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08-11-15 15:07 标题: [刘禾]《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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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禾
前不久，我在《读书》杂志五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受到了徐友渔分别在《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上的批评。对此我不能不予以回应。
徐友渔不喜欢《白银资本》一书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渔，《白银资本》所涉及的时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和严复等先贤思想发展密切关联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则没有正面的论说，而《白银资本》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究竟有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需要论证的。何况徐友渔提到的四个人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中坚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这种抵抗延续至今，因此五四传统也绝不能只用“德先生、赛先生”来概括。如果徐友渔假定《白银资本》与五四运动是互为否定的，那么他就有义务向我们大家说明这个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演出来的任于谁会得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我曾给《读书》杂志写过文章评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等著作对理论界的贡献。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绍《白银资本》是因为这三部著作极具代表性，构成了当代西方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在今年五月号《读书》的文章里，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徐友渔对我上述的话进行了偷梁换柱的引用，他不去研究我提到的那些理论著作，而是去找路人四处打听，声称“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怎样来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徐友渔向我们公开承认他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研究，还是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否则，他怎会误以为白人学者的脸上一定贴着理论专利的标签？有人拒斥萨义德、伯纳尔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学界有不少人对福柯、德里达、斯皮娃克、斯图亚特-豪尔、鲍德里亚以及对当代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理论家都抱有同样的敌意，这一点徐友渔先生是否听说过？可惜徐友渔没有能够坦诚地告诉我们，那些“西方著名学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否则，我相信，人们对这场是非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今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据我所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单位都召开了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有关《白银资本》的书评也陆续在《中国青年报》(3.21)、《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3.21)、《中华读书报》(3.29)和《文汇报》(5.13)等各大小报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则是五月中旬才在《读书》上发表。奇怪的是，徐友渔先生单单挑出《读书》杂志作为他攻击的靶子，指责《读书》不够专业，理由是早先陈燕谷先生的书评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学的人写的”。可是，从未听说徐友渔自己与世界经济史有过什么干系，而他在《质疑》一文中自称是“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这在人们眼里就十分可疑了。我本人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给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班开设当代西方理论课程，约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什么叫做“当代西方学术”的专业。如果徐友渔先生能把自己的思维逻辑理清楚的话，那他不至于在剥夺别人发言权的同时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举出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证据，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新的定位。但此书不是没有缺憾，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里就明确指出书中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缺乏，因为弗兰克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文献中发掘出对他更有利的证据，或对已有的证据作出修正。当弗兰克今年五月在社科院访问期间被问及这一点时，他谦虚地说，《白银资本》所做的只是个开头，还有大量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的和其他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
徐友渔误以为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证据，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兰克的把柄，但不幸又打错地方了。倘若理论著作都以掌握第一手文献为准，那么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康德和黑格尔。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重视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1990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一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作为证据进人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徐友渔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布一卢格霍特的书评，把《白银资本》一书里面所征引的当代国际学界(包括阿布一卢格霍特自己)的集体劳动成果，贬斥为“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徐友渔究竟掌握了什么经验证据和统计数据，就可以小看各国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最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渔先生既然表现得那么热衷于原始文献，那他为什么把查辞典看得比研究档案文献更可靠？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曾提到1997年夏天在伦敦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东印度公司早期档案的一些情况。在对1830年前后中英政府之间外交照会加以分析之后，我发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天津条约》中明文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这跟“夷”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如何被传教士或“汉文正史”翻译成barbarian(野蛮人)，而barbarian话语又如何进人英国议会的辩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相关的发现是“夷”字的英译在鸦片战争之前无此固定的译法，因为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档案文献(并非我的发明)显示，“夷”字的译名是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国人)，此译法直到1807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n)编著(华英字典)(1815—1820)时仍被沿用。这段公案我在文章里已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夷”字的翻译史以及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议会的有关辩论，而不涉及“夷”字在汉语自身几千年中的词源变化，更不是为了回答“夷”字在辞典里是褒义还是贬义这一类中学生才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涉及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翻译史时，无论是哪一类辞典、字典，包括双语词典，它们对此类研究的价值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语言哲学著称的徐友渔先生连这一点都闹不懂，那么请问刘禾和徐友渔比起来，到底谁“太不学术”？
何况满清人关后的“夷夏”之争，使得“夷”字早巳成为清代经学反复考证和阐释的重点，因为“夷”的意义如何界定，它关系到满人统治汉人的政治合法性等等。对历史档案无动于衷、对经学文献视而不见的徐友渔，竟武断地认为“夷”字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消查一下《辞源》，问题就都解决了。于是，他从《辞源》那里拖出一条定义来，好像取到法宝似地警告说：“身居国外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可是，身居国内的徐友渔先生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先去查一查《辞源》到底是哪年编篡的，最早的版本是不是早于1908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档案和经学家的考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徐友渔就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把年代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这就好比现在从事文字学研究的人，放着历代宿儒的训沽材料不用，却抱着一本二十世纪的工具书《辞源》弄学术，这又能弄出个什么名堂？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愿以此与徐友渔先生共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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