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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哈贝马斯]语言学转向 [打印本页]

作者: anping 时间: 2008-11-21 12:10 标题: [哈贝马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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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贝马斯

在前两节中，我阐述了后黑格尔思想摆脱以意识哲学形态出现的形而上学理性概念的途径。接着同一性思想和唯心论，我想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以探讨，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替后形而上学铺平了道路的意识哲学批判。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过渡，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而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它把我们带出了形而上学思想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即唯心论和唯物论相互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怪圈，并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个体性问题。此外，在意识哲学批判中，完全不同的动机也交织到了一起。我认为最重要的起码有以下四种动机：
　　(a)谁要是选择认知主体的自我关涉作为其分析的出发点，就必须面对自菲希特以来便一直存在的异议，即自我意识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本源现象，因为，一旦认知主体反躬自问，把自己当作对象，意识生命的能动性便不再是它必须接受的对象形式（弗兰克论述了寻求走出这种困境的非自我主义意识理论，参阅其《个体的不可隐遁性》，Frankfurt am Main，1986，第7233—64页）。从尼采以来这种从基本概念上强迫对象化和自我对象化的做法也成了批判主流思想即工具理性的靶子；批判主流思想即工具理性，涉及到的是整个现代生活语境。
　　(b)自弗雷格以来，逻辑学和语义学给了意识哲学概念策略中产生出来的对象理论以沉重的打击。具有判断、行为和经验能力的主体的活动所能面向的对象，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对象。但是，这种意向对象的概念并不能够表现所意味和所陈述的事态的命题结构（图根哈特：《语言分析哲学导论》，1976，Frankfurt am Main，第72—106页）。
　　(c)此外，自然主义对把意识作为基础、绝对前提和本源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果真如此，)势必要把康德和达尔文扯到一起。后来，随着弗洛伊德、皮亚杰和索绪尔的理论，又出现了“第三种”范畴，从而避免了意识哲学基本概念的二元论。除了具有表达能力的肉体、行为、举止以及语言等范畴之外，还可以引入世界关联；早在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和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起客观联系之前，其社会化机制就已经被放到了这些世界关联当中（普莱斯纳和盖伦的哲学人类学的主题，被梅洛-庞蒂的人类学现象学重新加以讨论，参阅瓦尔登费尔斯：《现象学在法国》，Frankfurt am Main，1983；亦可参阅霍耐特和约阿斯：《社会行为与人的本质》，Frankfurt am Main，1980）。
　　(d)当然，直到发生语言学转向，这些怀疑才找到可靠的方法论基础。这个方法论基础是由洪堡打下的，其特点在于避开了传统的语言观。根据这种语言观，语言是按照对象名称的排列模式而设想出来的，是一种思想内涵之外的沟通工具。新的语言观具有先验特征，其范式意义首先在于方法论上优于主体哲学，因为主体哲学必须依靠对意识事实作反身理解。不论是想依赖内在经验或知性直观，还是直接的自明性，对于观念空间或体验大潮中出现的实体的描述都摆脱不了纯粹主观的特征。观察在主体间的有效性可以用经验层面上的实践加以验证，亦即通过把知觉有规则地转化为数字加以验证。我们根据表达观念和思想的语法结构对它们加以分析，似乎可以达到同样的客观程度。语法所表达的是一些公众性的东西，找出其中的结构，无须考虑纯粹的主观性。此外，数学和逻辑学的样板还有助于引导哲学进入语法表达的公共客观领域。弗雷格和皮尔斯是这场转折的关键人物（参阅皮尔斯的中期作品，见阿佩尔（主编）：《实用主义论集》，Frankfurt am Main，1976，第141页及下两页。）
　　但是，语言学转向最初是在语义哲学范围内完成的，它付出了抽象化的代价，但也保护新范式解决问题的潜力不被消耗殆尽。从本质上讲，语义学分析仍然是一种命题形式分析，而且首先是一种断言命题形式分析。语义学分析不考虑说话者的言语情境、措辞及其语境、要求、对话角色和所持立场，一句话，置语用学于不顾。因为语用学想让形式语主义学从事另外一种研究，即从事经验研究。科学理论也用同样的方法把研究逻辑和研究动力问题隔离开来，认为探求的动力学属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范畴。
语义哲学的抽象化把语言格式化了，从而使语言的自我关涉特征变得模糊不清（阿佩尔：《哲学的改造》，第2卷，Frankfurt am Main，1973年，第2章，第155页及下两页。）对于这一点，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就非语言行为而言，行为者的意图无法从显而易见的举止中推断出来，最多只能间接地加以猜测。相反，语言行为能够使听者领会说话者的意图。语言表达本身能够自我识别，因为它们具有自我关涉的结构，而且，它们的实际意义表现在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当中。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塞尔：《言语行为》，Frankfurt am Main，1971。）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入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重新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接下来便是要分析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以便交往参与者能够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的这些语用学前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比如说，假设所有的对话参与者都使用具有相同意义的语言表达，这虽然在所难免，但通常情况下有悖事实。说话者为其断言命题、规范命题或表达命题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同样也是理想化的；原因在于，说话者当下所坚持的在一定语境中有效的东西，超越了所有受语境约束的局部有效性水平。交往实践的现实前提尽管理想化，但也在所难免，其规范内涵就在于要在有关现象界的知性理解和经验理解之间建立起张力关系。反事实的前提将成为社会事实——这种批判的锋芒深深地扎根于必须通过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进行再生产的社会现实内部。
　　语言学转向不只是命题语义学一手促成的，符号学，比如索绪尔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结构主义同样也陷入了抽象的错误推理。由于结构主义把普遍的语言形式提高到先验的地位，因此，它也就把主体及其言语(Rede)降低为纯粹偶然的东西。主体如何言说及其所作所为，应当由基本的规则系统加以解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个体性和创造性，乃至主体性所拥有的一切本质特征，只是一些多余现象，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贬斥为自恋症状。要想在结构主义的前提下恢复主体的权利，就必须把一切个体性和创造性都转移到只有直觉才能把握的前语言的领域中（弗兰克：《何为新结构主义》，Frankfurt am Main，1983，第23讲，455页及下两页。）。
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先验能力绝对不会回到语法规则系统本身中去，相反，语言综合是建构在中断了的主体间性当中的交往活动的结果。语法规则固然保证了语言表达的意义同一性，但同时也必须为对这些假定具有统一意义的表达作特殊性或创造性使用留有余地。事实上，说话者的意图经常偏离其所使用的表达的标准意义，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笼罩着一切语言共识的差异性的阴影：“所以，一切理解同时也是一种非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分歧”(洪堡语)。由于主体间的语言沟通从本质上讲存在着许多漏洞，由于语言共识并没有彻底消除说话者视角的差异性，而是把这种差异性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也适合于充当使社会化和个体化融为一体的教化过程的媒介。人称代词的语法作用要求说者听者持一种以言行事的立场；凭着这样一种立场，一方与作为另一个自我的他者照面——只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绝对不同，并且不可替代，一方才能从另一方身上识别出自身。所以，尽管非同一性是脆弱的，并且还不断受到客观化的歪曲，因而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网络中捉摸不定，但是，它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一般还是能够把捉到的24。不过，我们只有放弃理论的经典优先地位，并同时克服掉逻各斯中心论的狭隘的理性观，才能确定非同一性这条世俗的拯救途径的有效范围。

——摘自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2—47页

社会学吧发表日期：200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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