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的诞生其实始于1984年，当时10位学者（其中8位是人类学者，另两位分别从事历史和文学研究）在新墨西哥圣塔菲的美洲研究所召开了一个高级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在这本论文集中，普拉特(M. Louise Pratt)、克拉潘赞诺(Vincent Crapanzano)、洛萨多（Renato Rosaldo）、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等人通过对一些经典的文化描述范本进行交叉学科的分析，深刻反思体现于创作的历史背景、方法、以及理论和分析模式等方面的民族志的修辞。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同样也讨论了民族志与游记叙述文体上的相似，及其准文学的表述方式[viii]。“写文化”论争对文本创作和修辞的关注加深了人们对文化描述的建构、人为性质的认识，而这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志的权威模式，还迫使人们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的本质应当是构建宏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化发明，还是文化解释[ix]？
“写文化”论争绝不仅仅限于文本写作，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世界权力格局对民族志研究和写作的影响。在跨文化研究中，民族志学者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个的权力场中，而权力的不平等就直接导致了西方学者在文化表述中缺乏对被研究者应有的尊重。《写文化》中的一些文章探讨了族群性、权力、对抗、制度化约束等文本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族志构成中所起的作用。费彻尔在“族群性和后现代记忆艺术”（Ethnicity and Post-Modern Arts of Memory）一文中指出，民族志所处的是一个不同族群性特征妥协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文化和传统彼此独立、对抗的世界，世界霸权的概念会导致对族性和文化交往的反思的丧失，也会导致创造向度的丧失。
“写文化”论争的中心议题是文化表述的场景性，泰勒（Stephen A. Tyler）在《写文化》中指出，如果人类学者承认自己所描述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生活具有场景化特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提供的是没经过选择（unmediated）的客观“真理”的论述[xii]。对此，《写文化之后》做出了不同的回应。鲍曼（Glenn Bowman）认为民族志学者通过把自己浸入另一文化的概念空间能够消融文化差异，从而使偶发的个体创作经历具有普同性。但另一个问题就随之出现：由于人类学成长于实证主义的大环境，如果读者意识到民族志论述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暂时互动的产物（不再具有实证的权威），他们还能接受这样的论述吗？同时，如果人类学论述被看作是田野遭遇和学术环境的结果，人类学者自己能够接受处在这样的一个学科中吗？约瑟菲德斯（Josephides）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提出了三种解决方式：对报道人实际生活的理论化研究；模糊民族志学者和报道人的界限，从而获得叙述的权威；重视田野中的社会活动，认为那正是意义构建的所在。与她相反，沃尔曼（Sandry Wallman）则认为放弃写作者的权威无异于取消人类学的实践作用和适用性，这种视情况而定的论述无法做出评价和判断。
尽管“写文化之后”试图对“写文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但结果却似乎并不理想。两者的理论基调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阐释、质疑的味道，同时，对整体论的质疑甚至抛弃所带来的影响更是致命的。这种怀疑和批评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不再沿用“我们富有逻辑，你们是糊涂的乡巴佬”这样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面对他者时则会避免意识形态化的想象和偏见[3]。应该说，这正是格尔兹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的精神所在，也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呼应。《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中所收录的论文几乎都在关注文化的建构问题，即叙事的方式、叙事的政治和修辞的应用。这种把文化看作文本(culture as text)的做法其实与文学批评的阐释模式是非常类似的，只不过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本已经远远超过书面文本的概念，而是包括了口头文本、身体文本、场景文本、展演(performance)文本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文本[xv]。
人们虽然希望有一种并非以知识论为核心的思想，但一直都缺乏方法论上的认真准备，而仅仅满足于诗化的也就是相当随便的谈论习惯，相比之下，知识论哲学却有着深厚的方法论传统所以也就强有力。可以考虑柏拉图的“哲学家和诗人”的问题：所以赶走诗人，是因为诗人在思想上不负责任随便乱说。事实上诗人倒不见得那么不负责任，但是仅仅是诗化的谈话方式确实缺乏产生完整思想的能力，这是个弱点，尽管人们有时候会标榜那种不确定的、辨证的、不断诠释的、批评的、解构的没完没了的言说多么有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变动不居的经验和有限生命的先验意向（intentionality a priori）却是对永恒的渴望，因为对于有限的生命而言，永恒的东西最有吸引力，这就是一个基本心事。”[xvii]
面对这些批评和反思，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究竟是对人类学的发展有所助益呢，还是敲响了其丧钟？对于传统的社会科学范式而言，它确实扮演了丧钟的角色，甚至危及到了“科学”本身的合法性。但从人类学走向更加具有人文性的“软科学”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当然的福音。尽管对人类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人文的争论仍在进行之中，但人们都已经意识到“社会物理学”的传统模式确实难以有效地研究文化与社会。因为“人文的生活世界是按照想象来定义的，是按照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来定义的。尽管我们可以科学地（知识性地）描述一个人文事实，但不可能对人文事实科学地提问。………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就是说，人文思想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智慧。”[xviii]如此看来，似乎这样的发展正是人类学试图认识他者和自我的当经之路、必由之途。
注释：
--------------------------------------------------------------------------------
[1] 这也正是影视人类学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部分地解释了庄孔韶所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主张。
[2] 有人认为《写文化之后》之所以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其作者群的分量都还不够。而我个人认为那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们确实并没有能够提出什么具有突出价值的解决方案。或许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些以后流行的观点，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已。
[3] 这种想象可能会是两种表现方式：妖魔化或理想化。正如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如果不能克服想象和偏见，那么我们关于巴厘的认识要么是现存的伊甸园，是“众神之岛”或“世界的清晨”；要么是无情的可怕之地，是地狱之所在。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各自的意识形态来源，前者是进步论(progressivism)，后者则是原始论(primitivism)（详尽论述参考William Adams: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
[4] 这是庄孔韶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和出发点。他自己也在诸多方面做探索，例如2001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系列（《表现与重构：北美显影》、《自我与临摹：客居诗选》、《远山与近土：田野纪行》、《文化与性灵：新知片语》、《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影视人类学作品《端午节》、《新疆街》等；以及正在与一些美术界人士合作进行的绘画尝试。
--------------------------------------------------------------------------------
Robert Lay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4-186.
[ii]见《光明日报》2001年5月9日，“文化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
[iii] George E . Marcus: “Writing Culture”, in David Levinson & Melvin Ember eds.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4. New York: Henry Holt Company, 1996, PP1384-1385.
[iv] Geertz , Clifford :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中文译本有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v] George E . Marcus: “Writing Culture”, 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4 . PP1386
[vi] James Clifford， George E. Marcus，ed.，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vii]乔治. E. 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米开尔. E. J. 费彻尔(Michael M.J. Fischer)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
[viii]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6、45页。
[ix] James Clifford: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x]语出赵汀阳：“心事哲学（之一）”，载于《读书》，2001年第三期。
[xi] A. James, J. Hockey & A. Dawson, eds.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xii] Stephen A. Tyler: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xiii] William Adams: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 CSLI Publications,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98.
[xiv]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xv]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载叶舒宪主编：《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xvi]沃特森：“重写文化”，载于理查德·福克斯主编：《重新把握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7、88页。
[xvii]引自赵汀阳：“心事哲学（之一）”，载于《读书》2001年第三期。
[xviii]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