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一书的英文提要

[俄]С.П.涅斯捷罗夫 著  杨海鹏 译

对于近代史学工作者来说，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早期中世纪的民族文化状况，不是一个新课题，在这一领域，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已经展开。对以往学者的著作研究分析表明，尽管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如：将统一的靺鞨文化区分为5种遗存类型，并试图将这5种遗存类型同编年史书中的靺鞨部落联系起来，同时将特罗伊茨基类型遗存同阿穆尔地区女真文化和渤海文化联系起来），但有些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如史书上提及的中世纪阿穆尔河流域地理名称的具体位置；波克罗夫卡文化（或阿穆尔女真文化）载体民族的起源和族属；五国部的居住地点和他们的物质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新近翻译出版的中国编年史提供了远东民族的资料：对布列亚河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与米哈伊洛夫卡遗址群相关的新的考古资料。塔拉坎文化类型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对阿穆尔河流域的阿穆尔泽茨基古墓地与滨海地区的莫纳斯特尔卡Ⅲ古代墓地的研究，获得了阿穆尔地区中世纪早期遗存的放射性碳测定的一系列年代资料。上述材料使我们对那些有争议的和尚未解决的有关阿穆尔地区民族文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这部论著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早期中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文化状况。在这方面，作者深人研究了一些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充分研究或者正在积极讨论的问题，例如阿穆尔河流域的河流与中世纪河流名称的对应关系，确定史书上提及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滨海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室韦和靺鞨部落的分布范围。到目前为止，由于属于米哈伊洛夫卡类型的遗址数量发现不够，对这一类型文化的研究还没有什么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里，布列亚河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项空白，现在，我们对米哈伊洛夫卡遗存类型的认识已有所突破。另外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是，奈费尔德遗存和特罗伊茨基遗存间物质文化及其埋葬仪式的相似性，以及后者与阿穆尔女真和渤海族文化的联系。最后，关于阿穆尔女真人的文化起源和他们的民族学解释更是极其复杂的问题。或许，阿穆尔女真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一个在文献上有两个文化名称的中世纪民族。一个是阿穆尔女真文化，另一个是波克罗夫卡文化，它们分别以民族学和考古学领域命名，后一个命名意味着它具有另外的民族成份。

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在考古学资料和有关远东部落的地理学、民族历史和物质文化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有上一年发表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36个年代数据）。此外，作者在阐述一些观点时，还采用了人种学资料。
    书中所引用的考古资料大部分来自其他研究者公开出版的著作，而阿穆尔河地区的沙普卡墓地、布列亚河流域的干河汊Ⅱ、布金泉Ⅱ、大西米奇以及乌斯季－塔拉坎遗址的材料都是由作者收集整理的，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材料是首次发表。

在第一章中世纪阿穆尔河流域的地理状况中，作者将古代的河流、分水岭的名称同近代阿穆尔河流域的河流名称相对应，并确定5-10世纪阿穆尔河流域河流体系的地理位置。

从山志学、水文学及适宜人类居住的角度来考察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可以分为两个地理区域。第一个地理区域位于大兴安岭与小兴安岭之间，南部以伊勒呼里山脉与满洲平原为界，东到小兴安岭，在北部，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把它与勒拿河流域分开。这个地理区域包括现今阿穆尔州境内的阿穆尔河流域和黑龙江右岸的中国黑河地区。在阿穆尔州，有结雅－布列亚低地平原，阿穆尔－结雅和结雅河上游平原。在中国方面，沿阿穆尔河右岸有一条十分狭窄的河谷，从西北向东南延伸，长约1300公里。第二个地理区域包括小兴安岭以东的阿穆尔州境内的阿穆尔河左岸（地势较低）和右岸（地势较高）的中国部分，向东延伸到松花江下游满洲平原的东北角及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的交汇地带。

划分阿穆尔河沿岸的结雅-布列亚和松花江一乌苏里江两个地理区域非常有意义，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中世纪早期各部族的居住区域，尽管这些地理区域的命名还只是暂时的。

第二章中国文献中关于室韦和靺鞨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这些部落分右洲生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满洲境内，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中国官方关于南、北室韦的资料与信息有年代可查的遗物已有发现，作者依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今俄罗斯阿穆尔州地区和中国黑龙江右岸地区（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即结雅－布列亚河地理区域，公元5世纪时，居住着室韦部落的北部群体，他们属蒙古语族。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初，非蒙古语族的大室韦游牧部落从勒拿河迁移到阿穆尔河上游地区，该事件导致了这一地区原始土著居民的迁徙。结雅－布列亚河流域的多民族生活，因奈费尔德类型和特罗伊茨基类型的出现而变得愈加丰富多彩。

查阅历史文献可以找到关于靺鞨的记载，它涉及到学者们争论的远东部落的居住区域问题。在一些专门文献提到的一些部族的地理分布中，对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人数最多的部族—黑水靺鞨的分布问题是争论的焦点。综合分析有关黑水靺鞨的研究观点及文献中涉及靺鞨7个部落的分布材料表明，靺鞨的粟末、白山部多活动在松花江上游，而黑水靺鞨主要占居松花江下游及部分中游地区，位于靺鞨其它部落的北部。中国历史上的唐朝（618－907年）时，黑水靺鞨向东占据了那河（阿穆尔河）和忽汗河（松花江）的汇合处，忽汗河因而得名为黑水，黑水靺鞨人分为南北两部分。唐时，沿狂越河至那河，在黑水靺鞨西部，居住着东室韦。按车骨靺鞨位于黑水靺鞨东南部，大致分布在牡丹江流域和阿什河西南部。在西

部，靺鞨人沿嫩江右岸居住。在满洲地区，黑水鞋鞠的西部邻居，可能是蒙古语族的黄头室韦，西南部的邻居可能是契丹，南部是高句丽（译者按：原义如此）。北部，靺鞨部落分布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东部的乌苏里江流域。直到公元7世纪，中国的史书还没有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室韦东邻的记载。然而，小兴安岭以东有唐朝文献所称之黑水靺鞨，小兴安岭极有可能是北部室韦与黑水靺鞨的分界线。

从整体上看，早期中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存在两个民族地理区域，分布在结雅－布列亚区域的室韦部落北部群体，属蒙古语族；居住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地区的黑水靺鞨部落，属通古斯语族。

第三章对结雅－布列亚河地区的米哈伊洛夫卡遗存类型考察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遗存属于靺鞨文化。去年，在扎维塔河进行了此类遗存的一些调查（如古城堡遗址），被发现的遗迹开阔了我们对这一类型遗存的认识。发掘结果为我们详细研究这一时期的房屋构造，以及恢复其原貌提供了资料。这类遗存的房址分为地表式和半地穴式。

对布列亚河畔的遗址和米哈伊洛夫卡古城遗址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获得的一系列数据构成了公元3-7世纪米哈伊洛夫卡类型遗存的年代框架，将该遗存的年代与历史编年相对应，我们可以解决该遗存中典型遗物的制作时间、演变及新型器物出现的时间等问题。

米哈伊洛夫卡类型的陶器以罐形器和瓶形器为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还广泛使用木制和桦树皮制的容器。遗址中出土的其它遗物有：镂空铜带挎、有妻铁锌、陶制刮削器、为剪裁动物毛皮画线用的石制尖状器、铁鱼钩、有肩石锄、陶串珠，在一个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带悬挂环的铁夹子。项饰珠子一般陶制或石制（玛瑙和玉髓制成）。没有发现具有突厥特点的带软玉璧的组合式耳坠、玉环和有装饰图案的马蹄腕骨。而这些物品在特罗伊茨基和奈费尔德遗存类型中常见。

布列亚河大西米奇遗址的2号房址出土的木质艺术品，是很有特殊意义的发现，这种雕刻成人形的木制品代表的是神灵，经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为公元4世纪中期。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是复杂的，他们种植粟，在畜牧业中，大量驯养猪，也有马。同时，狩猎、用鱼钩和网捕鱼、采集野生果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生产方式，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

根据米哈伊洛夫卡类型遗存的分布地域和年代（3－7世纪），可以推测该遗存载体的族属。一方面，根据文献记载的北室韦活动区域及其独特的民族特征，推测该遗存有可能是北室韦；另一方面，我们推测，米哈伊洛夫卡遗存有可能继承了北室韦的文化传统。关于第二种假设，我们有间接的材料可以证实，米哈伊洛夫卡类型遗存不是北室韦族，据文献记载，北室韦有将死者悬挂在空中（树葬）的习俗，在米哈伊洛夫卡遗存中还没有发现与北室韦葬俗相关的遗迹。

在这一章里，对塔拉坎类型进行了更多的研究，乌斯季－塔拉坎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使我们对这种类型的遗存有了初步的认识。该遗址出土的陶盘、陶碟与米哈伊洛夫卡遗存出土的同类厨房用具十分相似，比较二者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塔拉坎遗存要早于米哈伊洛夫卡遗存，或与其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初到公元1－2世纪。有证据表明，塔拉坎遗存早于米哈伊洛夫卡，即先于后者，又与其共存。

第四章概述了奈费尔德类型遗存（属靺鞨文化），从其积累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对其基本情况和民族文化特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O.B.季娅科娃在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然而，新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对这类遗存的其它特征有了认识。

奈费尔德类型的主要出土文物以3种类型的房址为代表，垃圾坑是房屋建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时候，垃圾坑上面还有小棚子和盖，显然，这些特定的垃圾坑是家庭中的成员死时的埋葬之地。在每一个遗址，甚至一些季节性村落遗址，总有一些特定的地方作为每天丢弃废物所用，它可能是天然的洼地、沟谷的斜坡或者是废弃的房屋地基坑。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死者埋葬在公用墓地中，墓地中发掘出大量的墓葬证实了这一点。墓葬有序地排列在距河不远的地方。墓坑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墓坑内有时使用大块木料修建，二次葬是主要的埋葬方式，死者的尸骨露天停放一段时间后，被收集起来，再埋葬人土。二次葬中，如果尸骨保存较好，就将尸骨按解剖学顺序摆好后再人葬。头骨和弯曲的膝盖骨置于两头，其余的尸骨摆放在它们之间。当尸骨风化严重时，就把它们凌乱地置于墓穴底部。有时，将二次葬的尸骨收集起来后，呈一排摆放在一个平面上。也有一些因二次葬引起的破坏而将尸骨直接葬在初次人葬的地方，这样的例子很少。死者仰身，头朝南方或略偏南，双膝朝上弯曲。儿童的初次葬与成年人没有什么不同，在已发现的墓地中我们还无法将儿童葬区分出来。有些大墓地的墓葬中没有尸骨，但却有衣冠家，衣冠家与那些在初次露天葬中因遗体消失有很大的关系。

奈费尔德类型文化创造者的民族血统问题尚有待解决。必须说明的是，无论他们与史书上记载的哪个靺鞨部落有联系，我们都能说，布拉戈斯洛文宁－奈费尔德类型（不包括结雅－布列亚河流域）的分布范围与黑水靺鞨活动的区域是一致的（根据公元第1千纪靺鞨部落分布范围的史料）。中国史书对靺鞨部落丧葬习俗的记载与奈费尔德居民的葬俗一致。靺鞨人将死者于死后立即埋葬人土（无棺），奈费尔德的居民将死者露天停放，随后将尸骨葬于土中（奈费尔德居民根据一年四季的季节变化举行埋葬仪式）。奈费尔德居民二次葬的突出地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现象或许能理解中国史书上有关株幅丧葬习俗的记载。史书上在记载靺鞨的丧葬习俗时，是把靺鞨各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尽管其他各部与这种丧葬习俗或多或少地有所不同。

结雅－布列亚河流域的黑水靺鞨大规模迁移，极有可能与黑水靺鞨和渤海国之间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有关。

第五章特罗伊茨基类型的靺鞨文化和阿穆尔女真文化的调查。

奈费尔德类型继承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东部的波尔采文化传统，而与结雅－布列亚河的文化无关。与奈费尔德类型不同，阿穆尔河流域特罗伊茨基类型出现时就已成形，它固有的文化传统贯穿这种文化的始终。去年在结雅－布列亚河流域的布列亚河又发掘了一些新的特罗伊茨基类型的遗址：干河叉Ⅰ和Ⅱ、乌斯季－塔拉坎，这些遗址的资料是首次发表。

目前，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早期中世纪遗址的研究，还处在一个有争议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人员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中世纪遗存的族属间题和年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认识分歧，一部分人喜欢称之为波克罗夫卡文化，并断定其年代为公元9－13世纪，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将其归属于阿穆尔女真文化末期，是公元7－12世纪的一种文化。

第五章中关于中世纪阿穆尔河流域的人口与考古文化问题，O.B.季娅科娃已经阐明。按此，渤海文化与阿穆尔女真文化的起源是与特罗伊茨基类型的靺鞨相关的，即他们是同源文化。O.B.季娅科娃对于其制陶工艺水平的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支持。然而，对靺鞨特罗伊茨基类型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少有人赞同。尽管如此，O.B.季娅科娃提出的观点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前文讨论的问题。

阿穆尔女真的葬俗中，死者尸体经过露天葬形成骨骼的时间、尸骨在墓中的摆放位置等方面问题，通过调查发掘已得到解决。作者对女真原始葬式的研究，同发掘者们一样，认为是二次葬。阿穆尔女真这种将死者风干后的尸骨二次葬的做法与特罗伊茨基类型和奈费尔德类型或黑水靺鞨相似，而奈费尔德或黑水株幅被认为是女真的直接祖先。

女真的起源问题，特别是阿穆尔女真的起源间题，尚在争议中。依文字资料记载，作者认为，研究人员关于“女真”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不早于公元5世纪的观点较为可信。

比较特罗伊茨基遗存类型与阿穆尔女真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阿穆尔女真和特罗伊茨墓类型起源于南满洲和渤海国。渤海靺鞨的迁徙，与契丹的人侵有很大关系。

渤海人来到结雅－布列亚河流域，这是第一次迁移。第二次（时间与第一次同或稍后）是渤海靺鞨人迁移到阿穆尔河流域的松花江－乌苏里江地带。根据考古资料，阿穆尔河流域纳杰日金女真文化遗存，其居民很可能是在不早于公元10世纪中叶的时候，摆脱契丹人的统治，从松花江上游迁移过来的。但是，在《金史》中没有提及此事，女真72部中也不包括这一支。很可能，随着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第三次迁徙高潮，“女真”一名出现了，并且逐步同化了包括黑水靺鞨在内的旧部族，“女真”一名一直持续到公元17世纪，后称纠切尔。

这篇论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远东地区的五国部女真的活动区域和民族亲缘关系做了专门研究，同时指出靺鞨和女真文化与突厥和契丹文化的关系。

（原文发于2001年第2期《北方文物》，《早期中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王德厚译）一书收入《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5》，北方文物杂志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