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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新人文主义：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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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ilver
时间:
2010-7-7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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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新人文主义：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新人文主义：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朱寿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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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人的原则”，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传入中国。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强调人的道德完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甚至反对20世纪初渐行渐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理念，在其最初引人注目时即一直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包括对此种理念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亦这么认为。
白璧德本人同样深知其理念的不合时宜，但以某种类似于中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依然故我地论证并健全新人文主义理论，不谋求在现实中付诸落实或产生影响，甚至不希冀以此进行号召，而只是完善理论本身，即便使之常处于“意念状态”也在所不惜——这便是走向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
意念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
自法兰克福学派将人的思想范畴从功能意义上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表达似乎又一次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与解放;在文化学、文学研究这种从来都向前沿理论倾斜的学术领域，马克斯·韦伯等倡导的价值理性概念及相应表述大行其道。遗憾的是，倡导者是在解剖社会、经济问题时提出了这一命题，用以表述文学或文化的观念形态，则未免显得过于粗略。如果说工具理性立意于社会操作和经济运作，价值理性立意于理论倡导和思想号召，那么，在价值理性形成之前，应存在尚处于其积累、探讨和锤炼过程之中的意念理性形态。
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意念理性类似于古典哲学中的理念命题，实际上是价值理性尚未形成普适性价值或在未定型时的意念基础，其直接结果体现为观念形态。在“对一个特定的目标形成抵达的意愿与意志”之前，应有某种不可回避的意念的准备，这便是被忽略了的意念理性。意念或理念形成本身需要一定的价值作为基础，不过，在此的价值基础往往表现出个人的或流派性相当强的特征。当一种价值观念未拥有足够的力道成为一种社会理性之前，便尽可能以意念的形态引起世人关注，寻求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被承认，这便是意念理性或者理念。只有当这种意念或理念定型并形成某种倾向性、意志力之后，才凝结成为一种试图诉诸社会影响的价值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意念理性是观念形态，则价值理性便是“观念之力”，而工具理性则是“观念之力”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其结果或可表述为目的理性。
发现并始终注重价值理性阐述的马克斯·韦伯，虽未明确提出价值理性之前的意念理性这一前摄形态，但对此也并非全无觉察。在提出“理想类型”概念的同时，他还在相对意义上提出自然理性的命题。自然理性虽不能等同于意念理性，但在理论层次上同样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或基础而存在，可见，韦伯并未排除价值理性在作为“理性类型”形成之前的前摄形态和意念基础存在的可能性。
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意念理性意义大于价值理性特性。人文主义一向体现为价值理性的观念特性，它或以人本倾向作为社会运作和文化建设之尺度，或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作为个人权利与尊严之标杆，在社会文明的批判与设计中表达着强烈的价值主张。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当然也有所主张，但更多倾向于在意念意义上批判、建构与调适，并不奢望这种意念在社会实际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新人文主义虽然积极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却始终立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相当程度上，体现的仍是文学批评流派特征。
白璧德认为，“文学批评家应特别乐于与哲学家相遭遇”，“哲学家已经走出了冷冰冰的抽象观念的阴影，他们已经变得文人化了。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好像到了文学家们反过来赞美伟大的哲学家、要成为最好的文学家就要先成为好的哲学家的时代。”白璧德在此想表述的是，哲学家已呈现疏离价值理性趋势，而以文学化的姿态涉足于意念理性的营构，这样的理性离文学越近，便离社会实践越远。几乎所有新人文主义者，包括白璧德的中国传人(如学衡派文人等)，都常常围绕着文学问题展开其批评理论乃至文化或社会思想。文人视角和文学情怀使他们往往仅擅长于内宇宙的审视与意念理性的营构，而不擅长于把这意念打造成“观念之力”，提升为价值理性。
白璧德阐述其人文主义思想时，也侧重强调该思想的意念理性品质与形态。他认为“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立足于人文的意念境界而不是人文的社会实际内容：“人通过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人是一种注定片面的造物，然而人之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行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德行呢?在这个意念问题上，白璧德与中国的儒学传统命题有着很高的理论契合度：“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警惕着过度同情的同时，也在防范着过度的选择;他警惕过度的自由，也防范过度的限制;他会采取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以及有同情的选择。”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立意于儒家克己修身式的内在道德，正心、诚意、内在修身的意念理性，正是儒家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相吻合的精神内涵。
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
事实上，中国儒学中本就有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像一个异教徒对上帝的一切隔膜莫名，韦伯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理解为“仪式主义”。当然，中国传统伦理包括儒学思潮中存在许多富于礼仪内涵的思想理念，然而，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将礼仪与忠信、孝义、廉耻相提并论，赋予“礼仪”的是意念与价值的意义，而不是所谓“仪式主义”的形态;即便是在遥远的往古，中国儒学“礼”的中心概念也更多地强调价值理性层面甚至更沉潜的意念理性层面：“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
中国传统儒学内涵相当丰富，远非白璧德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角度所认同并张扬的那些关键性命题所能概括。儒学传统包含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念理性等多个层次的精神素质，而传承给现代新儒学家的，则主要侧重于意念理性的观念层次，正是在这一方面，新儒学显示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质，且与新人文主义有着诸多契合与兼容。由此，我们可以认清新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共同点，从而从一个有效的观察点区分传统儒学与新儒学的思想差异以及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别。(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朱寿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6-24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0-7-7 07:18
标题:
用意念理性解读新人文主义在中国
□徐仲佳
作为一种西方思想资源，新人文主义在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文化情境十分复杂，不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纠葛不清，其本土化的情形也变幻多端。“新人文主义”常常被各种误读纠缠。自2001年起，朱寿桐就开始研究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影响。他的近著《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让读者在一个清晰、全面的背景下认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所走过的影响轨迹。
作者认为，对新人文主义的误读常常“不是出于一种倾向上的不认同或者是观念上的龃龉”，而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复杂的现代情境使然。他把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形态做为“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纬度”给以相对宽泛的理解，划定出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基本构成并勾勒出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轨迹。在这一群体中，“梁实秋和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文人，以及他们后来的门人如钱锺书等，围绕着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构成了一个内涵固然十分明确而外延也非常清晰的文人群体”。与这一文人群体具有类似的思想基因而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文人还包括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以及林语堂、柳诒徵、张歆海、杨杏佛、赵元任、楼光来、洪深、贺麟、刘伯明、郭斌等。同时，通过对辜鸿铭学说思想资源的追溯，朱寿桐视之为是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具有相同思想资源的中国新人文主义的“本土化的基壤”，辜氏也被看做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精神先驱”。这一文人群体的确定是与新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思潮的内涵和外延相当的，使其溢出了我们过去常常把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响仅仅限定在文学领域的理解。
在勾勒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过程中，朱寿桐不仅从学术史上的定见中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在处理新人文主义中国化这一难题时，睿智地提出了“思想邻壑现象”、意念理性等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理论模式。所谓“思想邻壑现象”，“体现着思想表述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所谓意念理性，则是介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类似于古典哲学中的理念命题，实际上是价值理性尚未形成普适性价值或在未定型之前的意念基础，它的直接结果体现为观念形态”。 “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理应完整地具备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念理性等层次与形态。”意念理性“往往并不处于稳定的、成熟的状态，却代表着一种或多种富有价值和潜力的思考甚至是态度，对于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姿态和评论的自由”。
“思想邻壑现象”、意念理性的提出使得作者有效地解读了林语堂、新儒学与新人文主义之间那看似不相干却在内在精神层面不绝如缕的联系。例如，他对新儒家的儒家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的阐释：“完全是在意念理性上展开自己的思想，而且立意于儒家克己修身式的内在道德建设，这种正心、诚意、内在修身的意念理性，正是儒家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特别吻合的精神内涵。”
朱寿桐的此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纠偏性质，此种研究常常会陷入矫枉过正的陷阱。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受到学术界多年误读、贬低的研究对象，不成熟的研究者往往会把研究对象的正面价值提高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而忽视对其进行辩证的观察。朱寿桐的论述十分得当，绝少偏狭、意气之见。这首先得益于其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一开始，作者就力避把他的研究限定在文学领域。他从西方学术史出发，把新人文主义看做是一个价值观念“广泛涉及思想、哲学、美学、宗教、社会道德、艺术、文学等各个人文领域”的时代话题的文化思潮。在这一宽广的学术视野中，对新儒家部分思想家学说的新人文主义影迹的钩沉、对新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考察也就自然地进入了本课题的研究视野。该书的一个潜在的研究背景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新人文主义被理解为这一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朱寿桐“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的研究态度也使该书的研究异于流俗。比如，他从意念理性和辜鸿铭的时代出发，对辜鸿铭尊王思想和他那些引人诟病的保守言论有了充分的理解。当然，同情的理解也是有限度的。当作者站在历史价值理性层面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判断时，他的同情就十分节制，并没有借此遮蔽研究对象在历史的帷幕下露出的羊脚。他对于辜鸿铭越出意念理性的疆域对政治、军事事务进行道德探讨所带来的历史谬误给予了毫不犹疑、无情的否定。当年，辜鸿铭在列强觊觎的情境下号召“以德服人”。对此，朱寿桐评价道：“一个具有政治常识的人很难有勇气将这样的主张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性时刻正经八百地表达出来……只有真正沉迷于文学情境的书呆子，只有那种特别留意于或特别适合于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病态文人才会有此异想。……辜鸿铭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文学家，其政治才能和政治判断力可能相当幼稚。”这样，一个相对丰富完整的辜鸿铭形象就呈现在读者面前。
丰富的史料、宽广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风、“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使该书不仅条分缕析地勾勒出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轨迹，而且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8 1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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