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神话学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神话研究者对于神话的基本见解仍非常片面，仍主要局限于从文学的、史学的角度理解神话，或者把神话当成人类童年的天真想象，或者当成上古历史的残存记忆，从而完全忽视了神话在知识哲学的意义上所呈现出来的古老智慧。
西方学术界对神话的认识，在18－19世纪，是以维科的 “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说为代表的时代，也反映了浪漫主义幻想的复归文学原点之需要。到了20 世纪，比较的眼界从欧洲中心论拓展到真正的世界范围，所谓世界各地“原始人”的神话第一次获得可以同希腊罗马神话相提并论的地位。坎贝尔（J.Campbell）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 to Live By）之命题，比浪漫主义神话观又进了一步。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充分显现了文化他者的神话之再发现，对文学想象世界的激发和重塑作用。
进入21世纪，神话对我们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将是其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笔长久被文明人所忽略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一种对今人也具有重要教训意义的超前智慧。
今天的主流话语津津乐道什么“循环经济”、“绿色JDP”，或者还有什么“生物权利”、“动物伦理”、“环境意识”。这好像是自启蒙时代以来盲目相信进步无止境，增长无极限的现代人的一次新的觉醒。但是，这也是随着现代性的负面效果日益严重而不得不觉醒的，是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物种的灭绝，能源的枯竭和资源的日趋紧张而被动地、被迫地觉醒。所以说是近似于亡羊补牢的那种智慧，也就是滞后的、后知后觉的，而绝不是超前的或者先知先觉的。在这方面，今人确实要愧对古人、原始人。因为原始人的神话世界观就是建立在“循环”基础上的，因而也是更加符合绿色原则和可持续生存之伦理的。
神话足以充当现代人的生态导师，其主要根源就体现在神话思维的物我不分的浑融性质上。神话从来不突出超越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人类主体，因而也绝不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之中。在神话的世界中，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生态思想。
其一，人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也许还不是最优越的部分。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
从《旧约•创世记》的创造神话中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人从被造之初起，就是处在生物链序列之中的一员。人与大地的依存关系体现在人来源于泥土这个重要的神话情节。弗雷泽的《旧约民俗》一书已经在世界五大洲的各民族神话中找出了类似的神话母题。可见人类祖先在想象自己生命由来的时候如何不约而同地指向大自然的代表——土地。对于古希伯来人，人种的诞生来自于地面的尘土，这一点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中表示“地”的这个词（adamah）是“人”（adam）这个词的阴性形式。从巴比伦文学中多次提到的情况看，巴比伦人也认为人是由泥土塑造成的。在埃及神话中，据众神之父克诺莫在他的陶匠的陶轮之上用泥土塑造了人。我们中国汉族古籍中关于女娲抟黄土造人的说法也是妇孺皆知的。笔者倾向于把女娲这类独立于男性作用之外，单独行使创造职能的女神看成是农业社会信奉的大地母亲神的化身（参看拙著《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而地母神这个观念本身的虔诚性，就足以防止人对自然的肆意践踏和无节制掠夺。
人的生命除了来源于土，还可以源于另外的生命元素。更加“原始性”的神话就揭示了这一点。在墨尔本周边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神话中，创世主名叫庞德-吉尔，他用刀割下了三块树皮，把一些泥巴放在一块树皮上，用他的刀把它修成恰当的形状，然后把泥块的一部分放在另一块树皮上，在把它塑造成人的形状。它先造的是脚，然后造的是腿，然后是驱干和手，最后是头。他就这样在另外两片树皮上各造出了一个人。他对他的手艺欣喜万分，围着他们手舞足蹈。随后，他又从桉树上取下树皮的纤维做成头发，把它贴在泥人的头上，然后他在观看他们，再度为他的杰作而欣喜，并又一次围着他们跳起舞来。随后，他俯下身来，把他的呼吸使劲地吹入他们的口中、鼻中和他们的肝脐眼儿中。不久，他们抖动起来，站起来，成为发育完全的男人。
神话中这种土与树（木）的结合，成为人的本源。我们过去总以为神造人的神话十分荒诞，与生物进化的事实不符。现在看来，神话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真与不真，而在于它的生态功能。新兴的宗教生态学研究对此有很好的发现。相信人是神用自然元素造出来的，这观念的功能其实就在于限制人无限膨胀的自我中心和贪欲，促进敬重自然的谦虚品性。这既有利于人在生物系统中的持久延续，也有利于整个生物链的依存与免遭破坏。
至于人是否可能脱离生物链而独自存活，神话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创世记》第一章里，我们读到上帝如何在创造的第五天造出鱼和鸟，以及所有住在水中和空中的生物，在第六天造出陆地上的所有生物，最后造出了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同时造出男人和女人的。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出：上帝先造出了低等动物，然后造人。人是地球上被造的所有生物中的最后一个。按照后来居上的逻辑，很容易把最后出现的人看成超出其他生命的至高存在。不过参考更加古朴的原始人神话，就不难看出，人不是至高的生命存在。因为人是必死的，而有些动物则具有返老还童和永生不死的能力，如蛇，螃蟹，蛙，蜥蜴等。
其二，生命的神圣循环。如今的循环经济倡导者，对自然资源的“可再生”与“不可再生”性有高度关注。其实，早自神话时代起，人们就对生命现象做出了“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二分法。请看南太平洋的西里伯岛上的托多－托拉伽人（Todjo-Toradjas）讲述的神话：从前，神召唤来所有的人和动物，要确定他们的命运。在神提供的所有的命运之中，有这样一种：“我们能够蜕掉衰老的皮。”不幸的是，人类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关头却是由一名老太婆为代表的，她根本就没有听到神提出的这个试探性的建议。但是有动物听到并响应了神的建议，蜕去旧皮，比如蛇和虾，从而获得可再生的好命运。
苏门答腊西边的尼亚斯岛人（Nias）所讲述的故事说，起初，大地被造好之际，从天上送下来某个生物，来最后完成创造工作。他本来应该动作迅速的，但是却由于难忍饥饿的疼痛，他吃了一些香蕉。他选吃的这个食物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只有他吃了河蟹，人类才能像河蟹那样蜕掉皮壳，由此获得返老还童的本领，从而永生不死。他既然吃的是香蕉，那么死亡就通过香蕉来到我们人类中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尼亚斯岛人故事添加了一个情节：“是蛇先吃了蟹。根据尼亚斯岛人的看法，蟹能够蜕皮而不死。因此，蛇也就能够不死，只是蜕皮而已。”
门特拉斯人（Mentras或 Mantras）——马来半岛上的一支羞怯的丛林中的原始人部落——讲述说：世界的早期时候，人是不死的，只是随着月亮的残缺而变瘦，又随着月亮的圆满而变胖。这样一来，人口不受限制，终于发展到了警戒的极限。第一个人的儿子把这个状况告诉了父亲，并且问父亲怎么办。第一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幽魂，他说：“随其自然吧。”但是，他的弟弟却对现状抱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他说：“不，就让人像香蕉一样死去吧，把他们的后代留下。”问题的争议被传到地下世界的冥王那里，他决定采纳死亡。从此以后，人不再像月亮那样死而复活了，而是像香蕉那样死去。
这个神话中透露出一些关于人口与生态的承载力与限度的观念，非常宝贵。热带丛林中生存的门特拉斯人的社群数量很少，符合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或者庄子说的“人民少而禽兽众”。其神话中已经有了用死亡来节制人口膨胀、保持生态平衡的意识，这对于当今60多亿人拥挤在日益变小的地球村的现状，是一种极大的警示和反讽。仅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人类由于自相残杀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两亿。如今每一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就达46万之多，这比2003年全球死于SARS的一千人来说，实在是大巫见小巫。可是SARS造成的全球恐慌与旅游业萧条，至今让人们心有余悸。而“猛于虎”的车祸却丝毫也没有引起当代开车族与疯狂买车一族的恐惧与忧虑，似乎非要等到数亿年地下生物积累下来的石油在未来几十年内完全耗尽，才会甘心。事实表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不仅已经成为人类的最大杀手，而且成为培育消费痴迷（褒义的说法是“追求时尚”），产生新愚昧的根源。这绝不是一厢情愿的“循环经济”或“可持续发展”说所能克服的。
如果再听一听哈佛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蒙.威尔逊关于乌干达大屠杀的生态学解说，也许在震惊之余，能够使你更加敬重神话所揭示的原始人的智慧声音。
门特拉斯人的神话告诉我们：人类个体的必死性（不可再生）是人类作为物种的可再生性繁衍之条件。如果当初每个人都是不死的，那么资源的限度将使整个人类也许无法存活至今。
神话中取代人而成为可再生性动物的，以蛇与蜥蜴最为常见。
西部非洲的范斯人说，神用泥土造人，起初是按照蜥蜴的形象造的，造成后把他放入水池中，让他在水中停留七天。在七天结束的时刻，神叫到：“出来啊！”于是，一个人取代那蜥蜴从水池里走出。
越南东部的巴拿人（Bahnars）对原始人的永生性的解说，不是用月相，也不是用蜕皮的习俗，而是明显地归结为某一种树的复生能力。他们说，在起初的时候，每当人死时，就被埋在一棵名字叫龙布罗的树的脚下，过一些时候总是能从死亡状态重新活过来。复生的人不是像婴儿那样，而是像成年的男人和女人那样。这样，大地上的人繁衍得很快。所有的人聚合起来构成一个大城镇，由我们的第一对父母统治着。到后来，人口实在太多了，到了这样一种极限状态——就连一只蜥蜴也无法正常出行而免得被人踩住尾巴。蜥蜴对这种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的状况很恼火，这个狡猾的家伙给那些挖掘坟墓的人一个阴险的建议：“为什么要在龙布罗树的脚下埋葬死人啊？把他们埋在龙昆树下吧。这样他们就不会复生了。让他们完全彻底地死，就此终结吧。”蜥蜴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从那一天起，人就不能复生了。
弗雷泽在分析以上神话时指出：“在这个故事里，如同许多非洲故事那样，给人类带来死亡的媒介是一只蜥蜴。我们可以猜想：将招人厌恶的行为归罪于一只蜥蜴的理由就在于，这个小动物和蛇一样能够周期性地蜕皮。原始人会从这个现象中推测这种动物能够返老还童，活到永久，就像他推测蛇具有此类本领一样。这样，所有讲述一只蜥蜴或者一只蛇如何成为人类必死性之罪魁祸首的神话，也许都和一种古老的观念相联系，那就是在人与能够蜕皮的动物之间的一种妒忌与复仇的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在人与蜥蜴或蛇之间的妒忌与复仇。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在所有此类情况下，人们要讲述一个在人与他的动物对手之间竞争长生不老的拥有权的故事。在这场竞争之中，不论是出于失误还是出于诡计，胜利总是属于动物一方，它因此而成为永生的，而人则由此注定了必死。”（James G. Frazer,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Macmillan Company,1923,p.31.） 伊甸园神话虽然没有直接表现蛇夺去了人的可再生性，但是蛇引诱人祖偷吃智慧树的果子，不也就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吃到生命树的果子的前因吗？由此可以推知，蛇的形象为什么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神话，成为西方文化中的邪恶的象征，乃至连累到更加具有神话性的动物“龙”。
相比之下，由于对可再生性的艳羡，蛇和蜥蜴在华夏文化中的命运要好得多。有了对个体的永生即可再生性的这种向往的理解，再去看我国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所谓的人首蛇身形象，就容易体会其神话符号学意蕴了。仔细分辨，其实有一些造像不是蛇身，而是蜥蜴身，因为那身体上分明长着弯曲的四只脚。这也使我们想起关于《周易》得名由来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易”的观念起源于蜥蜴！沿着从神话思维到哲学思维的发生学方向，蜥蜴作为可再生智慧的动物化身，充当教导我们以生生不息的宇宙变“易”原理之导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就好比道成肉身的现身说法。因为蜥蜴的肉身就是变易与可再生原理的生动标本。
其三，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和植物有其神圣的一面。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世界观看，现代人虽然在终结了萨满式思想方式以后，在征服自然、物质的占有和耗费方面大大超出了古人的想象，但是这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满足和心灵的宁静。相反，物欲痴迷下的现代人陷入了可怕的精神危机和困境，急需治疗和拯救。如今西方知识分子中风靡的新萨满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重新向原始人学习，放弃科学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西方价值传统。对此，这里没有篇幅展开讨论。只要翻阅一下《新时代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New Age, London:Time Life Books,1999），《第一民族的信仰与生态》（First Nations Faith and Ecology, Toronto:Cassell,1998），《原始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7）等著作，便可了解大概。如果对理论没有兴趣，那就读一读拜倒在印第安巫师那里的白人人类学博士卡斯塔尼达的畅销小说吧。也许不难明白：由神话所率先倡导的生态智慧，其实也是教人重新做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