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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2）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6-7 17:03 标题: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2）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2）
转引自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1
虽然有这样的疑问, 笔者认为却不必非要究出“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界线来。传统西方人类学之所以将异文化作出研究对象, 除了有避繁就简、逃避现实的原因之外, 主要是要观“异文化”以反观“本文化”。观他者以反观自身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由于研究者与异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而与本土文化之间没有距离或距离很小, 挖掘的“地方性知识”相对较少, 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所得到的体验也不如研究异文化那样强烈。将这一逻辑运用到“异文化”与“本文化”的界线问题中去, 我们的结论就是, 只要自身能与被研究对象之间产生距离,那么这一研究客体就可看作是属于“异文化”。因此, 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在人类学家眼中都可彼此看作“异文化”, 甚至在本土文化被陌生化(defamilirization) 之后也就成为“异文化”了。
   2. 对本土学者的责难
   本土化的发展使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由异文化变成为本土文化, 随着“本土学者”的出现, 学界也产生了对本土学者的怀疑与责难。大多数对本土学者持有异议的人类学家认为, 本土学者不适合对自身所处的文化进行研究,因为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太小, 由于受到所处文化观念的影响, 本土学者会对一些在“异文化”学者看来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或现象视而不见, 缺乏敏感性。里奇就对此持保守的观点, 他认为, “社会人类学应该研究‘异文化’, 因为只有在别的社会中, 人类学者的观察才能充分地客观化, 避免由于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针对中国本土人类学者, 里奇认为,“除了功能论色彩有可取之处外, 其他均未能超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文化, 因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人类学解释”(费孝通, 1997 : 6) 。
   这只是异文化研究支持者的一面之词。固然研究本文化有“出不来”的弊端, 而研究异文化则有“进不去”的缺点。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真空人”, 每个个体的思想之中都会深深地带有自身所处文化的烙印, 人类学家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学者, 他们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都会或多或少将自己的“先验”成分带进去。于是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人类学家的笔下才会出现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如此一来, 同是带有文化的烙印, 异文化学者与本土学者又有何本质的区别呢? 此外,“参与观察”要求田野工作者尽可能地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 努力使自己成为被研究文化的成员, 这是每一个合格的田野工作者都应该做到的, 来自何种文化背景已无太大的意义, 那么, 此时异域学者和本土学者又有何区别呢? 况且, 被研究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对于异文化学者来说没有多年的研读和亲临的生活经验是极可能产生误读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人类学者本身所处的社会场域以及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可能导致他们对其他文化的误解” (费孝通, 1997 : 7) 。就连象弗里德曼( Freedman) 和施坚雅(Skinner) 这样被视力中国研究的大师级人物的研究成果在西方也常被看作只是代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本土学者所具有的优势自不必说, 他们对研究对象可谓熟知, 可能自己就是该文化中的一员。他们熟悉当地的各种背景知识,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当地或许还拥有丰富的关系资源, 又没有语言障碍。这样一来, 研究者就可以直接进入田野工作的实质性阶段, 无需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心理障碍, 也无需克服当地政府和居民可能持有的抵触情绪。
   我们强调本土学者在田野工作中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要回到格尔兹的“土著观点”的概念中去把文化的观念形态从现实生活和日益交错的文化空间关系中分离山来, 更不是要建立一种自我封闭式的文化研究类型。对于中国来说, 提倡本土人类学的目的是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对西方霸权话语的反抗, 但我们也决不能由此走向极端, 更客观的研究、更敏锐的视角要求研究者具有“异文化”和“本文化”的双重背景, 然而研究者作为“人”所带有的局限性又使这一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于是, 异文化学者与本土学者的合作就势在必行了, 只有不同的视角相互交错穿插才能对研究客体有较为全面、客观的把握。
   人类学的本土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人类学学科比较薄弱的中国都还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向, 因此本土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会出现一些不同于“异文化”、“田野”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生命力所在, 为人类学不断提供着新的内容。“田野”所带来的空间与体验无论对异文化学者还是本土学者来说都是任何书本上的知识所无法替代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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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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