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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家铮]吴晓铃先生的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6-10 15:42 标题: [关家铮]吴晓铃先生的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关家铮]吴晓铃先生的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作者：关家铮 | 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09-04-21 | 点击数：1675



［摘要］吴晓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研究专家，在20世纪40年代三个地方的《俗文学》周刊中，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几篇是关于俗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在观点上承袭了胡适和郑振铎并有所发展，为当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论述可以说是继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之后，最具重要性的俗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述。
［关键词］　吴晓铃；俗文学；俗文学理论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6－0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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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的位置，有时甚至以他来说明一个时期。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20世纪40年代推动俗文学运动发展、开展俗文学研究的人物，作为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吴晓铃先生｛1｝无疑是最具资格的人选之一。
“中国俗文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提出后，被学术界广泛传播和认同，俗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随后在香港、上海、北平几家主要报刊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出现了俗文学研究周刊，使俗文学研究形成了方兴未艾的情势。俗文学研究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应当说开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阿英在上海主编《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2｝抗战期间，由戴望舒先生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时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春天，连续出刊了43期，在同年的12月6日停办，被称之为“港字号”俗文学周刊。｛3｝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赵景深先生在上海首先主编了《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4｝其后又主编了《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三种俗文学周刊的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被研究者统称之为“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当时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又创办了《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这一周刊的创办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在北方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园地，其后遂被称之为“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20世纪30年代末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俗文学”这一学科确立的时候，吴晓铃先生正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读书，有机会受业于胡适先生、郑振铎先生，深受他们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影响。由郑先生的启迪和引导，他对上个世纪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非常关注。在20世纪40年代“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上，吴晓铃先生共发表了44篇俗文学研究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引人注目，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晓铃先生的这些文章中大体可分为：俗文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和俗文学史料、古典戏曲研究、小说、变文、书评等内容。其中有一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俗文学发展史的宝贵史料，这是研究俗文学学术史时常被忽略的，很值得珍视。例如《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作者认为：“‘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开始于香港的《星岛日报》，那是民国三十年的春天，由戴望舒兄主编，一直延续到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停办（作者称为：“港字号”俗文学）……会到赵景深兄，知道中国俗文学研究会成立了，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在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降诞不久，《通俗文学》周刊跟着就落了地……去年（民国三十六年），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从七月四日开始，产生了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由傅芸子兄负责编辑。”｛1｝还有一些文章，在作品搜集校勘整理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有几篇文章，如《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俗文学研究方法论之一（上、下）》（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24期1947－12－12与第25期1947－12－19）、《俗文学者的供状》（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49期　1948－6－4）、《我们应再检讨》（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51期1948－6－18）、《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刊于《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　1948－80－20）等，谈到了他的俗文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宏观的视野，显示出理论建构的姿态，有些观点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晓铃先生关于俗文学的基本理论，在《俗文学的供状》一文里集中体现出来。针对严圃青先生《中国文学的经济化和浅显化》一文中所说“夫俗之为义，丑恶之谓”、“唯是人类需要进步，即当抛除一切的丑恶，兼且不能要丑恶的文学”的论点，吴先生认为：“优美而高尚的文学作品却不一定只能饱学的文人拼凑典雅的词句所能产生。”他继承了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谓‘俗文学’，简单地说来，是通俗的文学，是语体的文学，是民间文学，是大众的文学。它不再是百宝树上的摆设，不再是有闲阶级的玩物，不再是奉诏应制，不再是以艰难文浅陋。我们希望它有血，有肉，能哭，敢骂，真实而自然。”而“求得‘自然’的标准，达到自然的目的，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这里最低限度的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通‘俗’（popular），一个是要利用‘俗’语（vernacular）。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内容方面要毫不晦涩地让对象能够由于整个的体会和了解而全盘接受我们所希望赐予他们的东西，那也许是教训的，也许是祓除的，也许是只想引起他们的美感的。在表现方法方面要让对象不致感受任何阻碍他们接受的绊系，那也许利用的是口语中的俗话，也许利用的是某一特殊地域中的方言”。吴晓铃先生由此指出了“俗文学”的两个特点。
在文学演进问题上，吴晓铃先生承袭了胡适的观点，认为一切文学都始自民间，俗文学是雅文学之母。他说：“自从新文学史运动起来以后，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观念改变了，这种观念的改变，关系极大。胡适之先生曾经替文学算过一次命，他说它（指文学）有生、老、病、死四个阶段。每一种文学体制的产生都是从民间开始，等到文人摆在案头，于是渐渐地衰老死亡，当这衰老死亡的时候，另一个新的便又从民间产生，这样生生息息，我们才能得到一部永生的文学史。”文学的发展是从俗文学向雅文学演进的，那么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研究这种演进，揭示正统文学的原生状态：“研究俗文学的人主要告诉读者，那朵奇异的花卉，怎样地从野生移到暖室，同时还采集了更多的野生花蕾，拿来告诉读者。”
关于俗文学的范围，吴晓铃先生说：“严格地讲，俗文学的范围可以包括民俗学（folklore）的全部，同时它又和广义的艺术不能分家，并不只是限于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俗文学者的工作必须研究与创作并重，说明与示例并重，我们却还只是在研究方面兜圈子，而且我们兜圈子的范围又只是限制在过去的俗文学方面……”吴先生主张将俗文学的面放得宽一些。同时，他还指出了确定俗文学范围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至于，我们没有能够把俗文学个体的范围做过严格的限制，倒可以自认不讳。元人杂剧的大部分是俗文学，明清的杂剧便算不得。宋元戏文差不多都是俗文学，明清的传奇便很成问题。然而，我们却等量并观。还有，我们的胆量仍旧不够大，许多明明是正统而新鲜的俗文学作品，还未能为我们勇敢地承认。”
在这之后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要求研究者的视野要宽广，不能搞得太窄，而且最好是能将学术研究和创作并重，这样有利于俗文学的普及和推广。他说：“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作为骨干的戏曲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不单算做俗文学，而且是真正的俗文学的讨论。”他认为，“所谓职业的俗文学者，毛病都犯在搞得太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实未能在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只能给有数的学者专家阅读而不能让一般读者去接触的原因。因之，我们希望能有像朱先生那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多多帮助和支援”。
吴晓玲先生在论述俗文学研究的基本工作和终极目标时，提出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应再检讨》一文中，他说：“俗文学至少在中国学术界是一条新的路，因为它是一条新的路，我们不曾建立起一条理论体系来，我们还不曾完成各种必要的基本工作。因此也就不应该对别人的误会加以感情的怨懑。所谓必要的基础工作，我在《我们研究戏曲的方法》一文里简略地论述过（见《国文》月刊一卷第九期页二十至二十三）。”他认为，俗文学研究需要“辑佚、结集、校勘、注疏”，而这些“基本工作绝非少数的人在短暂的时期之内能完成，必须大家联合起来去做，一方面免掉人力物力的消耗与浪费，一方面稳扎稳打，众志成城，稍稍缓慢一点倒不足为病。然而这里所说的基本工作却还不是俗文学研究者的极终目标。我们要从红海穿出，趋向当初摩西所憧憬的流乳雨蜜的迦南美地。于是，理论的体系之建立就比较基本的工作更加重要了”。而“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从目标的决定里推衍出来的。我们俗文学者的目标，在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历史的”。　
怎样理解俗文学研究者的目标是“历史的”呢？他说：“我们研究俗文学的某一种特殊体制，探源推流，出生入死，详细地爬梳它的从萌芽到枯萎的历程。这种功夫完成，我们有了变文史、歌谣史、戏曲史、小说史、大鼓史、秧歌史等等许多，然后把这些用针线穿缀起来，此伏彼起，有隆替有兴废，一部活的俗文学史便立刻会呈现到我们的眼前。这是历史的。”同时又指出，“我们研究俗文学的内容衍化，简朴的母题怎样穿上了绮丽衫锦裳，孪生的弟兄怎么长大起来性格各异，参商遥隔的男女怎会结成幸福的姻缘。综合、归纳、分析、比较，让我们在题材和故事的错综枝蔓里寻觅出来若干交叉和平行的轨迹。这也是历史的。”“我们研究俗文学作家的事迹和他们所不能跳出的时代和社会，最终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因缘。”“作品总是感受时代的影响，顽强的作家会站了起来反抗，会揪紧了时代向前奔驰，懦弱的则只剩下唳泣和哀诉。这更是历史的。”“这里所指出的‘历史的’，还都只限于在俗文学本身的圈子里打转，和真正的历史不会合成一个整体，这恰如把考据方法美其名曰‘科学的’……”对于这一历史的目标，作者认为实有必要做一番再认识。
同郑振铎先生一样，吴晓铃先生重视俗文学的史料价值，认为其具有历史学的意义，而只有发掘这种意义，俗文学研究才更有价值，俗文学学科才能健康发展。他说：“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文学是‘史料的渊薮’。他说：‘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见不出的社会现状，我们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见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只有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在小说、戏剧，以及诗，曲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数字，不一定是无聊的事实的账本——要在那里去寻找什么数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而是整个的社会，活泼跳动的人间。我以为，我们今日要下笔去写一部中国历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如果踢开了或抛弃了这种活泼的材料，一定要后悔不迭的。唐代史料存在于太平广记和全唐诗里的，准保要比新旧唐书多而重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特别着重于俗文学的。这里我们必须投入广义的历史中去，设法把俗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时代消息，尽量捉住去填塞历史家有意无意地所留下的空白，帮助历史多吹几声鉴往知来的警号，这样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才能巩固，俗文学研究的意义才更深远。”　
在俗文学研究方法上，吴晓铃先生赞成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的口号，并加以发展。在《故事的巧合与转变　——俗文学研究方法论之一》一文中，他指出：“当代研究文学的朋友都懂得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两句口号，口号的真谛，所谓‘历史的眼光’，应该就是‘考镜源流’，最常用而省事的‘科学方法’，应该就是比较研究方法。于是学者们便多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去考镜源流了，特别是我们治俗文学者，在故事的源流衍变的考证方法最习用这种技术。通常地，我们喜欢把同类型的故事综合在一起，抽绎出这些同型的故事的母题，比较附着于母题上的枝蔓情节之其他来源和量数的多寡，然后决定各个故事的时代先后，再根据辅佐的帮助，那么便会找出一个时期最早而框架最简单的故事，我们于是就说这个故事是一切同型的其他故事的祖祢。”从这里，吴先生引出了研究文学和俗文学的朋友们所最喜应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这种方法是常用和可行的，但他同时指出，实际应用这种比较方法也有许多困难，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一，我们千万不能粗心地去把平行的事例拿来放在一起比较，猛看处处相似，但这却正像铁路的两条轨道，虽然在远处好像交叉合一，但不知中间的距离始终并没有缩短或是伸长……第二，我们千万不可粗心地看到两个同型的故事，便不管地域远近，时代古今，而贸然捏合成一个。我们如果想做同型故事相互关系的试探，也必须极度仔细地抽绎出一条线索去贯穿它们演进的程序。文学作品演变程度时常是错综而复杂的。尤其俗文学，因为它萌芽于民间，长成于民间，开花结果于民间，而民众的头脑往往比文人活泼，想法也新颖，他们自由地和大自然接触，不像职业作家，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遵循一个传统的轨迹走路，一方面把头塞进书堆里不见天日。”他提醒说，“比较的方法应用不是拿来两个比较一番便可以论定，这正和校勘学不是排字房里的校对工作一样。胡适之先生告诉我们‘大胆的假设’，但我们时常忽略了另外还有半句‘小心的求证’。小心求证结果仍旧找不出线索来，或是看不出血缘关系来，那么，最好不要妄加论断。”
通过以上几篇理论文章，我们可做如下概括：吴先生对俗文学的研究极为重视，认为俗文学应该为文学史的源泉。他认为要研究俗文学，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在他的研究中，这种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即以他发表在《俗文学》周刊上的文章为例，虽然面铺得很广，讨论的却都是传统的正统文学以外的文学体裁，即俗文学体裁，如戏曲、小说、变文等，做的几乎都是“辑佚、结集、校勘、注疏”等基本工作，严谨扎实。作为在20世纪40年代俗文学研究中取得成果较多的作者之一，｛1｝　他不但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成果，更是以他精微透彻的俗文学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当时的俗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独到的观点仍具有启发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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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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