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老师在73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精彩观点：

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的想象，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在学术意义上说，都是某种不完整的知识体系。然而，二者从不同的维度影响着社会实践，并在彼此间发生密切的互动。

之二 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照才有意义，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之三 哪些要素识别一个民族？（至少有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如语言、宗教、习俗……），共同的归属意识，共同的传统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存方式，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这些指标中主观性识别指标最为重要。

现象一 满族的变迁：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

（图说：历次普查中的满族人口）

今天第一个案例，我们讲满族。通过这个案例来谈民族如何由一种自下而上的顺序被社会构建起来。

这是几年前我在网络上搜寻各种网友，特别是满族网友，博客中的一句话。文字写得很美，实际上也展现了新一代满族人的精神反思。他在：“在最近的一百年，我们丢弃了优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下一步丢弃的将是我们的血脉和生存本身。过去的四百年来满族人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忠实的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的汗（皇帝）。”这是很有思想深度的网友直白。

离开这样的叙述，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满族这些年的变化：建国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满族有240多万人；11年后的人口普查数据满族有270多万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增长。198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多万。一个突变马上来了：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的人口总数上升到900多万接近一千万。1982年到1990年八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28%。我们也知道，1982年后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人口增长。2000年时满族人口就超过了一千万，跃升为中国第二大民族人口（第一大是壮族）。人从哪里来？我们要通过调查来看这件事如何发生。

（图说：建国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

现象二 民族成份：一种自上而下的构建

（图说：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

现象三 “传统的发明”：一种精英主义的构建

（图说：彝族始祖雕像）

（图说：黄帝陵）

什么是“民族”？民族想象的知识背景

到底什么是民族？上面三个故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民族？是哪一套知识体系塑造我们对民族的认知？

首先，我们的百科全书就是汉语辞典。汉语辞典对民族的解释有两个。第一个定义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第二定义是“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只要是了解的人都很熟悉，这个定义是斯大林做的。

实际上对于民族的认知最早、也是很重要的理论范式，今天在学界里叫“原生论”。原生论指的是民族是天生的，它是血缘和历史的产物。我们作为现代人可以做很多选择，可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做不了，就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是给定的条件。这是原生论的逻辑：民族是先天的。斯大林做的一个定义[ 原生论（Primordialism）：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这个定义强调的四点：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当然也说，民族消亡，它会有它的始末，只有具备一切特征，才算是一个民族。但是这有一个挑战：美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办？美国有共同的语言——英语、有共同的地域——北美洲土地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共同的市场、文化也很共同，自由民主天天挂在嘴上。按照斯大林的解释，美国人是一个民族。但这个答案听上去有点不妥，不妥在于还有一个范式，就是和它对应的“建构论”。

所谓的“建构论” （Constructism）：对群体亲和力的信念——无论其是否有任何客观依据——可能产生重要的后果，尤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更是如此。我们将把这样的人类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这些人由于在体质或习俗上的相似性，或者由于同属于殖民者或移民，使得他们在主观上相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相信对于群体形成之宣传必然颇为重要。至于是否在事实上存在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11）。可以这么想：民族是后天的，血缘不是很重要，只是提供一个素材，你认为你是什么民族，你就是什么民族的，随你想的，是一个想象。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民族想象。

建构论后来渐渐成为主流。建构论的出现并不晚，对族群定义并深刻影响后世时，斯大林还没有写他自己的民族定义。马克斯•韦伯1911年发表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已经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有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上有没有共同基因不重要，是我们认知体系认为有，那就有了。所以建构论认为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物，是一个唯心的东西；不太准确地讲，我们可以把原生论的定义看成是唯物的。韦伯的是唯心的。

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着照才有意义。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在一起时，从来不想民族这件事，我们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建构论重要理论的高产期是在1980年代初期，《想象的共同体》是1983年发表的。盖尔纳的民族主义也是1983年出版的，法国的让·吕克·南希也是1983年出的书，这个书名很难翻，大概可以说是“松散的共同体”，日本人翻译成《失效的共同体》，台湾翻成《解构共同体》，完全没有了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做民族研究是多么痛苦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

我们看看建构论兴起的历史背景。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可能在世界视野来看，毛泽东的逝世标志着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左派运动的渐趋衰落。运动的一部分，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了。但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很有名望的老学者。我请教他们，“您学完这个，到了80年代，你们都干什么？”他说，“是啊，国家专门培养我们研究民族解放运动，最后没有研究对象”。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本人是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很活跃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群体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发现我们对民族的认知，不是因为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正好是反过来，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帝国时代之后，不给皇上磕头了，总得有一个国家需要我们的效忠。向什么效忠，效忠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一个价值下我们生产出这么多的民族。

盖尔纳最高明的地方是提出“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原先的因果关系是错的。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把路易十六头给砍了，之后人民要向谁效忠？真正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中效忠的是国家。美国也一样。原来到新大陆的英国人很明确，是要去光耀上帝和英皇的荣光，结果自己却把英皇的军队打败了。到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很茫然，需要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这个时候就效忠了美国。

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舶来品。从欧洲发轫，并且伴随欧洲强大的技术和知识生产能力传遍世界。无意中，我们都在这种意识形态及逻辑的支配下创造知识，并且由这点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沃勒斯坦也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建构出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后者则建构出种族、民族和族群。”这还是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决定论。这一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然要生产出被剥削的对象，用边缘的力量去供养中心的力量。

种族（race）→民族（nation/nationality）→族群（ethnicity）

最早的认知文化是强调血缘与基因的想象。奠基于基因的认知会强调种族，这个种族主义是很可怕的。后来发现种族不足以描述群体，因为血缘对他们真的不重要。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满族，可是我的母亲是汉族，我该怎么识别我的身份？

另外一种生产民族力量的就是政治，是现代民族体系创造的民族群体。联合国就叫“联合民族”。民族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就代表民族。因为现在国家治理不能仅仅靠理性制度，必须有一套感性的东西增加凝聚力，进行社会动员。这套东西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

所以当我们讲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感召力比理性制度的安排要强大得多。后来特别是移民社会里，大家都强调民族，冲突就不断了。特别是经过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后，渐渐有一个知识的认知，开始把民族往下拉，去除它关于基因和政治叙述，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群体、变成一个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族群。在中国已经有超过20年的争论，是叫“民族”好？还是叫“族群”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有着水火不容地争论。

我很喜欢Kellas的定义，“（民族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James G. Kellas, 1991）。”

我们把他这些比较学术的话退推开说。民族有先天的成分，可能有一些客观的血缘基因、体质这些特征，也有主观的东西，特别是你对自己民族特性的认知和情感。这个东西最重要。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通俗的话，民族既是先天也是后天的。

民族的构成要素的转变

客观来看，在我们的知识谱系里，会从哪些维度分析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民族？

首先，应该会有一个（1）共同的祖先，这通常是一个传说。世界上只有很少的民族拥有中华民族这么好的古籍。我们的典籍能查到史前甲骨文的时代。看看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英国殖民者到达时，以社会发展史来看是旧石器时代，根本没有任何记忆。所以澳大利亚白人就把土人生的孩子放在白人家养，反正他们没有文字没有记忆。这也是一种制度。背后也是知识和价值在起作用。今天来反思，这对土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对待。

（2）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因为后来祖先的共同经历已经变成记忆了，这种记忆不一定是官方史的记忆，也可以是口传的、家庭化的故事、社区的故事、更大群体的故事、国家的故事，是一个口述史式的一个民间的记忆。

（3）共同的文化特质比较好识别，语言宗教习俗，一目了然。

很重要的一点，（4）共同的归属意识。斯大林定义中也提及，共同的地域在古代很重要。任何一个人类的群体、共同体，一定是基于地域，但是在现代出了问题：人口迁移了怎么办？现在工业化社会高度的流动性下，民族出现了问题。

（5）共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在传统没问题，传统人类各个文明系统都和自然条件非常契合。山西爱吃醋；南方人新鲜的东西多，加工比较容易，爱吃鲜活的东西；四川比较湿热，就吃点辣…这种文化都和地理结合。但是现代社会就不行了。现在北京什么饭馆都有，跟气候没有关系。所谓的共同的经济生活，斯大林的定义在今天是一个没用的指标。这套指标在现在的条件下，已经不起作用、无法识别了。要是真把某个民族集中于某个分工领域就会起冲突。就像过去前苏联在中亚的问题就出这里：中亚五国是上流社会、技术职位、专业职位主要是俄罗斯人，而当地人普遍是底层职位，所以在转型中造成了很多问题。

还有一点，（6）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时存在。我说我是白人，我自己认同我是白人。或我学日本人，脱亚入欧。我觉得特别像法国人。这些没有用，需要有外部认同的存在。
我们把今天依然可行的指标理一下：共同祖先的想象、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共同归属意识、自我认同外部认同，会发现在今天识别民族的主要指标全部都是主观性指标，主观性这一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再按照斯大林客观定义民族的话，是走不通的。

德国汉学家Thomas Heberer在一本书里写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中文从未对peoples, nation, nationality and ethnos 做出区分，所有的这些单词混合为一个单一的术语：‘民族’（ Thomas Heberer，1989: 9）。”这也是我们运用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符号交流时常遇到的困境。这个民族到底说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在外文里没有相对应的。所以有一些西方学者建议直接把汉语拼音的“民族”弄到英文字典里。

（图说：天下观与“华夷之辨”）

“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与演进

民族概念与百年中国

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及其路径依赖

1980年代以后新的挑战

关凯老师在燕山大讲堂73期现场

互动交流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关老师。我们之所以做这么一个讲座，正是基于关老师所讲到，对于民族问题的一种焦虑。今天中午跟贺卫方老师一块吃饭，谈到新疆，他说了一个词：极其复杂。安德森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想象”可以有不同的想象，可以是开放、自由的、重视民权民生的想象，也有那种封闭、国家强权主义，或者压制民权、富国强兵的想象。当下的话语中，有很多民族主义者反西方，觉得所谓民权、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西方污染，我发现“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更强大“西方污染”。很多问题可以和关老师再交流。下面是提问时间。

提问1：关老师您好，我觉得在民族划分中有一些问题。在广西有一个毛南族和一个仫佬族，它们基本同源，只是生活的地域不一样，当地为了现实利益考虑划分为两个民族。您对50年代民族划分有什么看法？您对目前这种国家固定民族划分的做法和它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

关凯：这个问题很好，很关键。1950年代中国政府民族识别，依然有一套在当时看来大家都相信是有科学依据的方法。这个基础就是刚刚我讲的斯大林的民族标准，在操作过程中，也深深受到具体操作的影响，各地有一些差异。我个人来看，民族识别在195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当时如果没有民族识别，我们后来想要提供的、供应给群体平等的政策就没有给予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仅仅是由国家自上而下以行政手段进行民族识别，显然又把一套特别复杂的知识体系给简化了，这一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实际上是无法反映一个社会的全部现实，民族识别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西方国家是交给社区本身来认定，你说谁是，谁就是。因为也涉及到优惠政策的安排。中国这套民族系统，被制度化、被固定化以后，现在已经有很强的工具性的色彩，很多人利用民族身份来谋求好处，这不仅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地方性的。国家识别也是一个选项，如果不固定的话，当时在识别的时候报出了400多个民族，怎么办，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个权利在国家完全行政控制中放一下，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任何一个政府操作的体系，都很难达到全面。

提问2：关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唐德刚先生提到民族政策的问题，认为中国划分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而应该是通过早期改土归流或者美国那种民族大融合来更好地解决中国当前民族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您怎么看现在王明珂边缘划分民族这样的理论？第三个问题，您提到“夷夏之辨”，据我所了解，它是一个特定时期一个主流话题，比如说南宋、清末民国（当然清末民国是很复杂的）。谢谢。

关凯：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在1950年代世界的主流还是同化主义理论，整合理论还是占主导的地位，但是情况很快地发生变化。我们制度中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而是相反承认这种差异，力求保护。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做法，无论价值上、还是政治哲学上，都是具有高度的做法。同化的做法不高明，世界的经验证明，同化没有成功的案例。

第二个关于华夏边缘的解释，很大的意义上是学者头脑中的一个边界，并不一定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边界。但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对于那样的地域人群文化特征的观察手段。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存在人群界限，即华夏边缘，我认为实际上的结构不会是这样，这是一种理想类型。

第三个问题，你讲得有道理，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特别的主流和边缘互动的时候，它才显现出“夷夏之辨”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对蛮夷的这个威胁是持久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农耕文明，儒家文明和农业社会有关系，冷兵器时代他始终面临北方草原的威胁。军事上，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要强大。一直有“华夷之辨”这种思想存在。只是在特定的时候，更加强调一下。

提问3：您好，我来自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但不是满族人，我小的时候在满族地方长大，当时满族的对联还用满族的语言写。过了几年之后，会写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前几年去新疆的时候，我接触了一部分的孩子家长，他们已经不再教孩子们当地的语言了，他们已经完全只学汉语。我想问关老师，各民族中优秀的东西怎么保护传承？

关凯：这个问题很好，现在的文化多样性里面，鼓励向民间提供资源来传承有差异的的文化。我们不断地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文化也有一个自然流失的过程，在我看来，除了把一些文化遗迹放到博物馆，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当你生活在社区里，天天学习传承，你们愿意做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对个体的选择权的尊重，你愿传就传，不愿意就用政策来帮你，把它送到博物馆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主持人：我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讲到，民族之所以被识别，一个是人口普查，还有一个是地图，再一个是博物馆。每一次的人口普查，都会强化一次民族区分，博物馆则保存了记忆。比如说我身份证上是汉族，但当我经历了我奶奶的葬礼之后，我发现我可能是土家族，这个葬礼的礼仪是非常典型的土家族礼仪，与我在关于土家族风俗介绍的图文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与汉族没任何关系。“民族”的确认，我不知道到底是带来弥合还是带来分裂，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划分失效。一方面是内部的民族冲突变得多起来，另一方面，是对外，我们不断表达“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对这样的话语表达，关老师有什么评价？

关凯：理论上，民族主义分成两种，一种是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不好的民族主义。还有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依然弱的一方来反抗强权的一种理论工具。他确实有这样的功能，前面的问题，客观地说，不应该只看到中国社会有族群冲突这样的一面，我们应该也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族群互动融合的程度大为加深，实际上这是问题的两面，一有全球化的过程，就有民族主义运动，这是一个互相伴生的关系，越同质化的时候，差异化的诉求就跟上。我们不能只要它和谐的一面，而不要冲突的另一面，这个没有办法拆分。

关凯：你讲得是更宽广文化意义的族群，如果你的消亡指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消亡，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民族彻底没有了差异性。如果不是这个意义上说，族群认同是很动态的，今天的满族和一百年前的满族是不一样的。回到族群的定义上来看，在网络群组中，他们没有想象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它成为不了一个民族。顶多算一个虚拟结社。

提问5：有一个问题想跟关老师探讨一下，讲到了民族团结柱的时候，明显地可以看出，国家叙事是把个人叙事消融掉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里，若发生了这种族群冲突，是不是跟个体的被压制有关。现在进入了一个民权时代，或者公民权利唤醒的时候，个体意识在苏醒，为什么现在的冲突比较多，是不是跟普遍的权利苏醒相关？

关凯：在我看来，从来都不会有单一的民族冲突，必须延伸在某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结构之上，才会形成冲突，所以很难说它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你讲的一个道理，我认为并不是那么具像地说这个东西来代表国家叙事会淹没个人主义的话语。真正的意义可能是，大家需要一个通道，进行主流与边缘的互动叙事，这个可能比你说的重要，主流社会需要看看边缘群体一个集体的叙事，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很缺乏。

主持人：非常感谢。民族这个话题在公共话语中是比较疏离的，这在今天的现场能感受得到。我们今天把它纳入公共讲堂来讨论，希望由此开始，能够更多地关心和思考民族背后的很多问题。

关凯：感谢腾讯、感谢子云。今天内容大多数都来自于我的课件，能使它进入公共场合，很荣幸。我非常高兴和大家的互动，听到大家的声音，欢迎网友对我的批判，这可能对我的帮助最大，因为我也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之中。身为中国人，我希望生活在族群关系和谐的社会里，我们会动员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善良以及我们的勇气，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我们的使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