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按：真正的学者，因为对于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对于现实有真切的体会，有对民族的前途满怀忧患，对于人性和命运有通达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获得一种穿透时空的眼光，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庸庸之辈之上，见别人所不能见，知别人所不能知，并能以其所见所知启迪后人，孔夫子所谓先知先觉、以先知觉后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顾颉刚先生可谓中国现代学者中少有的几位先知先觉者，他的这篇在颠沛流离之际带病作于1939年的急就章，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问题的论述，当时尽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但是，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非但不过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在今天愈发显的急切，他的见识，在今天愈发弥足珍贵，他在文章中所忧心忡忡预见的问题，在今天正在变为令我们仓促无所应对的现实，他在文章中所警告的历史错误，我们今天犹在麻木不仁地重蹈覆辙。对于我们学术界而言，他关于民族认同、民族交融以及民族论述问题的见解，即使放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中，也依然是令人击节叹赏的真知灼见，与之相比，今天充斥着我们学术界（民俗学界也不例外）的那些狗苟蝇营的学术活动和满篇陈词滥调、空话废话大话的所谓学术成果，可以说一钱不值。在顾颉刚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无地自容。（打一个也许会让人感到不快的比方，中国民俗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只有1.5个学者，顾颉刚算那个1，剩下来的我们所有人捆一块，就是那个0.5，谓予不信，不妨掐着指头算一算，满打满算，我们就算在顾颉刚之后，中国合格的民俗学者有50位吧，谁敢说，自己的成就能够达到顾颉刚的1%（50*1%=0.5）？我们的学术队伍中，那些真正作得好的，作出了成就的，也不过是顾颉刚所提出的问题或者所开始的课题的继续延伸，在给顾颉刚做注脚，至于其他，那就连给顾颉刚做注脚的资格都不够了。——以上所说，对事不对人。）

读读顾颉刚吧，就算我们暂时把顾颉刚这篇文章中所念兹在兹的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这种宏大的主题暂且悬置不顾，即使你所思考的仅仅是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前途和命运，你也应该读读顾颉刚，如果你对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感到困惑，如果那真正是你自己所感到的困惑并且想找到答案的话，那就请你认真地静下心来，倾听一下顾颉刚在几十年前的所感所言吧。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的思想和学术源头，我们的学科在纷纷绕绕的现实中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入歧途，就必须时时回到源头，回到顾颉刚，以顾颉刚这个高大的身影作为参照和路标，回望自己的来路并为自己找到前进的方向。

　　[说明] 此文写于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2月9日，发表于同月13日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转载于重庆《中央日报》、南平《东南日报》、西安《西京平报》以及安徽屯溪、湖南衡阳、贵州、广东等地报纸。1947年发表于《西北通讯》第1期。本文原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编校者顾潮、顾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页773-785。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报了一腔爱国的热忱写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

　　我在这一个多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书桌前写出这篇文字。

　　我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在西北时，也曾把这些意见说出写出，但到了西南之后还没有向人谈过。去年年底替《益世报·星期论评》写过一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在篇末说：“还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让我下次再谈。”现在就趁这位朋友我的的刺激，写出如下。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文化来说，那时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学者也常说“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一方面称赞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堕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的是想把边民的文化提高起来。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们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发扬光大，于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以至于把不梦见周公当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现。墨子也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后来《礼运》的作者也把这话抄了进去。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孔墨的态度既是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举一个例罢。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殴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其子期视受封为顾余侯，他的子孙姓了顾，于是东汉有顾综，三国有顾雍，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现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是当时慕容氏之裔，姓连的便是当时赫连氏之裔，至于姓刘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汉还是胡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灭了金，把金人都称为汉人了，《辽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上面已说明。现在我再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上面说过孔子不愿意被发左衽，似乎他老人家嫌弃夷狄的文化；其实不然，他只是希望人们过着较好的生活，并不是要人们非过某一种生活不可。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试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商周时的音乐，最重要的是钟、磬、琴、瑟，其次是鼗、鼓、笙、萧、柷、敔、埙、篪之类。但到了后来，这些东西只能在极严重的祭仪中看见和听到，且而听了之后也毫不会感觉到兴趣。除了笙箫和鼓之外，其他的乐器在民间是早淘汰了。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我们骑的是马，不消说得，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单人匹马，以前都是用马拉车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就算了。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之起也是为的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即是胡服的一种。现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纸扎铺里定做许多纸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给死者收用，然而我们知道从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明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我们敢断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汉人为什么肯接受非汉人的文化而且用得这样的自然，那就为了他们没有种族的成见，他们不嫌弃异种的人们，也不嫌弃异种的文化，他们觉得那一种生活比旧有的舒服时就会把旧有的丢了而采取新进来的了。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岂但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然而我们何尝自己开过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规定汉人或汉民族是我们的正式称谓，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名词！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 　　

　　我们既有这样不可分裂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还有“五大民族”一个名词出现呢？这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本来“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种族”是race的译名，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不幸中国文字联合成为一个名词时，从字面上表现的意义和实际的意义往往有出入，而人们看了这个名词也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于是一般人对于民族一名就起了错觉，以为民是人民，族是种族，民族就是一国之内的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言自成一格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一方面，又因“中国本部”这个恶性名词的宣传，使得中国人再起了一个错觉，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们就联想及于满、蒙、回、藏，以为这四个较大的民族占有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布在几个大民族的境内，而五大民族之说以起。此外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清季的革命起于汉人从满人手中她夺回政权，当时的志士鼓吹的是“种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义”，无形之中就使得“种族”和“民族”两个名词相混而难别。恰巧满清政府是从满洲兴起，他们所统治的郡县则为汉地，藩属则为蒙、藏（清末仅有这两个，中叶以前多得很），从藩属改作郡县的又有回部，从政治组织上看来确有这五部分的差别，于是五大民族之说持之更坚。所以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号，又定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来。这五色旗是再显明也没有了，全国的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深深地印在脑里，而且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一种颜色的。这种国旗虽只用了十五年便给国民政府废止了，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整天谈民族而翻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当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那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满洲人十分之九都进了关了，现在住在东三省的几乎全为汉人，然而这个好听的口号竟给日本人盗窃了去作为侵略的粉饰之辞了。德王在内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继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出卖民族和国土，然而他的口号也说是民主自决。我游西北，刚踏进某一省境，立刻看见白墙壁上写着“民族自决”四个大字。我当时就想，在这国事万分艰危的时候，如果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而向帝国主义者搏斗，以求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但倘使他们只想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求达到自身富贵的私图，对于我们统一的政府喊出这个口号来，那么这位领袖人物就不免成为溥仪和德王的尾随着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不能容忍的。

　　然而民族究竟是一个新名词，只有上层分子才会使用，一般的人民是不懂得的。我们去年在西北，常有和民众谈话的机会，这个对谈者如果是回教徒，他便说：“我们是回教，你们是汉教，再有草地里的人们是番教。”这回到西南来，偶然游了几个县，也听人说：“这家是汉教，那家是夷教。”我听了觉得他们不称族而称教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所谓教者，就是文化的别名。因为文化不同，生活有异，所以彼此觉得虽是同国之民而不是同样过日子的人，正像行业的分为军、政、学、农、工、商一例。他们着眼之点可以断定它绝对不在血统上。然而知识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词，随口就把“汉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摆夷民族”乱嚷出来，自己的心理上即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谋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条下手分化我们的捷径了。

　　我现在郑重对全国同胞说：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以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即在中华民国国境内的各种各族的文化的总和）为生活的，勉强加上一个名字叫做“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汉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仪，可以称作“回文化集团”。信仰喇嘛教的，他们的文化由西藏开展出来，可以称作“藏文化集团”。满人已完全加入汉文化集团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团了。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在北平，很有机会和满人同住，看他们的生活真是举不出一点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来。当民国初年，女人的服装还有不同，满人梳髻在顶上，穿的是旗袍，汉人梳髻在脑后，穿的是上衣下裙；但过了几年，满人也梳汉髻，汉人也穿旗袍了，到国民革命之后，大家都剪发，再也分不清是这是那了。满和汉在清朝时禁止通婚的，但到清末已破例，民国以来这个界限就绝对不存在了。彼此见了面，说的是同样的言语，吃的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大家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大家涵濡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还有什么畛域芥蒂可言。再看，日本军阀建立了伪满洲国，有智识有志气的满人曾有几个去做官的，连清末的摄政王也舍弃了皇父的尊荣了。可见满汉一家，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蒙古和西藏的关系也是这样。元世祖封西藏的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又尊为帝师，蒙人接受喇嘛教到今已历六百余年。明初宗喀巴创立黄教，他的第三个弟子哲布尊丹巴远到库伦去传教，因为得到蒙人的热烈信仰，他的后世也就渐渐成了蒙古的最高统治者，记得民国初年外蒙古独立时还推举他做皇帝。所以蒙古和西藏，除了语言之外，其他文化早己沟通为一。即就语言而论，也正在融合的道路上进行，例如青海蒙古河南亲王所属的贵德四旗的蒙民已只会说藏话而忘记了蒙话，连亲王自己也是这样了。倘使我们到了那边，要替他们强生分别，说你是蒙族，该说蒙话，他是藏族，该说藏话，他们一定嫌弃你的多事，因为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

　　我上面说中国人民可就其文化的不同而分作三个集团，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它们真是这样厘然秩然各不相混的，须知这仅是一个大体的观测，并不是究极的意义。这三个集团都没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相牵连的。新疆的缠回固是突厥族（这里所称的突厥族并不指定突厥国的后裔，乃沿用西洋学者的说法，指蒙古族以西的一大类人。突厥族之移居关内的，如汉朝的南匈奴，唐朝的回纥兵，已混合在汉人里），而内地的回人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汉人（百分之一是到内地传教的阿剌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后裔），除了信仰祈祷和食物禁忌以外再没有和汉人两样的地方。我走到甘肃的宁定县，听那边人讲，在十几年以前这一县的人民汉和回各占半数，但到近几年汉人数目竟减至百分之五而回民升至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会这样变？就因经了一次大乱，汉人感到需要宗教信仰，相率加入回教了。这是眼前一个极清楚的例子。以今证昔，就可明白内地回民的来源。信仰自由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上，一个汉人他愿意信回教时就是回民了。可恨一般野心分子想把回教徒曲解为回民族，以作他们独树一帜的张本。怪不得宁夏主席马鸿逵先生驳斥他们道：“要是回教徒可以唤为回民族，那么中国信佛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为什么不叫作犹太民族呢？”我们再看，穆哈默德立教完全对准现实的人生，和中国孔子之道非常相像，不过孔子专对上层说法，穆氏则上层下层无所不包。因为他们有这样类似之点，所以回教学者的著作里常常引用儒书中的名词和义理，例如刘介廉著的《清真指南》，假使你随便钞出一段，教人猜测是什么书上的话，多分要答说是宋儒的理学书的。所以就在文化上观察，汉和回的中心思想实无大异，不过在宗教仪式上具有分别而已。再说汉和藏的文化关系。西藏虽和印度接界，但因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佛教早先不曾传去，那时他们的宗教只是巫教。自从吐蕃的君主弃宗弄赞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公主酷好佛法，佛教才开始在西藏兴盛起来。弃宗弄赞爱慕唐朝文化，遣派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又造文字，定刑律。那时藏人都用赭涂面，公主不喜欢这等装饰，弃宗弄赞就下了一道命令，教当地人民把这风俗废止了。即此可见西藏的风俗里一定传入了不少的唐朝风俗。再说佛教，在蒙藏固极盛，可是在汉人区域中也何尝不盛。班禅离了西藏之后，内地多少人去欢迎他，真个是肩摩毂击，户限为穿。藏人称汉人为“嘉那黑”，称寺院为“仓”，我到拉卜塄，看见一所大寺，他们称为嘉那黑仓，是汉人舍施资财建筑的。我到青海，听说十余年前，西宁道尹黎丹开办藏文研究社，招集青年攻读藏文，有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名叫刘等魁，他的藏文学得不差，适逢卻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当了继任的活佛。番人本无姓，我见过一个番女，她有机会听无线电，就从无线电上学得了汉语，又学会了汉歌，对人说“我愿意姓蒋”，因为她知道蒋委员长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人物，她要在自己选择的姓上表示她的高攀。可见汉人和藏人所以觉得隔膜，只为语言不通，彼此很少来往，倘能打通这一重难关，两方的情意自会立刻融合无间。不看回民吗，番地中的买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的，回番两方各有各的坚信的宗教，似乎很不容易相处，可是回民学会番话，善做生意，久而久之，情谊也自然浃洽。所以在喇嘛寺院区里，县政府要造一所小学校还办不到，然而高大的清真寺却兴筑起来了。再看，寺院区里本来只许单身商人入境，现在也建立了一座一座的“塔洼”（村镇）了，一班商人扶老携幼，拖儿带女，住进这禁地来了。更看信仰回教的人，在中国境内似乎只有缠回和汉回两种，可是河州大东乡的蒙民虽依旧说蒙话，却全信了回教；青海辉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藏民信回教的如撒拉，在六百年前只有八个缠回进入番地，娶了番女成家，到现在已有数万人了，嫁给他们的番女都是回教徒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趁这机会一说。我若发问谁是汉文化的代表者，大家一定会想到孔子，那么孔子的后裔是汉文化集团中份额分子，不再有什么疑问。可是我这回走到甘肃，听说永靖县的孔家都做了回回；走到青海，又听说贵德县的孔家都做了番子。难道是他们不肖，胆敢背弃了祖先的礼教？不，他们有适应环境的要求，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们加入了回文化和藏文化的集团，正表示一个人不该死板板地隶属于那一种文化集团，而应当随顺了内心的爱慕和外界的需要去选择一种最适当的文化生活着；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

　　有一种人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记得前数年就有人对我说：“边地人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时还好驾驭；一让他们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觉得，这是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不当采取。要是讳疾忌医之后而疾病会好，那也值得，无如其病将日深何！试想那班眈眈逐逐的侵略先锋早在中国境内下了百余年的功夫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做的工作他们会做，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我们表示谨慎，闭口不谈，他们却会侃侃而谈，而且谈得诪张为幻。我去年游番地时，眼见许多黄发碧眼的人们在那边混着，他们已住了十余年二十余年了，说的番话纯熟得同番民一样，而且他们男的穿了没面羊皮的番装，女的头上梳了数十条小辫，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礼，表示其亲善。听说他们又替番民照相，检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说：“你本是和我们同种，只因流落到中国来，才比我们差些了。”我又曾看见他们画的地图，把我们的行政区域改变了，他们要西藏地方扩张到怎样远，界线就画到那里去。这次我倒云南来，又听说这些侵略的先锋为了当地的夷民笃信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来装点自己，说耶稣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我们还不敢谈真的历史，他们却大谈其假的历史；我们只想平静无事，他们偏要兴风作浪。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有特务机关，那知道别国的有实无名的特务机关也是星罗棋布。要想对付他们，唯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的历史，讲全中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历史。惟诚可以感人，边地同胞的性情是最真挚的，我不信他们听了不会感动。

　　知识青年是推动时代齿轮的人，国事到了这步田地，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热血腾沸，欲报国而无所适从。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为了篇幅的限制，即此煞住，让我们共同喊几句口号来结束这篇文字：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二八，二，九。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