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作者:妙妙书生
【妙秒书生按】：这是昨天读书小组研读费老的《江村经济》的部分成果，由于时间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意外的事情，使得主报告人无法将其全部思想呈现给大家。所以现在，经过主报告人的同意，特将其发言的底稿贡献给大家。，望各位学友多多交流。
这次贴出的是陈相师同学所做《江村经济》读书报告报告的一部分。相关评议待整理出来，再公布于大家。希望得到各位看官的多多指教，从而使我们的读书活动越办越好！
一、《江村经济》内容介绍
（一）写作背景
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1936年曾对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并在其导师马林诺斯基（[1]英文名：B.Malinowski,英国功能派的大师, 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把其调查材料撰写成博士论文，即英文版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此后的汉译版为《江村经济》。
（二）目录分析
《江村经济》全书共十六章。从对目录的分析可知，除第一章“前言”和第三章“调查区域”外，第三章至第十六章是对开弦村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方面的详细描绘。若细化区分，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描述开弦村人民的生活方面，并为此后九章对描写该村人们的生产方面作铺垫。纵观全部章节，费孝通先生用朴实的语言与精炼的数字向我们全面展现了开弦村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图景。尤其是第一章“前言”，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都对全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作了“点睛式”的宣告，应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中间的重点章节，比如说第十二章蚕丝业是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2] 《江村经济》序言：马林诺斯基 ）当然了，其他章节也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三）重要观点
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开弦乡村实地调查后认为：
1、位于太湖周围的开弦弓村其地区不但交通便利，而且自然环境条件也较为优越，适于种植水稻。水稻成为其主要农作物。另外蚕丝业在这一带也较为发达，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3]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34 ）可见，该村的传统经济结构并非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2、蚕丝业作为该村的乡村工业，“其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相互配合来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4]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人民出版社，1948年版，82，84） “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一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靠乡土工业之补充”（[5]）“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是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6]“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土地问题”，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3、随着西方工业的侵入、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乡村工业根本无力与之竞争而逐渐衰落甚至崩溃。“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工业革命影响丝织业的力量同样使国内蚕丝业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7]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7~18）
4、蚕丝手工业的破产，乡村工业的崩溃，社会中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1） 造成了该村的经济萧条。
“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同过去等量的纸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8]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87）
（2） 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逐步激化。
“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9]
“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10]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88）
5、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分充分条件，因为，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须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11]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88）
6、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措施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但这一乡村工业的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技术改造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遍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人口有十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面去。我称之’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12]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在吴江我还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的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13] 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四）观点反思
让我们认真理清一下费孝通先生对恢复发展乡村工业观点提出的研究金路，以图示之：
原
不合理的中国传统的租佃制度 西方工业的侵入、现代
因 农工混合的传统经济结构 制丝业先进技术的改进
↘↙
传统的乡村工业（蚕丝业）的衰落与崩溃
↙↘
果
该村的经济萧条 冲击了地租基础
农民困苦不堪 中国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
↓ ↓
措
恢复发展乡村工业 土改、减租、平均地权
施
开办现代化的合作丝厂 农民起义、共产主义革命
中共成立、新中国建立
↓ ↓
成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了小城镇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贫富分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小城镇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闲置、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
重大新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目前已有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住、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我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目前我国城乡还存在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我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我相信会逐步好转。”[14] 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对如何解决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问题”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措施，这也是当今我国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费老的想法有待我们认真探讨与研究。
（五）经典拾锦
1、“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第五章第四节）
在本节中，费孝通先生根据开弦弓村人们普遍使用亲属关系的象征性称谓来建立新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现象揭示在中国乡村那种“熟人社会”中乡土社会的人伦性的本质与特征。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们通常按一定辈分顺序去称呼他人。
“亲属关系的这种扩大方式在这个村里很普遍，它既与生育无关，也不与婚姻相联系。除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称呼外，人们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用父方的所有亲属称谓来称呼同村人并用母方所有亲属称谓，除外祖父、外祖母以外，来称呼外祖父母村子里的人们。亲属称谓的这种延伸的用法，起到了区分不同的地方和年龄组的作用，并可有现在的亲属关系派生的这种关系来说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应当注意的是延伸使用这种感情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并不是属于这种亲属地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延伸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用这种称呼，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建立了这样的亲属关系，但这种称呼有助说明这个社区内不同的人的地位” [15]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65
中国乡村的辈分制度与年龄无关“辈分事先已经排好的”当辈分用完时，村里人委托有权威的人去一定的地方去领取新的辈分次序。“辈分是在中国家族内部用以区别长幼、规范血缘秩序的等级制度,儒家思想中的人伦等级思想实际上反映了这层关系的实质，……血缘关系就成了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中国的辈分制度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乡土社会人伦性的体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宗教”（第六章第三节）
开弦村村民的宗教观念具有普遍性，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特点。
“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天庭的观念，使得人类的行动与上天的干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任何违犯禁忌的行为，并不因触怒上苍而直接受到惩罚。这件事情要由天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因此，如果能防止上天派来的监察者——灶神看到或向上天报告人们的行为，则犯了禁忌也不会受罚。人们并不认为上天的使者是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些肉眼所看不到的人，有着和普通人差不多的感情和愿望。既然他们和人们相像，他们也具有人们同样的弱点和愚蠢。因此，凡是人们所能是用来对付人间警察的各种办法，诸如欺骗、谎言、贿赂，甚至人身威胁等等对付天庭派下来的监察使者也都能用上。在送灶王爷上天之前的最后一次的祭灶之时，人们准备了糯米做的团子。这是灶神非常喜欢吃的点心。大家都相信，灶王爷吃了糯米团之后，他的最就粘在一起了。当玉皇大帝要他做年度报告时，这是口头的报告，他只能点头而说不出话来。因此，他要说坏话也是不可能了。但这也不能认为是犯了禁忌之后的一个万无一失的补救办法。……在遇到农业危机的时候，村里缺少独立的宗教活动，这是与人们对有关这神道的神话模糊不清或无知有联系的。……随着村庄经济萧条的加深，这些集会已暂时停止;现在也很难说在经济不景气过去之后，这种集会是否还会恢复。有趣的是人们并没有认为由于暂停了集会而造成了经济萧条；相反地，却认为是经济萧条造成了每年集会的中止。这表明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经济萧条唯一的真正原因是稻米和蚕丝价格的下降，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因而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引进新的工业和现代技术。”[16]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71~73
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与西方相比差异较大，值得进一步探究。
3、“不在地主制”（第十一章第四节）
“不在地主制”与“永佃权”的关系（有待探讨）
二、《江村经济》方法论问题
（一）“微型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方法论
1“微型社会学”的概念
“微型社会学”的概念是由Firth教授（[17] 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有成为其接班人）在马来西亚研究了一个海滨的渔村的实践中最早提出的。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小的社区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去了解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正如Firth教授（1951年）所说地“微型社会学”是"the microcosm to illumine the macrocosm, the particular to illustrate the general",“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
2“微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在人文世界中所说地“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同一整体中个体有点像从一个模式里刻出来的一个个糕饼，就是这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生在社会里又在社会里生活的一个个人，他们的行为以至思想感情的方式是从先于他存在的人文世界里学习来的。学习基本上就是模仿，还加上社会力量对个人发生的规范作用，即所谓教育，社会用压力强制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纳入规范中，一个社区的文化就是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的模子。这个模子对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的，每个人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都要能从这个人文世界里得到满足所以人文世界不能是不完整。
这样看来，如果能深入和全面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就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整个人文世界了。在实际田野作业里，要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的行为和思想是做不到的。所以实际研究工作是把不同个人的片段生活集合起来去重构这个完整的“一生”，从零散的情景中，见到的具体镜头编辑成整体的人文世界。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社会角色中所有的行为和感情都不应看作是“个人行为”，而都是在表演一套规范的行为和态度。我们都知道每个当父亲的人在他当舅舅时就不是一个面孔。社会人类学者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规范各个个人行为的这个“模子”，也就是人文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去，人文世界里的“整体”必须和数学里的“总数”在概念上区别开来。这是“微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根据。[18] 参照 费孝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3费孝通先生对“微型社会学”的思考与创新
（1）Leach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的批判
Leach教授在1992年所写的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向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类学者提出了责难：“一个包括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社区，能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整体的社会文化？”，“从一个小小农村入手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时，对于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即所谓的“以微能否明宏，以个别能否例证一般”？此外，还有人批判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只是对中国的一个小小农村进行所谓的调查和解剖，怎能带上“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么大的一个帽子呢?
费孝通先生在他1990年所发表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此种疑问首次作了答复：首先承认“局部不能概括全部”的定式，即方法上不应“以偏概全”，而提出了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实践中又提出采用“类型”的概念，和90年代在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的概念，以此对局部和全面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修正。“‘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人的研究在中国》）以江村来说，它纵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19]引自费孝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费孝通先生在实践中发展了“微型社会学”理论，逐步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化的微型社会调查方法论，即“类型比较方法论”与“层次递进方法论”。
（2）“类型比较方法论”
依据前述，《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序中说到：“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个起点又怎样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这就是怎样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住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能随即变化出多种模样的，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的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二者不同之处是作为参考体系的只引导在比较中注意新事物的特点，由相同引路，着重注意其相异，就是作为认知的依傍，而不作为范本。如果遇到逸出于已有经验范围的完全新鲜的事物，作为参考体系的已有经验正可肯定其为新事物，而作为完全新的经验来接受，扩大已有知识的范围。”（[20] 引自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
“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有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腐，但比较实际。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方法。”（[21] 引自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名称就表示了我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可以从发现各种类型的方法逐步接近认识中国全部国情的目的，也就是通过微型社会学累积各种类型，综合出马老师所要求我做的那部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巨著”（[22]引自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3）“层次递进方法论”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微型社会学的限度，承认限度并不是否定在限度内的成就和它的价值。以微型研究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较结实的基础。我们应当从这基础上走出去，更上一层楼。怎样走。怎样上，首先要在实践中去发现微型的限制在哪里。……我在总结过去的实践中，清醒地看到了我过去那种限于农村的微型研究的限度。我在60年代前提出的‘类型’概念固然可以帮助我解决怎样去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的问题。但是后来我明白不论我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貌，因为像我所研究的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的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的社区。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加在一起的总数。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这基础知识以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用普通所熟悉的现成概念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实体必须包括整个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势必走出农村社区这个范围而从农村里发展出来，为农村服务的市镇社区拓展我的研究领域了。”[23] 引自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1982年后,对欣欣向荣的集镇发展的关注促使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是把它看成是城乡的结合部,我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进行“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我调查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和江苏全省 。……可以说是从“江村”走向了小城镇。”[24] 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先生多次提到“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 （[25] 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比如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
“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出我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起初我是用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后来我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我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各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并没有追问由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这个概念。……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地区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如果上海浦东仍想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工厂为主,哪怕是兴建一些高技术产业,它的扩散和幅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乃至沿海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作用。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因此,我认为,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就是在实际调查中生长起来的。”[26] 引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下面也是摘自“江村经济六十年 —费孝通教授访谈录”中精彩几段，由于我的拙笔难以概括费孝通先生他那宏大的思想，我只能把它们“复制”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丰盛的大餐。
“记者:费老,您的社区研究工作,从对“江村”经济的微观考察入手,进入到小城镇建设的比较研究,再上升到对区域发展的宏观审视,随着您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化,您对全国的发展是否已有一个设想?从全局看,今天中国仍面临许多严竣的问题,如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与中西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您认为这些问题应如何得到解决?
费孝通:在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的实地调查中,使我感觉到沿海和内地特别是边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十分引人注目。从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有必要重视这个事关全局的东西差距。因此,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西南边区的发展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并相继提出了这些区域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之后,近年来我把研究重点放到了中部和过去了解较少的区域。这里有两条线,一条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国际共同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条线是沿欧亚大陆桥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建立沿桥经济走廊的条件。东北的情况,我在80年代中期开展边区研究的时候,曾在黑龙江有局部的了解,并想提出从内地吸收移民开发北大荒,为今后参与发展东北亚的国际大会战时充实实力的设想,但时机未到,并没获得当地领导的共识。
几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我有机会访问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着重考察了珲春市和珲春的长岭子口岸、距图们江出海口不远的边界和图们江口岸等地。调查中我对行使图们江出海权、开放利用图们江口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简要地说,这是行使中国主权、维护中国在日本海利益的需要,是进入日本海、确立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建立参与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基地、迎接21世纪的需要。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区域发展的观点可以看得很分明。图们江口位于东北亚区的中心部位,从这里启程到朝鲜的罗津港、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港、韩国的釜山港和日本的新泻港,距离最近,也能缩短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旧金山港的航程。这对促进中国外贸的发展十分有利。中国东北地区的外运港口,目前全部集中在辽东半岛,并已趋饱和状态。打通图们江出海口,不仅可以缓和东北地区的外运紧张状况,还可使全国外运港口铁路运输布局得到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图们江口建设开放城市,并引导大连向“北方深圳”,更进一步向“北方香港”的样式发展,改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总格局。加上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这些据点,;连成一体,形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又一个大的接轨站,依托东北广大腹地的建设,将使我们取得面向参与东北亚发展的广大空间。
从注意到参与东北亚的开发,我又看到了发展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性。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纽带。我曾利用访问考察的机会陆续对环渤海湾的沿海城市及其腹地作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环渤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港群优势和广阔的腹地,有在国内密度最高的交通网络,有丰富的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在占全国5.1%的国土面积上创造着超过全国1/4的工业产值。在第二轮改革开放高潮中,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战略任务已被写进中共十四大文件。从1992年起,为了改变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我把探索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的路子作为重点研究题目,又接触到了新的情况,受到了新的启发,这使我能比以前更深一层地思索传统农业地区脱贫致富的路子和沿欧亚大陆桥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提出了发展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10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步子较快。到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高出大约1倍。在这样的差距下,中部地区的农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很想知道,也想在扶贫实践当中和农民一起寻找下一个10年里让中部地区尽早赶上来的办法。我到苏北、山东找,到湖南、湖北找,到河南、河北找,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旨在促进区域发展的经济协作区,找到了能使农民切实增加收入的庭院经济,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地称之为“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路子。我在苏北访问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淮海经济协作区,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17个城市自愿组成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他们从1986年起正式开始联合,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形成横跨四省的协作网络,使这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额的增长在成立协作区后的数年里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作为东部沿海腹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接下来,我在邯郸访问时又知道有一个中原经济协作区。包括晋、冀、鲁、豫四省的15个地市,自1985年起自动联合起来,进行地市间经济技术协作。这是个农业传统悠久,人口、市镇密集,轻重工业并举,城乡市场广阔的区域,地处大陆桥中段,战略地位重要。这里的15个地市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跨省界的区域协作,这里的干部有意组织群众走出条块分割,联手发展,这是值得关注和倡导的新生事物。
淮海和中原两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这两个协作区包括的这一大片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是否可以在从事农业和副业的个体农户的基础上积累起资金,走上工业化道路?对此,我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想法,但他们的现状怎样,他们已经作出了哪些探索,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下一步怎样走更好一些,我所知道的还不多。同时我又看到了中部地区能不能加快发展,不光是中部自己的事情,也是决定沿海地区能不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的一个关键。如果中部作为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市场不能快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制约。我在访问过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城市之后,于1993年到商丘参加了淮海经济区第八届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又在对中原经济区作了一些了解后,于1994年到濮阳参加中原经济技术协作区第九届会议,并借与会机会对信阳、安阳、濮阳、焦作四市进行了实地调查。再结合我以前在湖南洞庭湖区、湖北孝感、河南民权、河北沧州、山东无棣等地看到的例子,我脑子里的思路比较清楚了一些。看来,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庭院经济,就是以个体农户为基础发展成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业的专业户、专业村。我在孝感看到了“一村一品”形成的庭院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有的村养甲鱼,有的村养鸟,有的村编鸟笼,千家万户都富了起来。在民权看到过的种葡萄,做抽纱,也是分散在千家万户。我到沧洲、无棣去看,了解到当地的枣粮间作,也是大有可为。淄博临淄区有一个西单村,我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都有池塘,村里搞立体农业,生态农业。他们在屋顶上种水葫芦,用麦杆、玉米梗养牛,牛粪集中起来生产沼气,沼气渣用来养鱼,养鱼的水可以浇地种田作肥料,这样在庭院经济基础上搞起了多业并举、良性循环的集体经济。加上村办工业,1993年的产值已有十几亿。
庭院经济虽还是在农业里边,却已不是传统的农业概念,而是跨到大农业的阶段上来了。大农业不是单搞粮棉油,而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就使农民致富的路子多了起来。可以说,庭院经济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淮海、中原两个协作区有1.5亿人口,每人增几百元收入,就是几百亿的大市场。庭院经济看起来小,力量却很大,看着不如大中企业气派大,却是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显示出的是另一种气派,富民的大气派。中部地区的经济协作已搞了将近10年,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现在要上一个台阶了。有机遇,也有条件。沿海地区的发展搞了十几年,沿江地区的发展也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北部沿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发展还有待提上日程。大陆桥虽早就有,可是还没有被当作经济走廊去发展。陇海线通车已久,沿线的腹地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南中国的发展迅猛,形势逼人,要求北方有相应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辐射借助长江进入中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能实现。中部和北部的发展,要求沿大陆桥建设经济走廊,一方面发展潜力强大的沿桥腹地,一方面作为东部经济技术向西转移和扩散的通道,沟通东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走廊正贯穿黄河中游的广大腹地,西接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东联黄河三角洲开发区,它可以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大发展。而且可使北方经济既能从连云港东出,又能沿桥经河西走廊西进,去开发从中亚细亚到阿拉伯的巨大市场。
淮海和中原两个协作区继续增强实力,连片发展,就是这条经济走廊的基础。加快这两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一边建设经济走廊,一边建起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与全国各地形成承东启西、南呼北应的大格局,对于中国从本世纪未到下世纪初实现全国协调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有益的。
记者:目前,全世界出现了许多洲级区域经济,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的亚太经合组织,这些洲际经济区域的出现,对未来的世界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费孝通:我已注意到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跨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和现象。欧共体把欧洲一些独立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进行密切协作和共同规划,初步踏进了全面统一的门槛。北美、中美各国也分别在部分经济领域中实行了联合协作,近年来有关亚太经济区域的结合也提到日程上。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上全人类已密切地相互依存,正在走向联合,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平等、和平、合作、团结的全球性共同体。洲级经济区域概念的提出,也许是走向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起点。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仅是经济上的联系,将不易达到。
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我希望全世界选择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大家安居乐业,努力开发自己未发展的潜能,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二）功能主义在《江村经济》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表达了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这本书为功能分析，或是系统结构分析作出了一个标本。” （[27]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424）
“开弦弓村这个社区的人文世界是完整的，从功能说能满足每一个社区居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Leach说我这本《江村经济》不失为一本功能主义的著作。虽则我并没有把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全面顾及，但是从整体出发有重点地叙述了这个社区的经济生活，也就是马老师所说的‘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28] 引自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可见，《江村经济》则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系统论在中国运用一个典范，费孝通先生把江村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以，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已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29]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9~11）
这些都反映了系统论、功能论的观点。第十二章“蚕丝业”是最佳典范。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如亲属关系。
“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从技术上改进农村企业，但是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改组为止。”（[30]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144） “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他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不能这样做。……挣钱的人从一家的成员中分离出来，对亲属关系也产生了实质的变化，儿媳从婆母出分离出来可以减少日常的争吵。但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关系松散。……以上事实说明了亲属关系一新的形式进行着新的组合，并将随着工业的变迁得到调整。”（[31]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56~157）
（由于我对功能主义理解不深，能力所限，我对其探讨只能先写到这里。望谅解）
（三）《江村经济》方法论上的学术价值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之作，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理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社区研究事例之一。《江村经济》是中国人用社区研究方法研究本国农村社区的首本著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1、《江村经济》扩大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开创了人类学研究农村文明社区的先河，打破了人类学只研究部落、“野蛮人”、落后民族、和异民族的传统局面。开辟了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新方向。马林诺斯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高度称赞费孝通先生用人类学方法对先进文化、本土文化进行研究的尝试。“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32]引自“ 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言”
2、《江村经济》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融入社会学调查，在中国实践了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家的主张——社会人类学，从理论到实践创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先例，是作者“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为在中国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江村经济》确立了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改变了过去人类学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也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的崇高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础。
4、《江村经济》是功能主义理论与“微型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研究传统文化和社会问题的首次运用，为费孝通先生以后提出的“类型比较方法论”、“层次递进方法论”、“发展模式”、“区域经济”等重要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
文章出处:http://miaomiaoshusheng.fyfz.cn/ ... .aspx?blogid=13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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