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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金翼》————社会学著作的另一种解读【王先灿】 [打印本页]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0-7-8 21:23 标题: 《金翼》————社会学著作的另一种解读【王先灿】

《金翼》————社会学著作的另一种解读

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这是维柯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观念。从这个思想出发，一个存在的事物，其存在形式或许发生变化，但本质却决定于它的起源。因此，对于存在着的事物，只要能还原至其发生的时刻，就能更加精确的把握它的本质。
林耀华先生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一书，旨在剖析同一个村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的命运。两家是亲戚，一起做生意并发家，然而经过一些逆境之后一家走向繁荣，另一家却衰落了。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关于这种命运探讨的起源，林先生说：

1934年冬，我回到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使我异常震惊的是在我的童年就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25年前他们是生意的合股人，也同样发达。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径两家之间商道上旅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现在两家的景况却全然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子孙。他既有钱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1937年我再次回乡时，我发现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房亲戚们一起过活。
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仅20余年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所左右？何至于此呢？我听很多人说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是由“风水”的好坏决定的，人类的意愿完全无力与命运的力量抗衡。我要相信这种看法吗？当然不。因为我受过教育，我必须从生活中而不是从神话中探索真正的原因。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呢？

林先生接下来给出了答案，“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金翼》一书的起源。借用维柯的话，人际关系决定论《金翼》的本质。对于人际关系，这里先要阐明的是：一人际关系是什么？二人际关系如何是？对于第一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只能说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它只能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人们对它作出的任何本质规定或一般描述都与它自身有所隔离，即中间的一个作为思考和经验的主体的“我”的存在。然而为了认识，对它又不得不进行描述与规定。人际关系是人的交往而构成的相互联系，是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简而言之是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它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二人际关系如何是？人际关系产生于人的需要，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在人的心理上形成某种距离感。人际总是处于平衡或失衡状态，平衡时是和谐积极，失衡时紧张消极。人际关系只能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并通过人际的社会网络作用于其中的每一个人。
人际关涉人性的问题。人性分善恶，而无论善恶，都作为人对事物的一种直观本质的把握。人类本性有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的唯一渠道。对于善恶也是如此。在理性思维出现前，人是通过感官本能的区分善与恶。理性思维是文明思维，与之相对的是在它之前的原始思维。人性的这两个范畴是原始思维体系之下的人的观念与认知。有学者认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诗性智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物我无对、物我浑然的原始思维；二是理性思维，其特点在于依靠符号、逻辑等方式去把握事物。既然原始思维是一种诗性智慧，则人际关系可以认为是是诗性智慧之下一种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关于人性善恶的起源，也只能是诗性智慧下的产物。那个时代的人们依靠直觉体悟对之达到本质的把握，人本能的就能直观分辨善恶。这就为什么到了理性思维占绝对主导的今天，人们很难对人性进行本质规定与一般描述。它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揭示不了其本质。
至此，得出关于人际关系的一般认知，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诗性关系，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并通过人际的社会网络作用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在此之上，把《金翼》还原是一种诗性的描写与叙述。诗性成了其本质。人际关系是一种诗意的关系，人际关系是家族命运的关键，《金翼》以小说的形式诗性的展现两个家族的命运。

一、诗意的栖息
《金翼》这一书名，初见即感一种诗意的涌动，这种涌动中形象与情感并具，让人产生更大空间上的想象。相比较而言，副标题“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更能反映出文本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当然是针对汉族的家族制度的研究。正副标题的结合，有想象的空间，有内容的直接显现，可以说是以文学作为表述手段的优势。
《金翼》这一书名渊源于“金翼之家”，而“金翼之家”得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文本中如此陈述：

一天，香凯正和三哥、他的三个弟弟在房后的山坡上玩耍，他望着山脊惊叹道：“兄弟们，这就是好风水呀！这山看上去像一只鸡，它的头和脸朝向一边，而它的一只金色翅膀伸向你家的房子，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们家繁荣兴旺的原因。让我们称你们的宅居为‘金翼之家’吧！”三哥和弟弟们听到这个说法后十分高兴，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了黄家的人，他们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因为香凯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认为他的话比农村的民间占卜家的话分量要重。这个称呼从家里传到村民，从村民传到镇里，最后东林的“金翼之家”便尽人皆知了。

黄家的新居由于地形之故得一个雅号。黄家人对于这一称呼也很满意。这一称号成了黄家的代称，象征家族的地位与声势。
这之中也有风水因素的参与，人们一提到“风水”眼前浮现的是与迷信相关的事象。很难说“风水”是一门科学或伪科学。但它的存在却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尤其表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面。
自然环境在中国人心中是一块精神的乐园，高山、流水、森林、云雾……各种有机体在特定时空里花蘩叶茂，纷纷绽放生命活力，尽显生命之美。这生生不息的景象引发人们深情凝视。尽管这种自然意象里面的人文色彩由士大夫倾注，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农夫在演绎。人们往往用“田园牧歌”一词显现这一诗意的生活。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地还是一片苍茫与宁静，广大农村分布在山林之间，山野、草泽中是种诗意的栖息。尽管在世界舞台上，西方文明成了历史主角，而东方中国的封建文明随两次鸦片战争失去了最后的文化光环，并处与暴风雨之前的躁动不安的气氛中。然而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农村，依然显现为男耕女织的传统理想之中，依然是自然图景之下的生活模式。
《金翼》中对环境的描绘与刻画并不多。对黄村的描绘是：

金鸡山高耸而苍翠，蛮村就位于山麓的低坡上。村落的下方是为高山哺育的谷地。数以百计的村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主要的生计就是耕种这和缓的斜坡和山谷里的肥田沃地。那苍茫的林木一直延伸到上方陡峭的山腰。每当天空清澈无云之时，如果一位好眼力的人向金鸡山低坡上的一抹翠绿中望去，那就不难发现其中掩映着的农舍屋脊，屋脊上依次叠压的片片灰瓦，宛如鱼儿身上覆盖的鳞。
林子下方刚好是一条通商大道，这条大道向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镇码头，从那里沿江船只顺流而下直抵滨海城市福州；从黄村向东25英里则可通向地方城镇古田，由于这条大道从古田镇一直向西伸延，所以人们通称西路。

简单的素描，淡淡的色调下一幅乡村画卷自然展现。高山、树木、道路，流露出画意诗情。即使大部分时间在外的黄东林眼中，黄村的自然景色充溢着诗意，在那里他得到一份宁静的心：

离家乡几年之后，他现在开始怀着一种至爱的心情看着葱茏的田野。林鸟啾啾、涧水潺潺，这是大自然的协奏曲。在一派宁静的气氛中他漫步在田间小路，远离喧嚣繁忙的市镇生活，他感到完全摆脱了心理上的负担。

黄东林人生中重要阵地湖口镇，也宛如一幅水墨画：

这个镇子是个沿江码头，由于处在环山谷地，从江面上无法看到。在湖口山陡峭的左侧山坡下，有一条与以县城为起点的西路平行的小河同主流汇合。这样，港口的码头便设在右面的山脚下。石阶从码头向上通往主要街道开端处的山峡。这条街缓缓地顺石阶而下，一段距离之后，便可伸延至镇中心，直到镇庙前一个三角形场地为止。从庙向东，西路逶迤延伸。向东南跨过小溪上的一座桥，有一条路沿着远方的闽江通向山下。

文本中对福州的描写也跟湖口镇一样，简洁而自然、明晰并生动：

福州城坐落在一个方圆300英里的平原或盆地的中心。周围是如屏障般陡峭的群山。由西向东穿过盆地的闽江被南台岛分为两条支流。北边那条支流穿过洪三桥、长寿桥，在罗星塔再与南边那条支流汇合。长达1400米的长寿桥很是有名，它兴建于11世纪，全部由石头砌成，1931年又用水泥重新修建。它把城市的主要部分和南台岛连在一起，岛上有很多外国人开的商店、银行、教会学校、领事馆，还有邮局和海关。

三个地方，黄村“金翼之家”成了诗意的栖息。

二、诗性的生产
黄家的起步是农业，黄东林爷爷“勤于耕作发了点小财，颇有了点名气”。是祖父遗留下的一点家业，为东林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便东林的开始是卖花生，那是抛开家庭责任——他不必为家人的衣食担忧——条件下的现实。人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衣食的需求才能从事其他生产实践活动。
在黄村黄家从事的是传统的农耕生产，这种生产的特点在于自给自足。收成好时还可以出售一些。黄家的农业生产在文本第七章“农业系统”中较为全面描绘。春节结束前收集肥料，春节结束后开始一年的劳作。先把地淋湿，把土块打碎，撒上肥料。这些都是播种前是准备工作。接下来是育秧与插秧。之后是比较长期的管理——除草、施肥、灌溉、防虫鸟等。最后便是成熟后的收获工作，以及土地的翻耕、种子的选取等来年耕作的准备工作。这样的农事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千年来一直是这一模式的重复与延续。在土地上，耕种的不仅是作物，同时播种希望与企盼；收获的不仅是果实，同时也是喜悦与信念。土地上闪现一个家庭的悲欢与哀乐，
基于土地的这种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的精神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一种诗性的生产。
即便忙于商务运作的东林，“也不忘记家里的田地和庄稼。他知道，土地是祖传的家庭生计的基础，务农是基本的职业”。他偶尔也下田劳作，在离家乡几年之后，他开始怀着一种至爱的心情看着葱郁的田野。这块他生长的土地上，有啾啾的林鸟、潺潺的溪水。远离了城镇生活的喧嚣、浮华，他的心轻松、平静、宁和。
黄村时东林做花生的买卖并积蓄了一点钱财。到了湖口镇后开始卖酒，随规模的扩大而经营鱼和米，在最得势是控制地方食盐的交易，也进行木材的买卖。对他来说，最大的生意仍然是鱼和米的买卖。把湖口镇四周村民那里收购的米运到福州，又把福州的鱼运到湖口镇出售。他的这种经营方式，把农业和渔业联系起来。他便是连接的中间环节。中间环节是产生利润的地方。聪明地商人总是通过中间环节的压价与抬价，来获取最大化利润。这样，通过商人，农民和渔民有机的联系起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各有所得。这是传统的运作方式，是根据地域地理特点而定的，是种诗性的生产。
这种生产，以个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形成一种家族式的生产模式。在黄家最得势时，不仅体现在生意的运作上，并且渗入到政治和军事上，达到理想化的状态。尽管中间出现一些现代工业化生产系统下的运作因子，如轮船公司的组合，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如水泡一般从水底浮到水面时也就消亡了。黄东林的这种生意运作形式是作为诗性的传统的运作。
诗性的生产，在农业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当然是从人文的角度阐释的。它通过机体的个人把各种生产如农业、渔业、林业、商业有机的联系起来。这种生产方式，以家族为单位，而家族中又以一个核心人物为中心，一切依据其意愿而运作。因此具备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这一点很显然的体现在以黄东林为核心的黄氏家族的买卖历程上。发生——成长——强盛——衰落，以此形式循环。因此中心人物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作为核心的个人，人际关系处于平衡时，体现在家族经营上也是种平衡的状态，个人人际失衡时情况随之而变。黄家最大的一次失衡是东林入狱，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家。
张芬洲的儿子张茂衡，在其父原已开拓的基础上，本来有较大的机会获取成功。但在关键时刻决策失误，信任朱方扬而背叛大哥，下场不仅是朱方扬让他破产，更进一步造成人亡。由此可以看出诗性生产的这种以核心人物为中心的家族式生产，中心人的抉择最为关键，不仅影响买卖上的经营，同时影响家族的发展。
诗性的生产模式，依靠人际关系而存在并运作的生产方式。人际之间的微妙的关系都会体现出来。东林和芬洲两人是姻亲关系，是生意上最重要的合伙人。两人的合作使两个家族走上康庄大道。然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有分歧的存在，也就有了分裂的危机。“张芬洲只对开一间药铺感兴趣，这样他便能行医卖药。而黄东林则坚持出售诸如酒、花生一类货色，他们终于达成了默契。” 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化是张芬洲独占风水宝地“龙吐珠”一事上，黄东林对姐夫的做法很失望，极为不满，“但作为内弟却敢怒而不敢言”。也只好重新物色一块地来盖房子。再次是张茂衡背叛黄家大哥（这本质上可以算作对黄家的再次伤害）。由于这些因素，后来张家落魄并衰败是，黄家并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三、诗化的生命
人的生命可以说是种诗化的生命，这是关于生死主题而言的。人活在社会上，生死成了人最大同时也是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人的社会延续是在人的生死中进行的。这样，存在的本体成了最突出的问题，而时间成了最突显的茅盾。因为时间线性的存在中，过去总是不可挽回的，现在总是不足的，而将来又总是不确定的。由此，生命（命运）成了人最关切的问题。
一生中，人的一切活动本身就是关于生命之谜而进行的猜谜与解谜的活动的过程。人的本体与本质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又互相生成。“只有认识了生命的本质，才能在价值论上实现它；反过来，只有在实现了的生命本体中，才能真正再现生命的真实本质。”
生死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命运的问题，似乎是黑暗中控制着人的无形力量，人在它的面前显得很无能。命运主宰着人，又是什么东西在命运背后控制命运？是所谓的风水，还是人际关系？似乎后都是又不完全是。
生是偶然，死则成了必然，这两点之间的时间的纵向上，即是命运驰骋的空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未确定的或然性，生命随之显现为一种诗化的生命。
诗化的生命是基于人的诗意的栖息与诗性的生产之上的人的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与体验。生死是一种结束的同时是一种开始，只是有时来得太突然以至人无法面对现实。对生死体验最深刻的莫过于东林。他四岁时死了父亲，14岁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使之第一次感受到悲伤，甚之生活模式也随之全盘打乱,“哀伤一年有余”。分家不到一年兄长东明的死对他进行了再次冲击，生活格局再次被改变，这次冲击比祖父的死时更大。因为祖父的死是家族衰败的象征，而东明的死则意味着他将担负起养家糊口的最大担子。这次冲击，“兄长死后几乎10年，东林才使他的生活重上轨道”。其长女的死，成了黄家艰难时期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其二女儿一出生就被迫买去做童养媳。叔父玉门、玉衡相继而死，玉衡的长子与三子也死了。祖母潘氏死去，三哥的妻子陈素珍死了，五哥的前后两个妻子死了，五哥的死去。对东林形成了一系列的冲击，似乎除了店铺的生意之外，他面对的是一个个与黄家相关的个体的消逝。人生或命运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生命的结束。在命运面前，唯有唯命是从。又有谁可以避免这个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个体存在的一个前提或条件就是个体必须消逝。
与死相关的一条线是生，并不时与之交织在一起。对于东林而言，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生之快乐是他第一个儿子三哥的出世。其后是六哥的降临。他出生后举行了一系列的人生仪礼，如“办满月”、“周岁”，并在“周岁”仪式上给了全家最大的希望与信念。与大姐的命运完全相反，他出生时黄家家境好转，他能得到很好的待遇。东林的长孙少扬的出生，也给全家带来很大的快乐。
死亡会让人感到悲伤、痛苦，而新生命的出现又给人以希望、欢乐。社会的延续是在人的生死中进行的。痛苦或欢乐、悲哀或希望，只是作为人的情感或情绪的显象，生死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人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法则。生死主题，张家也在进行着，只是张家演绎得更多的是死主题。
诗化的生命，在艰苦中有快乐，失意中有希望，消逝中有新生。伴随人际关系而运作，不是想体验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或许也可以不面对，但是永远超越不了。有生有死、方死方生，这也是种平衡，基于人际平衡之上的一种更深邃的平衡。
黄家的人在消亡，张家的人在消亡，只是黄家尚后继有人，张家却在更大的命运冲突中垮掉了。这之中，作为家族核心人物的关键作用得到体现。家族即人际，人际即命运，命运是种选择，选择即是被选择，命运在诠释!

（王先灿：:云南大学09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 大高 时间: 2010-7-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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