出和谐发展理念对于世界当下和人类未都有重要价值。
　　王岳川：和谐理论中庸之道在人类日益激烈竞争和战争中，显示出其生命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启蒙与救亡在特殊历史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同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三，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而中国学人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学知识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提供的解决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人类走向未来需要遵守的最高原则。
　　季羡林：和谐在整个世界的动荡中，意义极为重要深远。我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许别的国家侵略。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和谐幸福得多。可以说，和谐是未来世界的重中之重。
　　王岳川：中国的和谐发展观参透了运行于世界的规律，所以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生命精神至境，坚持不偏不倚，不过分竞争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持精神生态的健康和谐。和谐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季羡林：《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团结统一，不要求分离。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将中国的和谐观点逐步让西方人接受，从而使世界走向和平。
　　王岳川：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注意到，韩国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资料：1995年，在韩、中、日三国曾有一份民意调查，问“东方的儒教文明，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指导理念吗?”在被调查者中，回答说儒学文明是现代指导理念的，韩国占90%;中国占22%;日本占63%。这一份民意调查，意味深长。中国知识界应该警醒。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
　　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身份
　　季羡林：我曾经讲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但知识分子却有一身傲骨，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有的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
　　王岳川：您描述的“背离这个传统”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整体，而是一个不断分化着的类。这意味着，个体只能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做一个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对新世纪中国思想播撒和知识增长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凡圣在一念之间——生命应在何处安顿?思想何处是归路?是在矢量的时间长河中寻找最后的归所，还是在远景的先行见到中确证生命的真义?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究竟还有怎样的工作平台和价值地位?清代赵翼诗：“莫将三寸鸡毛笔，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沉痛和无奈!但是不放弃三寸笔的文化意义，同样也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沉默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怎样担当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样在大众世俗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基点?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与其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
　　季羡林：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有时激愤想到海外定居，但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王岳川：爱国是知识分子的底线，正如孝敬是做人的底线一样。我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从来对父母不孝敬，对国家深怀仇视，总想打碎重来。真正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爱国立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要任务是，向人类展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化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季羡林：我认为，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总结，提炼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其他文化区域去。
　　王岳川：您提出思想就已经在学界很大胆了，具体的工作年轻一代的学者会继续做。学术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您九十高龄为何不颐养天年，而是仍然每天来回于图书馆收集资料写作?
　　季羡林：我们这一代在各种会议和文革中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仍然被很多琐务缠身，没有完整的时间，只能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喳”、“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王岳川：我多年前曾经同北京电视台编导到您家一起拍摄《北大之魂》时，在湖边听先生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的大胆和勇毅实在是令后学失色。您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北大发展中的校长起的作用最大的，第一位是严复，是了不起的，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第二位是蔡元培，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很重要，今天还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不奇怪，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他一方面聘请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另一方面与此针锋相对的辜鸿铭、林纾等。第三位校长是胡适，对学校的管理自由而不散漫，第四位马寅初，他的人口论当时遭到批判，现在承认了，当时要是听他的话，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不是这样。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季羡林：是的，人老了顾虑就少了，就更该说真话，像巴金那样说真话!
　　王岳川：中国文化发展目前问题还很多，尤其是人文科学不受重视，使得整个民族的文化创新和精神生态出现了不少问题，价值在一个国家中英文考试在升学、考研、提职称等中毒比中过重，其负面效应已经显示出来。
　　季羡林：国家发展我感觉重理轻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腾飞有个限度，如果没有文化作为基础，所谓腾飞只能抄袭别人，自己要创新要发展必须以本国本民族文化为基础，
　　王岳川：您2005年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
　　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您这种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怕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季羡林：事实就是如此啊。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出现的伟大诗人和学者，仅仅一次出现就成为永恒的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王岳川：我很同意您的看法，这些伟大的诗人和学者都是原创者，所以不可超越。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千百年。“原创”有四条原则：一，它直接成为了经典，只要是原创的就必然是经典;二，它会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三，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四，按照中国古代说法它是“神品”，神来之笔，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王羲之微醺书写《兰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写一次却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这就是“原创性”的不可复制性!总之，原创会直接成为永恒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就是说它可以“半创”、“四分之一创”、甚至是“微创”都可以，都叫“创新”，它与成为史载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标新性”的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标新立异，只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天。如果有的学者在电视作秀上再往前迈半步，也会成为一个“事件”;惟新是求，结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
　　四、玄奘精神与中外文化交流
　　王岳川：玄奘西行求法显示出重要的民族精神。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5岁的玄奘离开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在印度取经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玄奘回到长安，拒绝了高官而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潜心译经十九载。他不分昼夜译经，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广泛影响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其可谓文化拿来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玄奘精神对全民端正人生道路，学会做人的基本准则，培养面向世界的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玄奘的精神值得提倡，他那坚定的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仍然有着鼓励人心的意义。不管《大话西游》如何“大话”他，都表明了妖魔的七情六欲对一个矢志不渝的高僧的诱惑没有效果。今天人们拜倒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下，玄奘精神被遮蔽。有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金钱据为已有，恨不得把天下美女据为已有。玄奘一个托钵僧，身无分文力排万难苦行求经，无疑具有针砭时弊和疗治人心之功用。
　　季羡林：鲁迅先生称“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现出中国文化中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对世界的眼光。玄奘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06中印友好年”将使世界重新认识玄奘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巨大历史遗产。“重走唐僧西行路”将使新世纪“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成为人类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
　　王岳川：“重走唐僧西行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是，也是一个被闲置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玄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被遗忘，被误读，如果说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今天还在我们的学术书上出现的话，那么《西游记》第一次把玄奘置于一个不太高的地位，以至于很多研究文学的人就认为：原来师傅的手艺，还不如徒儿们。很多的中学生看了《西游记》的电视片以后，也纷纷有一种对唐僧的价值的不理解。经过周星驰的电影对玄奘进行了扩大化的误读。“重走唐僧西行路”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对玄奘历史地位的恢复，彰显他的本来的价值及以他的中国脊梁精神。
　　季羡林：玄奘精神在今天尤其值得提倡。当年我应中华书局之邀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激动得一连几天睡不着。很长时间，我就想把这相书好好地注释，并且翻译。但是呢，由于人力和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次委托我来负责，我感觉到特别的激动!因为玄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偶像!重走唐僧西行路不仅具有文化交流反哺意义，还有重新寻找玄奘精神的当代意义。
　　王岳川：今天“重走唐僧西行路”是一个让玄奘本来的面目重现于世，让中华民族重新认识他的价值的时候。严格地说，玄奘西行是跳墙走的，不是像今天广开国门，而是处于唐朝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当时战乱还未结束，西部也不安全，出国非常艰难的。玄奘行西行17年，回国19年，一去一回将近40年!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佛学事业。但很奇怪，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寿命并不长。“法相宗”和“禅宗”相比，“禅宗”更具有普及性。可见外来的文化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就最终可能会渐渐只是属于专家、高僧等一线的研究者，而不会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因此，如果我们给玄奘定个位的话，他是文化拿来主义的杰出代表。
　　季羡林：印度文化很值得研究，玄奘的重新被发现或者被关注，将是印度重新认识中国，因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中古印度的那段重要和宗教的历史文献。
　　王岳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被西方的媒体妖魔化，由于印度的主流的语言是英语，他们受欧美的影响非常大。我最近注意了一下，中印文化交流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很多的不理解。您曾经告诉我，印度一直为他们的历史上佛教的衰败而担忧，今天，很多印度人已经不能说梵语了，我们今天还可以说古汉语的句子和长篇的成语。玄奘精神，他为何西行，
　　为什么要回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成果，有什么意义?老百姓不清楚，老百姓只知道《西游记》。
　　季羡林：玄奘是一个淡泊明志，专门利人的人。我喜欢从利人与利己两个角度看问题和识别人：一般而言，利人超过利己就是好人，而利己多于利人就不是好人，不利人专利己就是大坏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就是圣人了。利人的程度越高，好的程度也就越高，玄奘利人的程度很高，所以玄奘精神值得尊重和学习。我很欣赏敢说真话的人，不喜欢人既当奴才又当庸才。凡是顺杆儿爬的，我都不喜欢。凡是有不同意见的，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到底的，才是真正有血性的人。
　　五、文化输出的重要环节——东方书法的世界化
　　王岳川：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作家的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您却鲜为人知。您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数次与您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您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的创作。其实，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您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题写的兰州碑林中，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阅，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
　　季羡林：我喜欢书法，但是不敢写，后来看到有的领导的字比我的还差也敢题写，于是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记得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德国人教德文。教室里前边有一块黑板，后边也有一块。我们学生好奇，上课前在后边黑板写了几个字。这位德国人一上课就看着后边的黑板不动，学员一看就问他怎么不讲课?他说，我不认识中国字，我看中国字是看线条。你们写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线条来，就是线条美。我认为，过去提倡美育，北大基本上还是有兴趣，过去当政的某些人大抵喜欢书法，好坏不说。王汝斌是写得不错的。提倡美育，有的是与世界一样的。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中国文字在“五四”时代的改革，最先是鲁迅，他主张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改革语言。胡适也是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语言落后。在当时有点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当然是与明治维新有关系。建国以后我就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叫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1954年成立就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可能是建国后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有什么感慨呢?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迅，罪莫大焉。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意思是废除汉字。当时没有公开宣传，因为那时牵扯到国际统战工作，外界华人反对废除汉字。关于废除汉字，毛泽东提出了很原则的一句话：民族之形式，科学之内容。文字委员会人很多，有吴玉章、老舍、侯宝林、魏建功、王力等，参加会议就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块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学之内容，研究后怎么也行不通，后来就向上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说，要把整个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样改用拉丁字母，这个解放区就曾做过。后来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就是电脑发明了，要输入电脑，字母输入得快，当然也有争议。到现在我不知做到了没有，又说是方块字更快。
　　王岳川：20世纪上半叶不少学者思想激进，宣传汉字拉丁化，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汉字作为“东方魔块”，具有文化稳定的功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30年代全部拼音化、拉丁化了的话，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30年内不再会有人懂，只有像您这样研究语言和文献的专家能读懂。所以我们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失传，这种文化毁损非常可怕。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哪一卷，你读出原文来当代人会听不懂。如《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可能没有人能听懂。很多古籍，像《易经》、《诗经》更是这样。这不是一个小小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中国这么多民族，这么多方言，举个例子：四川人说的“哎呀，我的鞋子(读成haizi)丢了。”北方人听了就非常吃惊，觉得孩子丢了，赶快找呀。四川人从地上把鞋子拿起来时，北方人会说这简直是开玩笑，这是“鞋子”不是“孩子”。声音(能指)不一样，所造成的意义(所指)就不一样。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传承力，不是一个小事情。书法将汉字美化雅化，使得汉字从那种简单传达意思记载语言的工具变成一门玄妙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东方艺术中的一个奇观。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想法，您自己就是一位学者书法家。
　　季羡林：我小的时候写过仿。
　　王岳川：写欧、写柳还是写颜?
　　季羡林：最初是柳体，然后是颜。
　　王岳川：您现在的字，您觉得是像柳颜还是像欧?
　　季羡林：像柳，当时在济南，比较规规矩矩。后来就不管了。
　　刘正成：颜筋柳骨。柳字比较挺拔。
　　季羡林：后来到国外很多年，没有毛笔，墨也没有，就没有用毛笔写过字。近些年写字是赶着鸭子上架。现在汉字没人再讲废除了，过了几关。
　　王岳川：毛泽东主张汉字拉丁化，他晚期的狂草书法却有传统的影子。
　　季羡林：书法归书法，应用归应用。我自己作为一个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委员，不应该发表反对意见。文字当然要变，这没问题。从甲骨文到大小篆到隶书都在变，但是由政府来指定变的，秦始皇指定过，一般都是由老百姓开始。我们现在简化字的问题不少。如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后”，云彩的“霎”和当说讲的“云”，老出问题。后来第五批简化字撤消了。为什么取消了呢?因为当时是根据毛泽东的同音代替。同音代替，然后就可以变成把汉字取消了。同音代替怎样解决?如“元”、“圆”都用“元”。“元旦”是过新年的元旦，还是圆圆的鸡蛋。这是一种“左”的表现。文字改革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是随便改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第五批简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现在的话，将造成大混乱。至于美术字，毛泽东并不主张不用汉字，就像画画一样，追求线条的美，是艺术的汉字。汉字改革委员会，里边总觉着有两派。每一派都是从消灭不消灭汉字而来。要消灭汉字的，是激进派。
　　侯宝林、罗章培、王力、叶绍钧(圣陶)等是保守派。使繁用简，是袁晓园的口号，这个口号没错。繁体字要使，不使怎么行呢?这个也受到“左”派的攻击。从艺术来讲，现在并不限制你写繁体字。启功先生是主攻书法的，第五批简化字的“家”下面不是猪(豕)，而是“人”。家下面这个“豕”好写，宝盖下边一个“人”就不那么好写了。家里面怎么能有猪，而应有人，这也是左派的观点。
　　王岳川：先生，您认为当代有些人写书法不写汉字，那还是书法吗?
　　季羡林：画画与书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画和书法合在一起，比如写“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叶，看上去像个荷字。这个我不大懂。这又何必呢?书法是书法，画是画就完了。当然画荷也有各种流派。最近一期《中国书法》，我看完了。最后一篇是曹宝麟的文章，对比王羲之的《圣教序》和《兰亭序》。后来我看那个表，那个字的结构，我觉得中国汉字一个是线条，一个是结构。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那几个字据说也是集的王羲之的。我看了曹宝麟那篇文章，从结构上讲是王羲之的，别的不讲，正符合我的口味。王羲之字的美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感觉着好。
　　王岳川：我对王羲之书法非常喜爱，长年临习。在感受王书风范的同时，日益明晰地意识到：注重传统的传承和升华出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当代学者艺术家不可忘怀的内涵。在书法方面当代中国有一种过分现代的情结，事实上，任何过分都会受到历史文化精神脉络的修正。二王传统对中国书法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说从事中国古代思想的人，对经典要保持一种传承之后的创新思想;另一方面说帖学与碑学不可偏废。当代人从粗犷的民间书法吸收一些营养，从大气的碑学里边学到一些豪放之气，从雄强的摩崖石刻中学到一种气脉——真正的大气，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粹典雅的东西也应进一步推陈出新，继续创造。季先生看到《文史知识》，说是集王羲之的字，并眼睛为之一亮。其实是中国文化中长期积累下的，对华夏审美趣味的共鸣。这种趣味，有可能经过了历史的演变。王羲之的字本来在隋代以前，差不多二三百年间也不受重视。当时受重视的是王献之，但是到了唐代王献之的字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从唐代到现在经历一千三百多年，王羲之的字占有很高的地位。我认为近十几年的书法试验和先锋书法，可能是对二王传统的过分忽略。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学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戏剧要有“戏剧性”，戏剧性就要突出人格、命运、悲剧情景，戏剧才所以叫戏剧。文学没有文学性，那么同新闻报纸，一些流行的故事，一般传说和街头巷尾的闲谈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书法是否有一个“书法性”的问题?书法性是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现代书法是反书法，反书法性，这种说法很值得分析，也很值得思考。我倒觉得如果电影没有了电影性，文学没有了文学性，音乐没有了音乐性，就会成为另类东西。书法没了书法性，当然也就不再是书法了。所以书法的书法性并不是僵化的东西，它是在二王书法传统中整合了民间书法、碑刻书法等形成的一种新的传统、新的整合。可以说，我们书法本身审美的东西不能丢掉，不能抹杀，要开创出新，要坚持书法的书法性，书法构成线条的美、结构的美和它那种长期的人文的艺术的文化美。
　　季羡林：少数民族中的东巴文，前几天有人送给我一副对联。西夏文，可以会写了。别的少数民族文字，我就不敢说了。
　　王岳川：东巴文是纳西族的文字，还是不错的。我最近正好到云南丽江去作了一次考察，感受到东巴文字的朴素，但是其书写否可以称为书法还可以讨论。
　　季羡林：他们送的那副东巴文对联，从美学的观点看，不美。
　　王岳川：主要是文字结构行气比较散。季先生，当代书法您认为在21世纪怎么发展，应该是写怪怪的字、写丑丑的字呢，还是写清丽文雅、生动神俊的字呢?您喜欢什么样的?
　　季羡林：我的欣赏能力是保守的，还是喜欢王羲之那个传统。看着字的结构，我也说不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争座位表》，怀素，宋朝我最喜欢黄山谷。
　　王岳川：我也很喜欢二王和颜真卿，还有王铎、孙过庭的书法。
　　季羡林：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全世界文字可以成为审美的艺术——书法艺术，只有中国，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书法艺术，欧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为专门的书法艺术，穆斯林国家的文字有画画的意味但是仍然不能成为书法。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书法实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书法需要严谨的基本功训练。正如画画必须素描，不素描不行。学写字必须从楷书人手，横平竖直，有法度规则。现代有的书法家包括不少日本书法家不重视楷书，也不重视行书、草书的规则，这样写出来的字不注意的话就是“鬼画符”，很不美。看不美的所谓的书法作品，感到心里难受。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学者书法有文化建设意义，不仅老年学者可以多练，中青年学者都应该好好练习书法。在书法艺术中，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勤奋。今天的学者书法展有中年学者参加，表明学者书法后继有人。
　　王岳川：对书法文化这个学统，今天有不少书法家已经数典忘祖。我目前一直关注中国当代书法诸多问题，如中国书法中民间书法问题、反精英主义问题、背对传统的“丑怪”书法问题、书法中的后现代“矮化”(比矮)问题、日本书法的横向挪用问题、历史虚无(经济全球化使然)问题、消除历史维度的书法空间张力问题，以及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等方面，做些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反书法性的“书法潮”中，我更加感到“学者书法”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书法一般而言在今天有三个类型：一是“书法家书法”，二是“名人书法”，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名流等的题词，三是不太为人注意但是极为重要的“学者书法”。这些学者也可能是名人，也可能是他们去世若干年后发现的新名人。很多学者在世时，可能是默默无闻，包括曹雪芹在世的时候，穷得举家食粥，但如今“红学”养活了很多人。所以，很多学者在生前并没有求发达之思。但是他们的书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泽被后代。后人日益感到他们学问和境界的高远。因此现在活着的学者，尤其是高龄学者几乎几十年、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花在了著书立说上，他们是中国20世纪思想史的见证和缩影，他们的思想浓缩在了他们等身的著作中。而他们的书法，他们对书法的倾心爱好，其实是他们的一种生命隋怀。从这种意义说，当前书法试验的东西
　　太多了，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书法试验多了些，而像心迹心电图那样反映学者人格和心境的书法可能是少了些。我认为技巧实验和心灵体验二者不可偏废。学者的书法也可能是“法”，世纪风云浓缩在他的字当中，因而他们的字往往写得比较温润含蓄，在温润和含蓄中呈现出学者的文化积淀。因此，如果书法家的书法更多走向了市场，名人书法更多走向万人追逐的传媒，那么学者书法也应该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进千家万户。除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为人知外，他们的书法艺术作品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中的珍宝。文化的个性，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经过“拿来主义”之后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就将逐渐实现自己的文化“输出主义”!
　　季羡林：北大应坚持“文化书法”方向。北京大学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在书法艺术审美教育方面又推进了一步，无疑将使北大的文、理、艺术学科得到全面地整合，从而促使北大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北大书法研究生班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将使北大人文精神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弘扬光大。今后这类书法展持续举办下去，无疑将使北大在科学民主精神之中增添新的精神魅力和人文活力。书法有实用和艺术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其还有文化传承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我看来，大学书法尤其是研究生书法，应该在真正继承传统书法文化的基础上，走一条合乎人性的清新优美的艺术道路。中国汉字的线条和结构，使得书法创作必须尊重艺术文化规律，凡是违背这些规律走入旁门左道的所谓追新，即是与大学书法旨趣相悖的。大学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在我看来，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风表达了中国书法精神中极为精致的文化品位，是形式和内容的协调完美，应该成为大学书法的主流，在此基础上，兼容并包而推陈出新。可以说，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艺术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为什么后来的艺术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为文化底蕴欠火候。而大画家范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书画家，范曾作为专业大书画家，其古文和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王岳川：是的，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个尖(技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六、人间情怀与和谐生命观
　　王岳川：先生的寿眉已经很长了，看着越发睿智慈祥。
　　季羡林：哈哈，该长毛的头顶不长了，不该长得眉毛反而老长。
　　王岳川：您在医院里还每天写两千多字，真让年轻一代学者汗颜。
　　季羡林：活到老，写到老。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间。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今天的我已经非复当年之我了。我有一个“三不主义”的保健方法，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不容易，甚至对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九十多岁，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王岳川：是啊，这种熬夜写作，其内在的情怀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人文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人文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体现在童心、慧眼、侠骨、柔肠这八个字上面，学者人间情怀和思维超越性必要的。光是有慧眼和侠骨，这是好论战、好斗。今天我们的世界，活得有欲望功利心的人很多，但具有赤子童心的人很少，王国维张扬的那种赤子之心很难看到，大抵只剩下消费、娱乐、沉重的肉身和放纵的欲望，没有释放自己大快乐那种童心。那种节日般的大快乐和只是满足自己生理欲望的那种快乐，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还有柔肠，柔肠不是仅仅指爱情，对女人、对男人的恋情，它是对世界的、对宇宙的、对生命的，包括亲情、友情的爱，这在性趣盎然的时代人们对真情已经很淡然了。知识分子这个词，从古希腊对“哲学王”的吁求开始就一直有神圣的意味，今天这种神圣性意味被解构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许多学者耐不住寂寞，开始眺望和羡慕“有机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生活。但我以为，知识分子的根本恰恰在于对于那些仿佛虚无缥缈的问题的思考，人文学术问题注定与实用价值无缘，一个学术问题的理清未必为社会带来多少财富，但是世界上总有些精神性的、超越性的东西是爱智者必须去思考的，也总有些美好的东西是需要美善者去守候的。为什么我们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知识分子就是人类精神的最后守夜人。知识分子就是置身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历史中间物，从黑暗的世界中走出来，展示给他人未来的世界，而当光明到来时正是自己飘逝时。这种命运很有悲剧的味道，但却道出了一种现实——唯有飘逝的，才是永恒的。
　　季羡林：我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王岳川：其实这正是您夫子自道。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介寒儒的书生本色，不应该过多地考虑经济问题，而应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大气象。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
　　季羡林：我已年届耄耋，我对生命和名利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脱的。我很欣赏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这是我的座右铭啊!
　　注释：
　　[1]本文根据同季老多次谈话记录和录音整理，地点分别是北大朗润园先生家中、301医院等。特此说明。
　　原载：《山花》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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