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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6-7 19:50 标题: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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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标题: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论文作者张海超/刘永青
论文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历史民族志/文本/后现代主义
,论文来源云南社会科学,论文单位昆明,点击次数 101,论文页数 41～45页2008年2008月论文免费下载 http://paper.dic123.com/paper_809931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7)06—0041—0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泾渭分明、各不相犯，而且双方都没有对话的意愿。按照传统的“势力范围”划分方法，前者根据历史文献研究所谓文明社会的事件、人物并力图为社会的进步寻找规律，而后者似乎是专门关注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人类学家通常在远离文明社会的蛮荒之地工作，研究当地除了历史之外社会生活的一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应该在学科内寻找。欧洲传统的兰克史学以研究政治史为中心，满眼只有政治和文化精英，小人物和远方的异族基本不会进入其视野。而那时的人类学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紧紧限定在“蛮荒社会”中，那里的人们只有传说而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按照当时通常意义的理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
　　随着学科的进一步成熟，历史学和人类学中间出现了沟通的契机。两个学科发展到现代之后，互相在对方身上发现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可取之处。就历史学来说，年鉴学派以来的民间转向在学科内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但这在人类学从来都是丝毫不能背离的传统，虽然后者也在逐渐关注上层的政治经济生活，但其主要注意力仍然停留在民间。于是，底层社会成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共同的关注对象。另一方面，人类学的研究也开始涉及“复杂和文明社会”，在此类型的社会中，历史是影响人们思想和生活的要素之一，人类学家不能继续忽视它的存在。至此，两个学科迅速靠近，而由他们交叉而成的历史人类学也呼之欲出。被指责完全忽视历史研究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便提出“正是这两门学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盟才使人们有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1](P29)；在历史学界，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高夫也在其著作中表现出对历史人类学的厚望，尽管他把它视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2](P95)。
　　一、历史学和人类学：在表述危机中靠近
　　“人类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用‘本国’语言再现‘其他’文化的问题”[3](P232)，这句话阐释了民族志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在学术史上，对人类学学科性质的体认曾经出现过几次重大变化，它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科学转变、最后退守到阐释之学的改旗易帜的过程，与此相应，民族志的“形象”也亦步亦趋地发生着改变。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将人类学视为一种“社会的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写作要经历一个发现、分析到归纳的逻辑程序；埃文斯·普理查德认为人类学只是一种“文化的翻译”，民族志的任务只是将异文化和本文化进行沟通；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影响巨大的阐释主义大师格尔茨将文化视为“符号体系”，民族志作品也因而由“文化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沦落”为人类学家的“创作”。民族志文本权威的建立过程继而被细细剖解，人们发现它只是“非常个人化且富于想象力的媒介”[4](P42)，解构主义的兴起导致人类学家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解释的技巧和学问上。
　　历史著作的载体有时候也被称为“历史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也被权威的光环笼罩，但其客观、权威的形象经历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开始变得面目全非。海登·怀特将历史话语与科学话语进行区别，同时强调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似性，从此，历史学著作被认为只是历史碎片的有意拼接，正统的因果解释开始受到质疑，对材料重新组织过程中“诗性”和“修辞性”的一面得到特别多的关注，历史科学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具体的编撰方法和技巧作为对象不断被研究和解构。“于是，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自由地对历史进行概念化，理解其内容，以及用和他们自己的道德和审美愿望最相符合的任何意识模式来构成阐述历史过程的叙事”[5](P594)。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民族志和历史志的书写过程存在某种类似的问题：被观察到的和被了解到的事实被“扁平化”处理，抽离出的要素在特定的体例中经过重新组织成为文本，而这一切都是按照作者惯用的逻辑和文本写作方式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和学科训练起着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所谓科学性很难实现。可以说上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的兴起，使两个学科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原来所坚持的理性原则被认为只是学者一厢情愿的“神话”，具体的书写方法遭到多方面的质疑，它们面临着同样的“表述危机”。
　　所谓的表述危机其实也提供给两个学科更多的贯通动力。经过后现代的洗礼，历史学家逐渐接受了本人的经验和立场对其完成历史解释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他们认识到历史学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建立对历史与人的总体化理解”，而“这必然意味着对固有历史编写体制的全面性颠覆”[6](P51)，因此“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象能力，常常是研究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7](P364)，顺应此潮流，研究社会“深层结构”的思想史、心态史在“新史学”阵列中风生水起。就研究内容而言，不再是刻板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它们尤其关注社会普通民众的经历、遭遇以及他们的想法、愿望和追求。在史料处理问题上也不再避讳作者本人的理解，作者的必要想象被认为有助于他去尽可能地贴近历史原貌，这无疑已经很接近民族志写作的理念了。尤其是在加入作者的体验之后，历史学研究在事实上具备了某种程度的人类学主位观点。在人类学领域内，民族志写作也被许以更多的自由，“深描”等概念的提出也要求人类学家关注自己作品的说服力，比如增加细节描写的深度；而近经验(经验相近)/远经验(经验相远)的方法要求人类学家重新界定其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的角度。历史学和人类学合作的障碍之一存在于两个学科文本书写传统的不同，在经历过共同的表述危机之后，两个学科在新的表述方式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二、作为“实验民族志”一种的“历史民族志”
　　当代学界对民族志最流行和权威的观点被总结如下：“民族志是混合的文本活动，它跨越不同的体裁与学科。”[8](P55)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概念具有某种复杂性，它既指人类学研究的产品，也指具体的研究和书写过程；它是一种文体和表述方式，但也同时指称人类学最为核心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经典的民族志方法和文体是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它要求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深入某个社区，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观察、参与并记录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探究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切身经验来关照并理解他们的文化。从社区返回之后，人类学家进而分析和整理自己的经历、感受和记录，并按照独特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描绘、记述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说明、解释文化现象背后复杂的动因，在完成上述各个过程之后，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最终形成一个民族志文本。20世纪60年代以前，民族志研究一般都遵循这种“文化科学”的范式进行“制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范式开始遭到严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者们纷纷把目标对准民族志，不断反思其权威性与真实性被构建起来的过程。
　　解决传统民族志缺乏历史感的问题，努力使描述历史化是后现代主义实验民族志着力的一个主要方向。这一类型的民族志开始关注被研究者自身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并将其与研究者自己的历史叙述并置，此类实践一方面反思了传统民族志忽视历史场境的问题，同时对把被研究者视为无时间、无历史民族的描述方式进行了积极纠正。这一类型的民族志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在民族志叙述框架内加入时间和历史视野：第一种方式主要通过描述的无文字民族的历史和时间观念，将其与西方史学的历史观、时间观进行对比考察。骆萨多的《伊龙哥特人的猎头，1883～1974：社会与历史的研究》是这一方式的代表性作品；第二种方式的特点是采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两种共时分析方法来展现和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和虚幻的显示》；第三种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和解读，重点揭示本土的历史话语如何建构了当地的集体记忆，代表作品为米盖尔·米克的《北部阿拉伯的文学和暴力》[4](P136～P154)。
　　历史学年鉴学派所提倡的“长时段”和“整体史”研究似乎有意展示一种“静止不动”的历史，这当然不是否定历史的变动和延续，他们只是尝试将一个个横断面完成得更加丰满，同时避免事件的纷乱芜杂影响到对历史本体的判断。这实际已经使历史发生了靠近人类学的某种转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一般被认为是早期的历史民族志的代表，作者勒华拉杜里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力图创作一种反映村庄600多年前社会生活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著作的面貌为之一新，学科的问题意识、分析逻辑以及表达手法都出现了明显的人类学转向，这种思想进而成为一种稳固的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了种种尝试，但其最根本的核心理念似乎并未受到彻底颠覆。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结束了研究者只关注“没有历史的人们”的状况，文明社会开始进入人类学家的视野。对于一个历史悠久、拥有丰富文献、传统史学发达的国家，国内学人最应该积极尝试的也许是“历史民族志”。长久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民族志进行宽泛理解的现象，历史民族志自然也不例外。许多学者将古代记录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文物古迹、物产等内容的作品视为历史民族志，并对其进行复原式的研究。比如记录12世纪湘黔交界地区沅江流域少数民族社会情形的《溪蛮丛笑》被认为“是一本极为珍贵的宋代民族志典籍”[9](P50)。地方文人的野史、笔记以及其他的关于民俗方面的记载是中国独有的古老文献，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它们也可以算是某种民族志或民族志类型，但更多的学者只是看重它的资料意义，将其视为新的民族志写作的素材而对其进行文本利用和解读。
　　民族志不仅是学科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和载体，它同时也是人类学学术表达的方法论，它的开放性特点使其可以在不同学科间分享。就历史民族志来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其研究成果也必定各具特色，但似乎仍然有必要给出一个较为明确同时也是带有某种限定性的范围。本文对它的理解是：历史民族志就是要在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的双重参照基础上，通过作者的体验和分析，获取一种对存在于历史中的某个特定地区社会结构的洞见，最后用民族志的手段将其全面地表述出来。它包含历史学对史实的关注，注意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对充满各种权力关系的社会结构进行充分的人类学分析。它不一定能形成固定的写作模式，所以理应对所有形式的尝试保持开放。
　　三、历史民族志的书写实践
　　历史民族志的书写首先面临参照系的问题。对人类学家来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形成了某种可供对比的结构，对异文化的研究虽然时常被指责隐含着殖民主义的心态，但这种距离感也使人类学的观察保持在一种冷静的超然状态。因此，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同样应该提倡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这样做不是要故意将研究对象“他者化”，只是因为对提供佐证的旧有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利用，尤其是涉及民间口传材料的问题时，保持基本的距离是必需的，只有如此才能时刻警惕在材料利用上的偏执，并克服本土史学研究容易产生的轻易下判断的冲动。如此一来，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的研究对象既是历史的他者，又是文化的他者，双重的“陌生感”注定会带来双重的难度，这就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来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通常只关注其游离于汉族传统之外的文化特质，猎奇式的内容经常占据很大比重，这个问题同样需要置于“历史整体”中解决。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合作应该更多体现在研究视角的互相借鉴上。对人类学来说，历史学为社会文化研究增加了时间的维度，从功能主义学派开启的静态和固定化的研究模式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改良；面对社会科学领域层出不穷的新鲜理论，历史学一直遭受拒绝对话的指责。对史学而言，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确实开启了一扇理解过往社会的新的大门。人类学家精于对微观世界的细致剖析，而在对宏观的社会架构方面历史学家们普遍更为擅长。在一本合格的民族志中，宏观层面和微观世界应该通过某种结构相联结，所以历史民族志写作需要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的通力合作。所谓宏大叙事在历史学界已经很不得人心，但奉整体研究为圭臬的人类学完全可以从社区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时下学术界流行的“乡土社会”和“地域社会”研究正是一个类似的命题，遗憾的是两个学科的取向在这里并不容易调和。人类学总是倾向于相信“地方层次的研究可以得到与某些一般性结论相反的结果”[10](P230)，但对大部分历史学家来说，国家史和地方史应该是同构的，“把个别的地方史置于国史的大格局中去理解”，同时“国史的大格局则由地方史来充实”[11](P119)。应该认真检讨双方的想法中是否都含有某种先行的预设，因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事实可能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未知的答案应该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寻找。
　　历史人类学所依赖的文本材料和史学研究并无二致，除了官方的正史外，地方志书、稗官野史，以及文学性的小说、笔记等等都可纳入其范畴，此外，散在民间的谱牒、碑文、石刻、宗教造像等也在最近的研究中被广泛利用。这在历史学界同样是潮流所聚，新史学中社会史、文化史，或者更加精细的身体史、医疗史等，对历史文献的利用范围和方式上都不同以往，葛兆光先生曾明确提出将材料从传统儒家的经文和注疏扩大到民间的历书、工艺技术书籍、儿童启蒙书籍等，认为它们都可以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12](P111～P128)。在历史人类学看来，研究题材的扩大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对其解读方法的革新。历史民族志写作的基础是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和运用，为保证其意义不被误解和误用，历史民族志的创制应该首先秉承人类学书写的某些原则。首先，研究者应该回到历史现场中，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剖析其所蕴含其中的社会信息。史料必须被还原到特定的语境中做出解读，历史的内容必须呈现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意义层次上“复原历史”。历史本身并不像形成文本后的那样有条不紊，能够找到并强调其主要趋势，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历史民族志的“还原”必须保留某种张力，才能最贴近历史的真实状态。历史学家赵世瑜提倡“在田野中对那些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加以理解和重新理解”[13](P016)，就此，他认为“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与“以外的更广阔的天地间发生的历史”之间以及其对应的两种历史情境之间存在“配合与张力”。历史是一个只有多元多面的一个整体，历史民族志的任务正是展示历史的复杂过程及其表现出的不同面貌。
　　在史料获取的范围和过程方面，传统历史学和人类学存在一定分歧。历史学严谨精细，源自民间的尤其是口传材料不会被轻易采纳。在利用其作为事实的依据时要经过艰难的甄别过程，辨伪几乎是历史学家的本能反应，对他们来说，虚假的材料是不可能得出贴近事实的结论的。但对大部分人类学家来说，民间的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告人为何坚持这样的观点，“当地人认为……”是民族志叙述最常见的基本语法。人类学家经常会职业性地为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辩护，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主位观察”，至少是“经验接近”。对历史人类学来说基本的真伪判断对进一步的分析也许十分有用，一个带有明显夸张色彩说法为何在民间叙事中长久存在的事实可以激发更多的思考。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社会分析中，人类学研究通常会盲目地相信民间材料的真实性，把其当作论证依据采用，许多人类学者不加辨别地采用历史资料采用正在伤害这个学科的声誉，其研究成果也因此受到历史学家的怀疑。与之相反，历史学家显然更青睐流传下来的各类文献，他们往往相信文本的记录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慢慢形成一种迷信，认为被记录下来是惟一的真相，实际上，历史经常是“多声道”的，记录下的版本很容易在传播中占据优势，有时候干脆取得范本的地位。就此看来，文献和口传材料都具有某种随意性，其有效性取决于利用的方法，人类学的不够严谨的“轻信”和历史学的“唯文献是从”的现象都应该得到矫治，历史民族志在这方面需要格外着力。
　　四、总结：历史民族志与历史人类学的定位
　　实践层面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合作首先是由海外汉学家倡导继而在历史学界兴起的，对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梳理永远不能遗忘一批中外学者在华南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海外人类学家萧凤霞、科大卫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生、刘志伟、丁荷生和郑振满等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个群体继承了早期汉学对华南地区的研究兴趣，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对历史上华南地区的婚姻、宗族、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著作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同时兼具史学的考据和人类学的解读，既保留着两个学科的原初痕迹，又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以及人类学不同的面貌。他们的成果在史学界深受好评，曾有史学专家发出这样的赞叹：“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你们是中国新史学的代言人吗？”[14](P152)这句话提醒我们，两个学科之间的壁垒虽被打破，但各自本位意识仍然十分明显，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种种探索仍然被认为是历史学学科的完善，正如刘志伟所说：“无论历史学如何与人类学对话，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历史学本位的，无论是问题的意识、资料的选择与解读、分析的方法，我们都不会脱离社会经济史的取向。”[15](P458)
　　在人类学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相结合的厚望，并进一步提出采用历史学方法的具体设想：“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的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16](P16)费孝通承认其作品并未很好地体现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他敏感地发现这种情形的出现与传统的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有关，作为微观社区研究最早的提倡和实践者之一，他深刻地认识到此方法的缺陷，在晚年的反思中费孝通力图打破“‘微型社会学’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所受到的限制”[17](P382)，作为补救，他开始了中国文化史的补课[18](P6)。遗憾的是，前辈的努力并未在后来的人类学那里得到完全的继承，很多人类学家仍然“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建构理论为兴趣，史料成为理论的附庸”[19](P12)，而大部分民族志作品更只是把历史视为论述展开的序幕，只在开始的部分有所提及。一般人类学家只会把历史视角视为“扩大我们人类学工作方法的机会”[20](P69)。如此看来，两个学科都只是希望在交流和对话中得到对各自发展有启迪的新内容，并为本学科寻找新的动力和增长点。如果历史学和人类学继续堡垒分明，历史人类学将不再能成为它们的交集，因而它应该尽快独立出来，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过渡地带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总之，历史人类学源于“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但它在国内“不是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至少目前如此”[19](P20)，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国内学者中有很多都愿意宣称自己所从事的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要改变这种尴尬状态需要历史民族志成果的证明，和人类学家的社区研究往往要形成民族志作品一样，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载体自然应是历史民族志。或许有人会认为历史民族志只是历史人类学的表述形式，应该在后者的学科范围真正确立之后再行讨论，但如果没有很多的优秀历史民族志作品的出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很多只能是纸上谈兵，其学科最终定位的逐渐确立要有赖于历史民族志的不断完成。目前关于历史人类学与两个母学科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而一系列历史民族志文本的完成也许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这种新的文本形式及其写作实践的研究，探讨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多种可能面貌。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民族志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最佳载体，它不单是一种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还被期待解决独立于普通历史学和人类学之外的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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