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梁启超：《爱国论》（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6页。
②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39页。此语虽出自民国建立后，也是其一贯思想。早在1 897年他就说，“今日之天下”，美、法等国“谓为民政之世”，而中、俄、英、日等国则“谓为一君之世”，以全局言“则仍为多君之世”；盖各国基本还是各私其私，故“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耳。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1页。
③ 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收入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第425—47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
④ 钱穆：《晚学盲言•国与天下》（上），《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8册，第418页。
⑤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1.Berkeleyr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03.
⑥ 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nang Qichao,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这当然是一个半带客气的表述，该书所论远不止此。
⑦ 即使时人思考的重心也呈现出日益外倾的趋势，甚至一度出现把中国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外在变化的乐观期望。其中一个显例是1918年欧战结束之后那几个月对巴黎和会的向往，参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⑧ 关于近代新传播媒介和新思想论域，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入其《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港台）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4—136页。
⑨ 孙宝?：《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一（1902年9月2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2页。
⑩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902年12月10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
(11) 梁启超：《〈说群〉序》（1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12)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6页。
(13)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2页。
(14)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1、17页。
(15) 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16) 关于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7)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39、41页。这里所谓的“严格”是个重要的界定，而怎样才算“严格”却是见仁见智。蒋廷黻直到1933年还认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但胡适则不同意，在他看来，“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但在民族的自觉、在语言文字的统一、历史文化的统一和政治制度的统一与持续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参见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第5页；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1933年12月17日），第4—5页。
(1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页。
(19)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05页。
(20) 参见梁焕鼐、粱焕鼎编《桂林梁先生遗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中梁济的数篇《敬告世人书》，说详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1) 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这些言论的主语是“中国旧史”或中国旧史家，而一般引用者有意无意间常将主语转换为往昔的中国人。
(22)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6—17页。他进而甚至说：“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这是用新的国家观念来重新定义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在那时显然有些弦外之音。王?森即指出，梁启超的“无国”感觉是与当时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nation-state。但其所提倡的国家区别于朝廷的主张到倾向革命者那里则变成另外的含义，他们的“无国”之感是针对清廷的，即中国已经亡国。参见王?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195—220、95—108页。
(23) 其实梁启超自己在1899年曾以为“国家”一词正隐喻着朝廷，即“国家”是“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而“国民”才是“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故他那时认为中国人是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国民”。在他看来，若“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是谓“国家之竞争”；而“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才是“国民之竞争”。参见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6—57页。那时梁启超还把“国家”视为中国传统的观念，而他口中的“国民”则近于他后来所说的“国家”，大致对应着近代西方所谓“民族国家”。故引用梁氏的言论，最好经过仔细的甄别。
(24)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
(25) 蔡元培：《新年梦》（1904年2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1），中华书局，1984年，第231页。
(26)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45页。
(27) 梁启越：《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0—21页。
(28)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39页。
(29)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
(30)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1页。
(31) Marie-Claire Bergere,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In Mary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e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52.
(32) 蒋延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第5页。
(33) 张之洞：《劝学篇•阅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74页。
(34) 只有为“国家”添加一些类似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后出界定，或勉强可说身为“天下士”而不知有“国家”，但那是另一层面的讨论，与时人的地理和社会层面的空间认知可以无关。
(35) 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第4—5页。
(36)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Verso,1983,pp.38—47.本书有其修订版的中译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参见该书第33—54页。
(37) Robert Hart to James Campbell,Nov.18,1883.In John K.Fairbank,Katherine F.Bruner & Elizabeth M.Matheson(eds.),The I.G. in Peking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vol.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00.
(3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是否一国家》（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188页。
(3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2页。
(40)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1918年），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743—744页。
(4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2、154—155页。
(4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2页。按前引梁氏在《爱国论》中说中国人数千年间居于一个“小天下”之中，提示出他那时已据后出的地理认知来衡量昔人心目中的“天下”；“小天下”当然也是一个认知的“天下”，而不是所谓的“真天下”。
(4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2、154页。
(44)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40页。
(45)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4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收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第140页。
(47)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7页。按“万邦”或“万国”是19世纪后期的流行语，与此前的“天下”和后来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谢谢匿名评审人的提醒），但其相对更接近今日的“国际”一词，与“世界”又有着相应的区隔，而不必是从“天下”到“世界”的中转语汇。详另文。
(4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12页。
(49) 关于时人对“亚洲”的认知，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第183—206页。
(50)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6页。
(51)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页。
(52)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39—78页。
(53)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44页。
(54)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1899年12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9页。
(55) 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
(5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84—85页。
(57) 本段与下段，“康有为致陆徵祥书”，《康南海最近之言论（二）》，《晨报》1919年1月12日，第6版。按康氏口中的“国际联盟”当为一般所说的“协约国”，而其所谓“国际大同盟”才是另一些人所说的“国际联盟”。
(58) 按中国以文野分夷夏的传统，既然“文明”的标准已改变，则更“文明”的欧美成为“诸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梁启超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便明言以今日之中国与泰西比，“中国固为野蛮”；但若与黑人、红人等种族相比，则“中国固文明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94页）。庚子后张之洞也注意到“各国”那“华已夷人”的态度，其“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2页。
(59)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顾颉刚后来说，“我们虽是做的中国史，也必使他在世界史中得到相当的关系和位置”（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本，第19661页）。这不仅是论治学方法，必与梁启超此处所论共观，才能理解顾氏心曲之指向。
(6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3—324页。
(61) 参见Don C.Price,Russia,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Cambridge,Mass.: Harvat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2—13.
(62) 对晚清中国人而言，日本更多扮演着成功“进入世界”的榜样，故民国时日本已成为“列强”的当然成员；但在文化上，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仍不稳固，关于日本民族善于模仿也只能模仿的西方言说在中国的长期流传就最能提示这一点。
(63) 关于“进入世界”与日本“脱亚入欧”的相近，承冀小斌兄提示。关于华盛顿形象在中国的影响，参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
(64) 其中包括以中西整体通婚方式一举改变种族文化的“进种改良”之说，也有让中华文明与泰西文明实行“两文明结婚”而产生出“无东洋无西洋”也“无优劣”之分的“世界文明”之说，两说都可见梁启超的影响，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145页；《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20—21、75—76、85—86页。
(65)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6页。
(66) 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84页。
(67) 蒋方震1903年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者，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见飞生《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第6页（文页）。南社成员余其锵也说，“夫国于世界而有历史，则自其‘祖宗社会’之所遗，固有不能不自国其国者”。见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收入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489页。邓实也说，“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恃以为立国之要素者，则实业而已矣。”见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实业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第179—180页。
(68) 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第72期（宣统二年），公牍栏第1B—3A页。
(6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页。
(70)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6—67页。
(71) 《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无署名），《大陆》第3期（1903年2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13—414页。
(7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73) 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页。
(74) 梁启超在甲午后戊戌前论及未来大同世界最爱引用《易经》“见群龙无首吉”一语，便能反映这一心态。
(75) 如山西举人刘大鹏1902年所说“中国渐成洋世界”（《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以及孙中山试图“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55页），都类此。
(76) 我并不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描述古代中国天下观或国际秩序的妥恰术语，但这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姑从众。需要略作说明的是，“朝贡”的确是当年确立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象征，同时也还有许多不为“朝贡”所包含的面相。且朝贡主要是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性表述，不必从今日重物质利益的眼光去看。
(77) 萨义德曾说，作为“他人”的殖民地之存在既区别于宗主国的“自我”，却也是构建宗主国“自我”认同的要素。参见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passim.古人天下观中的“四裔”也可由此思考。
(78) 《庄子•齐物论》，按《庄子》此处之“彼”有多解，这里仅借其字面义而用之。
(79) 参见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NC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assim,particularly pp.195—201。
(80) 如袁世凯等六疆臣说：“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见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1991页。后来李璜和余家菊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这一倾向，他们认为，“我国废科举与兴学校之唯一动机，无非求所以摆脱外人之支配”。见李璜、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序》，台北冬青出版社，1974年再版，第1页。
(81) 作为“改变外人观听”的成功典范，日本人和日本法律在清季修律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京大学历史系李欣荣正在撰写中的博士论文有相当篇幅讨论及此。
(82) 少数能跳出这一窠臼者，又常在学理上显得不够严谨，如罗梦册的《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便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作为世界国家分类的三种之一，但该书的论证实不能说很高明。
(83) 对不少20世纪的读书人来说，相对超越的“世界”部分化解了从晚清开始日渐强化的中西二元对立，实际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被视为“世界的”而非西方的，成为一些读书人批判传统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提示着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思维。
(84) Nelson Nai-cheng Shen,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al Mind(Ⅱ).The Chinese,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no.2(April 1924),pp.12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