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志、民族志这一方面，我只是阅读了别人写的东西，我做的一些田野很不成功，不足为道。什么叫民俗志？我觉得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现在我们做的村落研究也好，庙会研究也好，我们写出来的田野报告加理论分析就是民俗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我觉得中国当下民俗学研究有个现象，就是习惯于二元论的思维，这可能决定了民俗学的局限，这个局限一定要突破。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今天上午朝戈金博士讲到“口头程式理论”，它的创立者帕里是1901到1935年这个期间生活的人，他实际上借鉴了19世纪民族志的一些资料，从中获得灵感。他在法国留学时了解到研究口传诗歌需要一个民族志的背景知识，所以他后来从书斋走向田野实践的道路。大家知道，从帕里到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没有摆脱二元论的束缚。口头与书写的对比就是二元论。帕里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即“lore against literature”。大家知道lore就是forklore的lore，是民众的知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具备的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文人所不具备的。literature是14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英文词汇，代表文人作品、美文和高雅的知识，好像和民众的创作是割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实际上被学者纳入两点论的樊篱。其实，试图用两点论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不能处处说得令人信服。正如巴莫曲布嫫博士上午讲的，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为什么在“口头程式理论”上又有创新，因为他抓住了另一点，即表演、创作这两点之后还有一个流布的要素，他认为传统有一个延续的内部系统。他的三位一体论就比两点论要好多了，可以阐发更多的东西，这是题外话。
在中国，民俗学作为现代学术的产物，它与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历史纠缠在一起。在亚洲，“现代”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没有西方强权政治的介入，亚洲国家便不会有现代史，中国可以按照中华帝国的传统秩序延续到现在。但是西方确实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了，亚洲成为它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西方式的现代化，对亚洲国家的上层建筑、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模式，就是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科学、自由、民主，这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主宰了几代知识分子。一百年间，研究民俗学也好，社会学也好，都有这么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念。
在20世纪80年代搞文化研究的时候，大家争论的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实际上是二元论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是被这个逻辑束缚着的。现阶段我们对待民间传统的做法，实际上是我们知识分子和官员结合在一起，代表民族国家说话，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出发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思想，其中很多思想带有二元论的色彩。比如我们好多的研究所关注的就是上层和下层，好像没有这两点论的话，也没有其他路子可走，在逻辑上这是一定要突破的。我们做民俗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把自己作为文化人，把自己和民众割裂开来，设想民众有一套知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自观”和“他观”，我们要勇敢地去突破，对人类学和民俗学而言，这些东西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另一种思维方法研究新的理论问题？比如民间的碑刻，搞历史学的去研究，搞口头传统的也一定要去关注，觉得这是跟正史书写的东西是两回事。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确实是两回事。比如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老百姓不一定关心，村民的口碑和碑文记载的可能完全是两回事。民众按照他们的感情和立场来叙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文字文化如何影响口头传统的例证。所以说二元论也是有其局限的。
我们现在有个流行的术语叫“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一过程非常复杂，其中有学者和官员的介入，当地艺人的介入，还有老百姓的介入。要研究这一事象，如果没有多维度的思维，我们便无法解释当代生活中的民间传统文化。比如说，有人试图区分文化创造物和商品的不同，认为商品可以大量复制，文化创造物不可再生。但如果去潘家园看看，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民间传统艺术和器物被作为商品出售，对这一过程不能用真和假、传统和现代来解释，实际发生的事件，它背后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二元论的思维。用二元论的观点就是官与民、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互动，这就非常贫乏，就把深刻而多面性的民俗现象做扁平化处理。现在，民俗学的个案研究反应平平，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维落后的结果。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我们要克服所谓先进与落后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习惯。民俗学未来的创新在哪里？我觉得未来的创新一定跟网络、数字技术产生关联，而数字技术也会改变我们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