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 ———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高丙中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6-7 18:42 标题: 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 ———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高丙中

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 ———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高丙中
转引自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3

高丙中

摘要: 民族志包括两个艰苦的知识生产过程, 一个是长期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 一个是民族志文本的思考与撰写。贝特森在《纳文》写作之前经历了曲折的田野作业经历和心灵的磨炼, 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做描述的对象, 把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 从而在完整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说明民族志研究的心智条件。
关键词: 民族志; 贝特森; 《纳文》; 反思性

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1904 ～1980 ) 是我最喜欢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纳文》在西方人类学众多的人物和庞杂的著述里, (Naven: The Culture of Iatmul People of New 如果我们把兴趣放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创意Guinea as Revealed Through a Study of“Naven ” Ceremonial) 是我读过的智慧含量最高的一部民族志。从他的田野作业到这部大作的完成历程, 我们能够几近切骨铭心地感到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现在《纳文》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们可以方便地从他的《纳文》文本清楚地看见他如何细致地琢磨他的有限的素材, 我们却想借助其他一些文献来呈现他的田野作业的“苦旅”。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业基础, 而民族志著作却大都可以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如果有好事之徒一定要开出一份难以为一般读者所读懂的民族志书单, 这个书单不会太长。不过, 即使这个书单再短, 贝特森的《纳文》都会名列其中, 并且会高居榜首。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课堂上的学生与旁听生都知道, 我爱推崇《纳文》, 每年都会把它作为民族志复杂文本的范本列入“宗教人类学”或“民族志方法”的必读书目, 并且在向学生推荐的时候总是会强调: 如果你已经决定以人类学为业, 我请你一定去读它, 因为它是人类学的核心文献; 如果你还没有发现人类学的魅力, 我希望你去读它, 因为它会让你见识人类学可以是怎样一种心智的挑战。

在西方人类学众多的人物和庞杂的著述里，如果我们把兴趣放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创意上, 贝特森的《纳文》(1936) 和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977) 就构成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历史序列。马林诺斯基因为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得已置身海外, 在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中长期居留(1年以上), 用当地语言直接与研究对象交流, 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民族志) 而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理解。他在开创性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开篇对自己的方法的科学性进行了总结。马林诺斯基不是第一批做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 但是他的实地调查经验确立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新标杆, 他的这部代表作以及其中对于方法论的陈述确定了民族志的新规范。后来的人类学民族志有一个演进的主线, 这就是对这一规范的遵守、拓展、反思。在这个主线中, 定位于 “反思”的最重要的后来者应该是贝特森的《纳文》和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在1922 年出版了各自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就像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一样, 他们共同确立了被后人称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民族志的范本。他们自己从方法上主张他们所开创是“科学”民族志, 后人则是从文体风格上把他们的民族志界定为“现实主义”文本。现实主义民族志的要义是作者尽量隐身, 以描述的客观来支持方法的科学, 以对生活的诸方面的详细描述形成生活的具体感, 并指望细节的累积能够转化成“社会”的总体面貌。在他们之后投入到实地调查研究的人类学新手竞相仿照他们, 民族志的现实主义风格就形成主流的风气。

在贝特森完成《纳文》的前后, 好的民族志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要由马林诺斯基来定义。我们从马林诺斯基给两个后来成为重要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所写的序言可以看到他肯定什么。

玛格丽特·米德的第二任丈夫是福琼(Reo F. fortune ) 。她已经凭借《萨摩亚的成年》(1928) 一举成名, 而福琼在完成《多布的巫师》(1932) 的时候还是默默无闻之辈。尽管福琼好歹算是当时很小的英国人类学圈子的人(他在剑桥大学念书,马林诺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并且他在多布做调查的时候日日夜夜琢磨的都是马林诺斯基的这部范本, 而米德当时还没有和马林诺斯基见过面, 但是, 他们家却是由米德写信请求马林诺斯基为《多布的巫师》写序(Mead 1972: 159) 。马林诺斯基不仅写了序, 还写了一篇很用心的长序(Malinowski 1932) 。他在开头说, 自己当初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做调查的时候, 常常远望多布方向, 充满遐思。现在福琼完成了关于多布的民族志, 他自己倍感欣慰。他在结尾处说, 福琼贡献给我们一本具有恒久价值的大作。那么, 其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马林诺斯基说, 福琼具有民族志的高超才能: 他能够把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的事实与他对社会整体的概化熔铸成为一体。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衡量, 本书应该被看做功能主义在这个领域的一项成就, 因为它展现了功能主义的田野作业所期许的两项品质。其一, 它提供了对多布人的部落组织的精确的社会分析; 其二, 它远远不止是提供了社会结构的框架, 而是让读者直接触及活生生的个人, 感受社区生活的情感, 体验土著人的恐惧、激情、深藏的传统信仰。他特别赞赏福琼对事实、细节的客观(所以科学) 描述。对此, 最好的证明是读者可以根据作者提供的信息细节来支持与作者的结论不一致的意见。他说, “福琼博士如此清晰、精确地呈现他的事实, 甚至能够与他自己的概括保持距离, 以致对他的材料重新进行理论解释是完全可能的”(Malinows2 ki 1932: xxxi) 。米德在回忆录中承认, 马林诺斯基的序真起了作用, 它既有助于该书被出版社看中, 也有助于它一面世就引起学界的关注(Mead 1972: 160) 。

弗斯(Raymond Firth) 是马林诺斯基在取得声望之初的1924 年就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培育的学生, 他在1936 年已经可以担任在该校求学的费孝通先生的指导老师。就在贝特森1936 年出版《纳文》的时候, 弗斯也出版了《我们梯阔皮亚人》。马林诺斯基在为爱徒的书所写的序言中说, 弗斯博士已经不是民族志行当里的新手了, 他在1929 年以来发表的关于波利尼西亚土著社会的民族志让他赢得了社会科学的声誉。

他在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肯定会使该书进入新近对人类学做出最重要的贡献的著作之列。“我毫不犹豫地把本书视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范本”, 这既是考虑到它所依据的田野作业的质量, 也是考虑到书中所蕴涵的理论。地地道道的经验研究的精神, 丰富的具体资料, 把活生生的男男女女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突出弗斯著作的这些特性, 不点名地批评了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把酒神型和日神型的人格用于田野资料分析的人类学新理论。这些研究根本不扎实, 相比之下, 弗斯的著作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幸亏有弗斯的大作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些还相信自己的研究能够具有科学性的人类学家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Malinowski 1936) 。《纳文》没有《我们梯阔皮亚人》那样丰富的细节, 还采用了本尼迪克特的人格理论分析男女性别文化, 自然就落在了马林诺斯基的火力范围之内。

贝特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投入到这个行当的。他出生在一个父、祖都在剑桥大学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遗传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的祖父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院长, 他自己靠考试录取到这个学院, 并在1925 年取得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他随后在剑桥攻读人类学的硕士学位, 在新不列颠和新几内亚做实地调查, 在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夏, 他获得一项资助, 计划重返新几内亚的塞皮克河流域继续自己的田野作业。

贝特森选择塞皮克河流域的伊阿特玛儿人作为调查对象是经历过曲折的。1927 年1 月, 他的父亲去世不到1年, 他登船南行, 计划到新几内亚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哈登推荐他到塞皮克河流域探究土著与白人接触的后果。他到达墨尔本, 见了派驻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的殖民人类学家钦内里(E. W. P. Chinnery) , 被他的一段话吓住了。他说, 塞皮克河地区可能不安全, 大规模的猎头袭击事件时有所闻。贝特森就决定选择新不列颠的白宁人(Baining) 。他们是一个游耕群体, 易于接触, 也足够原始。他离开墨尔本, 前往调查点时路经悉尼在悉尼遇见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布朗和钦内里一样都是哈登圈子的人, 立马提出给他自己当时掌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还把自己关于社会的理论传授贝特森。这位23岁的年轻人非常高兴, 在给他妈妈的信中说, 布朗先生是我遇见过的唯一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 他对各种陈腐见解的批评一针见血, 能够用关于社会生理学和社会组织的健全理论取而代之。他驱使我去阅读涂尔干的著作, 因为他是他的热心崇拜者。涂尔干的观点让我耳目一新。除了他把论辩建立在蹩脚的图腾主义说辞之上的遗憾之外, 他关于社会的观点和结论是相当有力的。靠着从中吸取的灵感, 拉德克利夫-布朗很快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人类学学派(Lipset 1980: 127) 。他在白宁人中的经历并不愉快, 在1928年3 月离开, 到悉尼与前来探望的母亲相聚。他尚没有完成对白宁人的调查, 却一时兴起, 转而调查邻近的苏尔卡人( the Sul-ka) 。他在这里熬过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 没有了他, 他留在这里进行调查, 主要关心土著特殊的亲属制度。调查到6个月的时候, 他又觉得自己失去了目标和兴趣, 随后就返回剑桥写硕士论文去了。他后来得到新的机会, 于1932 年1 月重返塞皮克河流域, 又做了15个月的蹲点调查。

贝特森从1927年到1933年期间有4年左右生活在调查地点, 比马林诺斯基从1914 年到1918年期间呆在新几内亚土著社会的2 年半时间还要长。可是, 马林诺斯基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一系列的民族志著作, 如精心构织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 资料厚重的《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 , 以及《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1927 ) ,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 (1927) , 《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 , 等等。贝特森却只写出一生唯一一本民族志《纳文》。他这本书确实是磨出来的。他在田野作业中总是感到在受折磨, 他最后的写作过程, 一如他在 “跋”中的自传似陈述, 也是一种痛苦的磨砺。

贝特森的父亲去世之后, 母亲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大不正常, 她和他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关系弄得很紧张。她总是盯着他, 有事无事折腾他。贝特森在1972年回忆说, 能够在哈登的关照下远走高飞, 算是一种解脱(Lipset 1980: 125) 。他在1927年4月初首次进入调查点, 心情充满阳光。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白宁人的村子很漂亮, 也卫生,土著女人虽然缺乏魅力, 但是很友好。走在这里, 很像走在英国夏日阵雨后的林中, 而且, 这里的气味和色彩要比在英国丰富得多, 随时随地都让人感到这里的植物和小生命是如此品类繁多。我怕我自己会太迷恋这里的热带景致了(Lipset 1980: 127) 。可是, 开始正儿八经地做调查之后, 麻烦和困难就接踵而至了。他一到调查点就开始人类学调查的基础工作, 用卡钳( calipers) 测量当地人的头部结构。一天, 一个土著很正经地问他为什么做这个, 他一时语塞, 不知从何说起。他当时还说不好当地人的洋泾帮英语, 给人的回答绝对是不清不楚。他再也没有兴致拿起卡钳, 也不明白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自己的解释是, 白宁人的语言很难学, 他们把什么都当做秘密。尽管他努力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之中—吃他们的食物, 毛虫也得试着吃; 睡在他们的房子里; 学他们的仪式。这让他自己感到苦闷, 却也不能赢得土著的好感。土著有重要的集体活动的话, 就会事先设法把他糊弄出村子。他在调查工作开展了半年之后给妈妈的信中说, 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成就, “我是一个闯入他们的生活而招致他们厌憎的家伙”, “我甚至不能断定我所研究的白宁人是否有图腾制度, 我也不能搞出一个清晰的世系, 因为我搞不定他什么结果。1929 年的2 月中旬, 他受一个有点熟悉的船长之邀, 乘船游览, 来到新几内亚的塞皮克河地区。一个伊阿特玛儿人的土著社区吸引们的姓名禁忌的谜障”(Lipset 1980: 128) 。他学会了土著的语言, 他们才和他谈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能够遵照马林诺斯基归纳的经验, 注意记录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是他却无力用“结构”、“功能”、“社会生理学”这些概念来把握他的研究对象。他感叹, 当你面对土著的时候, 所有这些学术的东西似乎都很虚幻(L ip set 1980: 128) 。1928年3 月, 他要到悉尼和母亲相聚, 在离开白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不过, 按照至少一年周期的田野作业时间规范, 他的时间大致是够做“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的, 只不过他终究没有用民族志写出来, 仅在论文中采用过少许的资料。他的问题应该是出在从资料到民族志整体性的提升难点上。

他选择下一个调查点研究的是另一民族, 结果基本上是无功而返。他于1928 年3 月离开白宁到悉尼与远道而来的母亲相聚, 并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排下教了一学期太平洋岛屿语言。到秋季, 他又乐观起来, 有了再去做田野作业的兴致。不过, 他没有回到白宁, 却去了苏尔卡这个新地方。这次超过6个月的调查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上次是因为那些土著把什么事情都弄得神神秘秘, 使他不得而知。这次却是因为苏尔卡人总是一开口就停不住嘴, 一口气就要把一场仪式说全了, 而他根本记录不下来。他因而总是很沮丧, 加上感染疟疾, 他真想立刻回到英格兰。他在信中吐苦水, “我跑够了, 再也不想伸长鼻子去探究异族的事情”, “我一直情绪低落, 都傻得不会思考了”(Lipset 1980: 130) 。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没有落荒而逃, 而是重新燃起了到塞皮克河地区做调查的希望。他在1929年1月28日给哈登的信中说, “塞皮克将产生我的代表作。那里刚好有那种地方文化变异的类型—这是我当初本来计划要研究的。我已经掌握了一门在大范围使用的语言。交通靠独木舟就容易解决。那里的土著是友好而聪明的..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并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研究主题”(Lipset 1980: 132) 。真是事不过三。或者说好事多磨。他在2月中旬乘船沿塞皮克河游历, 被伊阿特玛儿人所吸引, 就留下来进行田野作业。不过, 事实证明, 哪儿的田野作业都是磨人的。他的兴奋劲慢慢被时光所侵蚀。到11 月份, 他觉得很难往前做了, “在身体上, 我还能坚持; 在心理上, 我想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种群中了”(Lipset 1980: 132) 。到1930年1月, 他觉得他搜集资料的工作又变得盲目起来, 再呆下去没有什么意义, 就决定打道回府了。他这次的调查应该算是大有收获。他以此为据, 花1 年时间完成了以《塞皮克河的伊阿特玛儿人的社会结构》为题的硕士论文。他描述了他们的婚姻体系、氏族、图腾、萨满和奇特的入会仪式。他在文中坦白, 他的田野研究并不完全, 他从来没有听懂土著人之间的交谈, 他觉得纳文仪式值得进一步描述和讨论, 可是他还缺乏足够的观察。谁知道, 哈登很高兴他这种坦诚, 欣然把它推荐给弗斯主编的Oceania 杂志。他的推荐意见有这样的话, “他对研究的不完美性的坦率声明给人巨大的信心去接受他所作出的肯定陈述”(L ip set 1980: 133 ) 。该文在1932年登出, 占近百页的篇幅。这篇文章为他1932年再次到伊阿特玛儿人中进行田野作业打下了基础, 埋下了伏笔, 也应该是他申请新的资助的资本。

贝特森不能像马林诺斯基那样有效率地弄资料, 与他们各自的性格有关。马林诺斯基被一些交往过的人认为是一个进取型甚至进攻型的、令人厌憎的男人, 但是他们也大都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的人类学家。贝特森总是顾虑是否干扰了他人, 敏感的话, 不敢问; 别人讲话, 他不敢打断。关于基本的方法, 他自己清楚, 自己在剑桥的课堂里是学习过的, 就是不能用在自己的实地工作之中。米德夫妇来访, 他帮助他们在附近找到了调查点。他们搜集资料的方式让他感到震撼。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访谈对象和翻译, 让这些人围绕他们的要求忙得团团转。他醒悟到, 他们是按照预计工作, 而他是碰见什么就小心地记录什么(Lipset 1980: 136) 。他们是围猎, 而他是守株待兔。福琼本人在1975 年回忆马林诺斯基的话中提到, 通常, 土著人不配合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斯基就抓住土著人的衣领不让他们离开。这种欺凌性的技巧所凭借的是帝国背景。在福琼后来的反思, 问题不在于马林诺斯基是帝国主义者, 也不完全在于他是一个强势的人, 而在于这种技巧在当时是当作方法来传授的(L ip set 1980: 123) 。他在1970 年代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话题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这样分析, 听起来很自然。

人类学长期的田野作业遭遇的最顽强的敌人是孤独。马林诺斯基是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情感压力, 而贝特森是在不断写给妈妈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总是幻想有同行或助手陪他做调查, 甚至还正式写信请哈登、拉德克利夫-布朗派人到他的调查点与他合作, 陪他。当然从来没有人来过。这种心理都形成了一种执著的愿望, 对促成他和米德的恋爱和婚姻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在前三次的调查点都陷入无聊的孤独情感之中, 进而变得无所事事, 只想逃离。他实际上都是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就忍无可忍地撤离了。他第二次进行伊阿特玛儿人调查, 一个人从1932年的1 月坚持到夏季到来, 又开始渴望来一个合作者。到秋季, 他已经熬得非常气馁了。正如他在《纳文》中所流露的, 我已经气馁到“绝望地厌恶田野作业”(Bateson 1958: x) 。在圣诞节之后, 米德和福琼这对人类学夫妇路过贝特森的调查点,3个人一开始相聚甚欢。一见面, 寒暄之后进到室内, 贝特森看着米德, 说, “你太累”, 并拉给她一把椅子。米德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她后来回忆, 这是她几个月以来听到的最温馨的一句话(Mead 1972: 208) 。贝特森渴望有自己的同类做伴, 从一个月前知道他们要来就开始盼着了(Lipset 1980: 135) 。他们见面后开始说话, 一说就是30个小时。主要是贝特森与福琼聊天, 米德偶尔参与进来, 但多数情况下米德在陪保护他们的一位殖民政府的巡警打发时间。在随后他们共处的日子, 倾谈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贝特森和米德之间。米德从贝特森身上吸取理论思维和自然科学知识, 特别是系统理论和生物学、心理学的知识; 贝特森从米德夫妇身上领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经验。最重要的是, 贝特森从他们手上读到了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手稿, 并就她的理论对于他们三位在新几内亚的几个调查点所见识的族群进行尝试性的分析、辩论, 让贝特森逐渐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项什么样的著作, 在最后一段时间里有了明确的调查目标。贝特森和米德一起落入了情网。在1933年的春季, 这三位人类学家离开塞皮克河流域各自的调查点到澳大利亚, 然后各奔东西。贝特森回到剑桥, 忙着写《纳文》, 没有和他母亲提米德的事情。米德回到美国, 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福琼回新西兰与他原先的恋人见面, 后来又到中国任职。贝特森和米德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有几次短暂的相聚。他们后来得到了一项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的资助, 于1936 年的3 月到达巴厘岛。在来此之前, 他们到新加坡进行了结婚登记(这是英国的法律所认可的) 。这时, 贝特森写信给母亲, 解释他的婚姻。他写道, 他们的婚姻是人类学的动机而非罗曼蒂克的冲动的结果。因为他们彼此承诺一起进行合作研究, 而这项研究至少需要一起工作4年, 所以两人结婚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实际上他们两个对对方都感到不踏实, 米德甚至是悲观的。“我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是那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松一口气, 是因为我不必独自一人扎到田野作业之中—这是我眼下立马要面临的问题”(L ip set 1980: 150) 。他们到巴厘之后, 米德坚持让贝特森先完成《纳文》扫尾工作, 主要是附录部分, 使该书得以在当年出版。《纳文》第一版总算大功告成。贝特森几经孤独的折磨, 终于可以琴瑟和鸣, 一边进行田野作业, 一边过正常的生活。大多数人类学家就是在这种历程里“炼”成的, 只有很少数的人类学学生是结伴或夫妻一起进行田野作业的, 其中极少部分人是在调查期间与当地人结婚的。从贝特森的经历看人类学,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经过长期田野作业磨炼的知识精英构成了人类学家群体的骨干, 人类学事业确实是一个特殊人的圈子。

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志是记录远方社会的事实的, 圈内人在向外讲述这个特殊行当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时候, 很容易讲成脚在跑, 手在记: 千里迢迢跑到一个地方, 把耳闻目睹(witness) 的事情记录下来。没有人会否认在脚和手的动作之外有一个从来就没有缺席的大脑的思考过程, 但是, 对于大脑如何在场, 却很少有人认为是一个问题。即使偶然有人在意大脑的在场问题, 尝试来揭示大脑如何在场却不是容易迈出的一步。贝特森在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迈出了这一步, 创造性地在民族志文本中建立了反思的维度。

这样评价《纳文》是后话。该书在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是被依照功能主义的科学民族志的尺度来衡量的。《纳文》并没有单纯地走当时已经形成的套路。它不是中规中矩之作, 而是别出心裁之作。可是当时人类学的主流圈子还没有形成别样的眼光。马林诺斯基在给弗斯的《我们梯阔皮亚人》(1936) 写序的时候, 已经是不点名地否定了它。拉德克利夫-布朗与米德、贝特森有更多个人交往, 他在1937 年发表的为《纳文》所写的书评里, 也只是肯定了作者敢于承认缺点的诚实, 却对作者没有像通常预期的那样写出“社会”而遗憾。他断言, 该书不可能卖得好, 但是他愿意把它推荐给勤于思想的人(Radcliffe -Brown 1937 ) 。从当时圈内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叙事的完整性的标准来看, 它被侧目是很自然的。它费心良多的理论部分也一样受到许多置疑。沃尔夫(wolff) 在书评中责难他的理论包含太多个人的东西, 缺乏科学性。对于贝特森这种与众不同的学术路子, 他倒是留了一个活口: “现在来谈贝特森在人类学潮流中的位置还为时过早”(Wolff 1944: 74) 。

当贝特森被攻击的时候, 他是被当做主流人类学的异己来看待的。可是, 他自己定位为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随者。他在1935年写的“前言”中自陈, 潜藏在马林诺斯基著作中的含义给了他理论创新的灵感。他也自嘲过, 他自认是他们的学术遗传, 尽管他知道他们不一定承认他是他们的学术之子( L ip set 1980: 145) 。就民族志的一般内容来说, 把对于一地的生活图景的描述当做一个民族、一种人的社会与文化; 从一地的描述过渡到把握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 达到在总体上认识这个群体, 作为人类一个分支的群体。人类学认识它, 就认识了人类的一个部分、一个人类精神世界可能性的构成。这恰恰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所提的认识民族的“mentality”的求知所包含的内容。贝特森应该是探索了新的途径以完成这个知识生产的使命。即使就《纳文》把作者的思想传记融入对象叙事的做法来说, 我们也能够找到马林诺斯基的启发。他说, “难以想象, 撰写一份物理学或者化学的实验报告可以不对全部实验安排作出详细描述” (马林诺斯基2002: 2) 。应该向读者详细报告的研究过程涵盖哪些部分, 在他们两人心中是有一些差异的, 但是应该报告研究过程的精神在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无论如何, 贝特森对自己的思考过程的“报告”的那种认真是过于超前了(Marcus 1985: 66) 。
贝特森的《纳文》被重新定位是在拉比诺1977 年发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后。得益于当时兴起的对于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风气, 马库斯在1980 年代初推动了对于贝特森的学术与人类学主流的关系的重新认识(Mar-cus & Cushman 1982; Marcus 1985) 。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贝特森的《纳文》、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高耸在民族志发展史上的三座丰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树立了科学的民族志的范例, 更有普遍意义的是, 其导论阐明了追求民族志的科学性的全套方法及其思想条件。就民族志的整个知识生产流程来说, 这部书所代表的普通的民族志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的对象, 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把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的对象, 《纳文》则是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做描述的对象, 只不过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是把关于对象的描述与关于写作过程的描述熔铸在一起而已。在类型上, 它们是应该被分别看待的, 一个是关注研究对象的民族志, 另外两个分别是关注研究过程主要阶段的民族志。它们先后把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在对于研究过程的反思逐渐成为学科训练要养成的习惯之后, 民族志, 作为人类学的基础工作, 由此越来越专业、精致, 对人才的筛选也越来越挑剔。这3本书在论辩的针对性上是一种紧张关系, 但是, 作为民族志的智慧遗产, 是一个整体。在今天, 我们只有在贝特森和拉比诺的反思智慧的陪伴下才能够沿着马林诺斯基开创的民族志道路往前走。

参考文献:
Bateson, Gregory. 1958. N aven: A S urvey of the P roblem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 of view.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David. 1980. Gregory Bateson: The Legacy of a Scientist.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inceton Hall.
Malinowski, Bronislaw, 1932, “ Introduction”, in R. F. Fortune.s Sorcerers of Dobu: The SocialAnthropology of theDobu Islanders of theWestern Pacific, Dutton & Co. , Inc. . -1936, “Preface”, in Raymond Firth.s W e, The Tikopia: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Kinship in Prim itive Polynesia,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Marcus, George E. , and Dick Cushman, 1982, “Ethnographies as Texts”,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1: 25 -69.
Marcus, George E. 1985. “A Timely Reading of Naven: Gregory Bateson as O racular Essayist. ” Representation, No. 12 (Au2 tumn) : 66 -82.
Mead, Margaret, 1972, B lackberry W inter: M y Earlier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adcliffe -Brown, 1937, “Review of Nave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3, Issue 1.
Wolff, KurtH. 1944. “A CritiqueofBateson.sNaven. ”The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 ritain and Ireland, Vol. 74, No. 1 /2: 59 -74.
[英] 马林诺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梁永佳, 李绍明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

米德迟至 1939 年才与马林诺斯基见面。但是, 这两位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学术界证明民族志的魅力的大家此前一直在隔空交手。据米德说, 马林诺斯基在1926 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多次说到米德的萨摩亚之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9 个月的时间不足以完成一项严肃的民族志研究, 这么短的时间恐怕还没有学会当地的语言呢, 显然与他自己所奠定的起码一年周期的田野作业时间有差距。可是, 米德的《萨摩亚的成年》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米德在1930 年出版《在新几内亚成长》, 马林诺斯基提示自己的一个学生在书评中说米德根本不懂当地人的亲属制度。米德一气之下, 多花3个月, 要把《阿德米拉梯岛的亲属关系》一书弄得尽善尽美, 证明自己绝对够水平。米德写信请马林诺斯基给福琼的《多布的巫师》写序, 信中提到, 他写序可能让他站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福琼的书也写了库拉, 并且与马林诺斯基所写的颇为不同, 其他人见到书之后再怎么阐释这些差异, 马林诺斯基都会比较主动(Mead 1972: 160) 。这就是米德, 素昧平生地请当时最负盛名的人类学家给自己小人物一个的丈夫写序, 都是这么个请法。这也算是他们两人过招的又一方式。这两个人都浓墨重彩地出现在贝特森《纳文》的书里书外。

2在几天之后给母亲的另一封信里, 他写到, “您一定想知道她的特点是什么? 她是一个淑女吗? 是的, 如果您允许把这个词用在一个美国女子身上! 作为一个女主人, 她让人感到平和、舒心、不挑剔甚至随和。她当然不够英国式, 但是, 她是一个人类学家, 具备潜质去学习英国文化的精髓”(Lipset1980: 150) 。

         作者简介: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 。



         摘自：《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

欢迎光临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