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型──以《新小说》为例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0-7-7 10:52 标题: 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型──以《新小说》为例
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型
──以《新小说》为例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7月05日 14:04 来源：山西日报
《新小说》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即1902年8月。最初在日本横滨出版，月刊，由新小说社发行。杂志署名“编辑兼发行者”为赵毓林，实际上由梁启超(1873-1929)主持。第二卷(即第十三号)起迁至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元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即1906年1月停刊。共出二十四号。因为它创刊最早，影响最大，也因为主办者梁启超名气最大，所以位居“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首，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小说》既有完整地对小说艺术的理论论述，又有丰富的小说创作；既有按照传统小说观念创作的作品，又糅合时代特色，呈现出新的创作理念和认知角度。《新小说》的前行与迷惘，成功与失败，都向我们揭示了特定时代的特定选择，向我们展露出中国小说观念在近代曲折前进的历程。
小说在古典文学中之所以地位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下层社会广泛、密切的联系。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正因为这一点，小说侥幸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早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时就开始从这方面来为小说的重要性辩解。“今使执途人……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臣，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大不同’。”在新小说家看来，“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这既是中国的现状又是小说得以生存的土壤，以通俗的小说启迪“粗人”正与启蒙的意图不谋而合。所以，在很大意义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谓的“小说”与弹词、戏曲等说唱文学殊途同归，最受到重视的就是它与下层社会广泛、密切的联系。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很快受到广泛关注，纷纷称赞它论点新颖、说服力强，附和者接踵而来。饮冰称“余当时狂爱之”。虽然首先是它抬高小说地位的观点石破天惊，但更主要的是它将小说的广泛流传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巧妙地将它与情节性、形象性等有助于增强艺术感染力的因素挂钩，从而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内在依据。这样，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小说都显示出了某些优越性。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本身长期以来就是小说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既符合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特质，又在写作、阅读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以，虽然能够胜任教化民众的艺术形式不止小说一种，如弹词、打鼓书等，但小说更容易被擅长文字功夫的文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并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唯一的一种艺术形式。虽然着眼于小说的社会功能，但表现为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讨论，启蒙意图似乎成为小说创作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抬高小说地位的思路被广泛接受。在“小说界革命”中，尽管有关小说作用的文章数以千计，但以小说的趣味性、形象性立论和艺术感染力这一思路上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突破。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开篇就说，“人之处事，有有所为而为之事，有无所为而为之事。有所为而为之事，非其所乐为也，特非此不足以致其乐为者，不得不勉强而为之；无所为而为之事，则本之于天性，不待告教而为者也”，而“无所为而读者，如一切章回、散段、传奇诸小说是”。它从人的天性立论，紧紧抓住阅读的愉悦性，将阅读小说解释为符合天性的 “无所为而为之事”，从而推导出小说与天性共存共生的关系，顺势将启蒙观念灌输进去。虽然他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推论毫无瑕疵，(例如，他认为宗教、科学、道德等书属于 “有有所为而为之事”，但马上又作注，“亦有成癖好者，殆习惯使然，非天性也”，仅仅用“习惯”二字勉强解释)，但是仍然充满了自信，抽象的“天性”正是小说艺术感染力的旁证，小说的情节性、形象性、通俗性功莫大焉。晚清论小说者对这一点津津乐道。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认为，“凡人情每乐其所近，读二十四史者，好《史》《汉》不如好《明史》也；读泰西史者，好希腊、罗马史不如其好十九世纪史也”。伯在《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输灌社会感情之速力》中表达得更为直接，“义侠小说也，艳情小说也，均于楮墨间喻写其忠爱之悃忱者也，而亦即与人类社会性情之相近者也”。侠人将小说感染力总结为“迷”，“吾谓小说具有一最大神力，曰迷”。松岑认为 “小说之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也”，等等。不管怎样，小说对人心直接的、强烈的支配作用在新小说家看来理所当然，新小说家们将小说与社会看作完全同一，既期冀小说所描绘的真理能够启迪民众，又对小说中激进的内容忧心忡忡。松岑在《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对写情小说对社会的影响深为忧虑，恐怕它会带来中国旧风俗的剧变，“吾恐不数十年后，握手接吻之风，必公然施于中国之社会，而跳舞之俗且盛行，群弃职业学问而习此矣”。不管是正面倡导还是深切忧虑，相信小说艺术感染力的强大作用正是这两种观点的题中之义。各家都是把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真诚相信它能够感染民众，期冀其中附载的启蒙观念能够随之进入大众的灵魂深处。
虽然文人并没有真正承认小说的地位，鄙薄小说的观念仍然挥之不去，但是，改良的要求迫使他们变换思维方式，拈出“艺术感染力”这一因素，无限放大，深信它承载得起救世济民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缺乏对小说艺术性的深入分析，小说作为艺术门类的一面被忽视。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界革命”的重大缺陷。然而，随着变革的深入开展和创作实践的丰富，新小说家意识到、并努力弥补这一不足，开始涉及小说创作问题，重新思考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始料不及的是，越是深入到小说艺术性当中，越是试图为小说与社会的关系纠偏，就越暴露出这场革命的有限，越能清楚地看到小说艺术实际上难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王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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