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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摘要 [打印本页]

作者: 梯田    时间: 2010-6-2 20:07     标题: 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摘要

2010年5月29日、5月30日,我所2007级硕士生赵莲、戴玉婷、张婷、张婷婷、王慧超、王静波、朱利伟、胡晨、柳林、李西尧同学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先将论文摘要辑录如下,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赵莲   
十年之痒:2000—2010年箐口村大咪谷与大摩批的关系学实践

摘要:从2000到2010十年来,箐口作为一个民俗旅游村,受外来力量的冲击很大。箐口村的大咪谷和大摩批是村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关系学实践既折射出村寨十年来的发展和变迁,更展现出村寨当下一种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主流相交织的复杂状态。关系学实践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生存状态,还是一种价值立场。它塑造的是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一种理解,对生活的一种价值判断。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箐口村处在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大咪谷与大摩批的关系学实践体现出一种游走于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尴尬和迷失。年轻的大咪谷李树诺兼具有咪谷与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必须适应村寨的矛盾需求,往往在关系交往实践中处于民间与官方两边为难的尴尬境地。大摩批李祥云通过扩大关系网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融入主流的话语体系,却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村寨,摇摆在主流与边缘之间。
本文主旨在于通过箐口村大咪谷李树诺和大摩批李祥云这两个民间宗教权威人物的关系学实践来呈现箐口作为民俗旅游村开发以来所经历的“十年之痒”。 2000—2010十年间,伴随着村落发展的种种矛盾和悖论,咪谷和摩批在自身的发展定位上也出现了混乱和迷失,游走在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主流之间,他们并不如预想中那么如鱼得水。出现了“痒”就必须调适,无论他们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咪谷作为道德型的权威,摩批作为知识型的权威始终是他们能够得到村寨认可的依据。围绕这个不变的轴心,如何来突破瓶颈更好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主流之间的衔接,作为一个未尽的叙述,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大咪谷   大摩批    关系学

戴玉婷
“身份认同”与“社区认同”的实现与变迁
——以四方机车车辆厂为例
摘要:
二十世纪的百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急遽的变动:曾经满足于世代生活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个体为了谋求生存发展的机遇,涌向现代城市,经过生存竞争的淘炼,最终被分配到城市社会机器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做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体制的变革中也同步发生着演变,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整合为单位社区,最终又在改革开放中解体。文章试图从对个体与社区的考察入手,论述主要分为四部分进行:
第一章的学术史主要针对文章使用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
第二章的主体部分是一名老工人的个人生活史考察。选取了一名主要生活时间在二十世纪的普通工人——王忠忱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童年的农村生活、学徒及城市临时工时期、进入四方机厂社区成为单位人、单位社区解体回归社会人,并从这四个阶段出发考察其在身份转换过程中的文化表征;
文章第三章选择厂区型社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的空间范围限定为四方机车车辆厂社区,时间跨度囊括了自工厂一九〇〇年建厂之后的百余年历史,并特别选取了1953年建设完成的该厂第七宿舍区为田野切入点,将社区内生活的个体:王忠忱及其全家作为考察个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探讨社区认同形成与变迁的条件与机制;
第四章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深化。
通过对个体个案、四方机厂厂区型社区的田野调查与模型分析,本文章达成的研究目标有二:一是研究个体在“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如何达成对于新身份的认同并内化新的行为机制;二是研究在社会体制变革的前提下,社区内部成员如何迅速实现日常生活的整合与情感的归属感。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运用了个案访谈、文献研究、参与观察等民俗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辅以问卷调查等社会学调查方法。
关键词:社区认同, 身份认同 ,厂区型社区,变迁

李西尧
钟敬文民俗教育思想研究

摘 要:晚清时期,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关注度大幅提高,并衍发了以培养民众新精神来获取民族独立性的“教育救国”思潮。这种志在塑造民众的主体性思想、改良民众的思维附庸模式,从思想文化层面来教育民众、改良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做法影响了后来众多的学者,钟敬文的思想中也明确体现了这一点。但晚清学者对风俗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具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性,他们主要利用民间的各种文化形式作为教育的手段,对民间文化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的认识。
晚清的“教育救国”思潮发展到民国,促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尽管中国民俗学的发端与整个时代发展新文化、教育民众、改良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但在其发展初期,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教育意识却出现了分化。他们在民俗学的领域内,并不强调民俗文化的致用功能,而是坚持着以学术求真为先的思路。受此影响,这一时期钟敬文也表现出偏重学术的研究取向,他日后在不同政治环境下体现出来的独立学术精神都与此时的学术训练有关。
钟敬文秉承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受到民俗学发展初期独立学术精神的影响,他对民俗教育问题的思考也在学术和致用矛盾中不断反复,大致形成了这样的脉络:最初致用的尝试——纯学术的呼声——对民间文艺教育功能的学术性思考——抗战时期重新注重致用——建国后致力于学科体制化建设与社会应用的结合。他的民俗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民俗文化具有卓越的教育价值,自古就是民间自我教育的工具,同时也是新文化建设的根源;另外,民俗文化可以被知识分子利用,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他强调,民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向民众展示自身的优秀文化,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要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并对其进行全面忠实地搜集、整理、辨别,教育民众的前提是教育知识分子自身。
钟敬文民俗教育思想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浪漫的“民间”情怀和独立的学术精神,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并最终共同指向他身上强烈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民俗文化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学术意义,二者从根本上讲具有一致性:首先,它们同源于民俗文化自身丰富且优越的内在价值;其次,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社会致用和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发展。这种“教育致用”与“学术追求”的辩证统一在其民俗教育思想的表述与实践中都得以鲜明体现。
关键词:钟敬文,民俗教育,实践,浪漫“民间”情怀,学术精神,民族主义

柳林
一个民俗村的制造过程:京东高碑店村调查

摘  要:在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下,将自身打造成为富有特色的“民俗村”成为当下众多村落社区应对这一趋势所选取的主要生存策略。有别于以现实开发规划为主的视角以及以旅游影响分析为主的视角,本文是结合民俗主义、文化资本等相关理论,通过对具体村落个案的研究,以分析解释为主要方式对“民俗村的制造”这一事件所做的一次考察。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交代选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学术史综述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本文所选个案京东高碑店村的村落概况,并对其进行民俗村制造的缘起进行了必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合村落三个代表性方面对其在展示图景上所做努力的描述与分析,这点可看作是民俗村制造这一事件所表现出的外在图景;第四部分是结合村落典型案例对其在文化资本化诉求上的各种表现进行的描述与分析,这点可看作是民俗村制造这一事件所表现出的内在图景;第五部分将民俗村制造背后的作用力具体化为对制造者各方角色地位及实际行动的关注,并结合村落实际情形进行了分析,这也是民俗村制造这一事件所表现出的真实图景;第六部分为本文结语及相关思考。
    经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竞争体系当中相对弱势的群体,相关村落社区这一生存策略的选取有其客观原因;但从具体的制造过程来看,这种主要基于利益层面的原动力驱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民俗村制造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这一过程在具有实现村落生存目标等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资本所注入的过多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因素将其本所依托的文化粗暴剥离,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从制造者角度来看,对此作为主导者的政府、经济资本代表者的经营者、村落文化主体的村民以及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学者群体均须对此有相对清晰认识,使得这样的制造行动最终能成为使村落获得长远生存发展的良机。
关键词 民俗村  制造  高碑店村

张婷婷
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民间叙事传统及其表演

摘 要: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创作在民间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创作立场和创作原则,使陕北秧歌脱离了原有生活语境,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调整和改造,其固有的自由、奔放的民间性格受到来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操纵,成为歌颂性的革命艺术创作。新秧歌剧主要讴歌了革命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等历史事件中所涌现的边区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对新秧歌剧文本的细致解剖,在其艺术空间之内仍然可见的是民间叙事中原有朴实、自然的风貌,民间叙事的结构、风格和语言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合流与互动,使新秧歌剧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矛盾对立中趋于同一。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改造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秧歌展演的生活空间,并因此改变了传统秧歌叙事表演的文化特质。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与新秧歌剧的表演成为了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组织工具,在革命化的新秧歌剧的表演当中,民间叙事传统仍然构建并传递着民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所体现出的情感脉动与生命诉求。
关键词:新秧歌剧,延安,民间叙事,表演

朱利伟
摊煎饼:曲阜东程村妇女的群体交往

摘 要:本文的写作以笔者家乡山东省曲阜市东程村为田野地点,利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方法,结合笔者的亲身经历及相关理论,通过对摊煎饼这一农村妇女的群体交往实践进行观察和访谈,对摊煎饼活动的组织、实施过程予以描述,从食品互助生产的角度,对当代农村妇女间以摊煎饼为纽带所形成的群体交往实践进行深描和分析,并将这一活动置于时代大背景下,截取现时段的一个横坡面,考察这种交往方式在当今变化的情况;探讨蕴含于摊煎饼这一群体交往活动中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及其与日常交往的关系。着重考察摊煎饼所代表的传统力量,与换煎饼所代表的现代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力量对比正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两者之间关系的良好机会。传统之于现代,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并非一定是让步或消失的一方。深刻的传统有其深厚的社会和心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可能是社会文化变迁滞后性的反映。有必要更进一步探讨这种稳定性或滞后性的原因或影响因素。
本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
绪论部分交代选题的背景及相关文献综述、研究及收集资料的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
第二部分考察以东程村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类型性日常生活与群体交往。
第三部分具体考察摊煎饼这种农村妇女的群体交往活动,通过对摊煎饼的时机选择、过程分析,回答合伙摊煎饼活动如何成为现实的问题。
第四部分通过对摊煎饼活动与日常交往相互关系的理性分析,指出摊煎饼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由此指出摊煎饼活动是日常交往的集中呈现。
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机器煎饼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促使村民的交往从村内走向村外,但村落共同体还没有完全解体,传统的交往机制依然发挥着影响。村民对手工煎饼的需求程度虽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依然强劲地存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摊煎饼成为一种对抗机器煎饼这一现代化力量的稳定的传统。最后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摊煎饼,农村妇女,类型性生活,群体交往,社会变迁

王慧超
城市的躯体和排泄——对北京粪便处理变革的考察(1930-1950年代)

摘 要:本论文将城市拟人化为有血有肉的躯体,从身体民俗的角度出发,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北京城市粪便处理状况及其变迁。行文中选取1952年开始的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和“人民的勤务员”掏粪工人时传祥——这两个案例进行深度挖掘,试图将身体、粪便、粪道等概念与洁净、秩序、权力等观念进行对应,力图展示“粪道”这一特殊行当的存在状态与变革过程。揭示粪便如何被改造、被利用,从地上转为地下,如何在肮脏与洁净,混乱与秩序的博弈中变迁流转,从中反观民族国家卫生现代性建构的过程。
本文在第二、三、四章分别从文明、权力、身体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粪便与文明、粪便与权力、粪便与身体的关系等问题。总之,无论是在“粪道”这一特殊行当的存在与变革过程中,还是1952年开始的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人民的勤务员”掏粪工人时传祥戏剧化的命运变迁中,粪便始终游移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之间。正是在这充满复杂性的社会事实中,民族国家的卫生现代性被乐此不疲地践行着。更重要的是,本文的写作希冀给人以如何认识“污秽之物”的启示。粪秽是“人的一面镜子”,它并不是由人身体排出的完全作为“异己”的存在。粪秽更不是肮脏的天生代名词,其中伴随有国家、权力、话语对它的指指点点和惩罚规训。
关键词:粪道,排泄,身体,卫生,权力话语

张婷
当代校园恐怖传说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的个案为中心

摘 要:本文以校园恐怖传说为考察对象,通过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与校园网络论坛的双重田野考察,力求对校园恐怖传说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现和分析。
全文共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缘起,阐释了研究目的和意义;梳理了相关国内外学术史;着重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现实与虚拟两种田野并行;界定了 “校园恐怖传说”和“网络田野”两个概念。
第二章分为两节。在第一节中,笔者以流传在北师大内的校园恐怖传说为个案,应用海默斯的“言语分析模式”分析了讲述情境的构成要素,尝试界定“校园恐怖传说”的文类:一种流传在当代校园中的、以恐怖基调为主的、内容上以散体叙述居多的、带有个人叙事色彩的民间口头传统。第二节中,笔者对校园恐怖传说进行了分类并归纳了它在内容、结构、意象和讲述上的四个特征。校园恐怖传说大致可分为“传说”、“故事”和“传闻”三类。前两类体裁的划分并不固定,二者之间可以随时转化。“传闻”类多不具备完整的叙事情节和结构,又可分为“真实的恐怖经历”和“风水传闻”。
第三章主要讨论校园恐怖传说在北师大内的两种传播途径:口头传播和网络传播。第一节口头传播,笔者运用了鲍曼的表演理论对一次讲述事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与其它口头传统不同的是,校园恐怖传说注重对恐怖气氛的塑造,但大学生们在讲述它时或出于恐惧心理,或出于训练习惯的科学思维,时常对讲述进行有意识地解构和打断。口头传播带有口语文化的一些遗存特征,最大的特点在于讲述者与听众可以即时交流互动。第二节讨论以网络为媒介的文字、影视传播,具体表现为网络小说和恐怖片。这类传播吸取了网络传播的益处,但却保留了印刷和影视媒介的弱点:拒绝交流。第三节讨论基于互联网互动性质的网络传播,具体表现为看帖、发帖与回帖。网络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任何人都能够与他人随时对话,这种对话模拟了口头传播模式——信息的双向流动、参与的权力和收受双方的平等关系。
第四章主要讨论为什么人们还在讲述校园恐怖传说,这主要基于它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社会功能,也得益于其告诫和警示的文化功能。其次,校园恐怖传说的讲述心理还来自于对刺激的本能追求和被关注的心理需要,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当代大学生的普遍心态。同时,大众传媒对“恐怖文化”的打造也从大环境上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对于校园恐怖传说的好奇。
关键词:校园恐怖传说,口头传播,网络,口语文化,大学生

胡晨
北京的高亮赶水传说与水环境意识

摘 要:本文是对传说《高亮赶水》的发生缘由和流传现状进行的调查研究。《高亮赶水》是北京地区特有的水传说,具有与其它地区水传说不同的水意识倾向性。笔者试图将研究对象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并置的语境中,通过分析北京的建城历史与北京的自然环境来考察《高亮赶水》传说的起源,通过分析解读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的文本材料并综合考量北京民众的皇城根下的民间心态来对高亮的形象进行思考,从而实现对北京人的水环境意识的考察,亦是一次将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现实性研究(即整体性研究)的尝试。笔者在论述中以大量的田野访谈资料为分析对象,意图结合北京建城历史解读北京人的特殊理解与特殊生活经验,力图在民俗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新的桥梁,以期从民俗学角度对历史传说展开新的探讨。
关键词:高亮赶水,社会语境,文本,水环境意识,整体性研究

王静波
可变的传统:泰山皮影戏传承研究——以传承人范正安的口述史为资料

摘 要:本文是从传承人范正安的口述史入手,针对泰山皮影戏的传承展开的个案研究。文章对当下学界的传统观有所回应,基本立足点是视传统为既有稳固性又有可变性的事物,具体探讨作为一项传统,泰山皮影戏如何通过其传承机制塑造了一个既富传统性又富创造能力的传承人,而传承人又如何通过自己的生命经验及对传统的理解,传承、创新和发展着传统。
文章首置绪论,尾置结语,正文共四章:
绪论部分交待了研究主题及问题缘起,对相关学术史特别是对国内外学界典型的传统观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并对研究方法和文章架构有所说明。
第一章对植根于皮影戏传统和泰山地区文化生态的泰山皮影戏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并简要追溯了泰山皮影戏的源起及早期传承人。
第二章以范正安追忆早期学艺从艺经历的口述史为资料,再现传统塑造合格传承人的过程。通过学艺制度和舞台经历,传统赋予艺人的除了基本的技能,也有创编和发展的能力。
第三章简要介绍范正安从参军直至目前的生命经历,着重探讨在新的时期范正安如何利用他的基本技能、生活经验和对传统的理解,在传统的口头性和身体性技能方面有所发展。
第四章着眼于泰山皮影戏的当下境遇与传承状况,分析传统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和契机。
结语部分回扣主题并有所提升。笔者将泰山皮影戏视为传统进行研究,说明传统绝非一成不变的遗留物,它的可变性既来自于传统本身,是传统自身的要求,亦来自于用整个生命参与和体验传统,既有着强烈的传承和发展意识,又有着现实需求的传承人。在两个生命的共鸣下,传统实现了它的传承。
关键词:泰山皮影戏,传承,传统,变化,范正安,口述史

[ 本帖最后由 梯田 于 2010-6-2 20:47 编辑 ]
作者: 林中路    时间: 2010-6-2 22:11

不愧是北师大。选材思路新意迭出。个人比较期待延安秧歌剧和北京粪便处理这两篇。没有看论文,抒发一些不相干的感受。前一篇中将“固有的自由、奔放的民间”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样一种思路值得细致分析。陈思和当年开了一个脱离意识形态的头,也想象了一个过分自由的民间,其实,任何意义的表达都是在夹缝中的寻找,绝对也许只是个幻想。后一篇相当法国化啊,让人想到巴塔耶、福柯诸伟人,阅读这样的论文应该是种挑战。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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