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富士康发生第10起坠楼事件 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 [打印本页]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1 13:58     标题: 富士康发生第10起坠楼事件 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

富士康发生第10起坠楼事件 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1日12:5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1日电 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8死2伤。

　　自称“二肥罗”的深圳市民称，5月21日清晨，富士康21岁的男性员工坠楼，于4时50分死亡。目前大批媒体记者聚集在停放遗体的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新闻联络员黄建伟说，宝安分局已经收到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一信息。事发后，宝安公安分局高度重视，派人进油松派出所联合调查。

　　深圳副市长带队调查组已进驻

　　在第十跳发生之前，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就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跳楼事件”，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入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富士康招百名心理辅导员

　　在近日的“2010深圳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上，饱受“跳楼风波”困扰的用工巨头富士康，除了常规招收大量的普工外，还招收百名“辅导员”。

　　据悉，为了应对相关的事件，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和职业辅导，富士康新设了一个辅导部门，“辅导员”将达到100名。除此以外，招聘的生产管理储备干部等员工除了常规的笔试面试以外，还要进行相应的心理测试，通过以后方能入职。招聘现场，不少求职者表示，一系列“跳楼风波”无可避免地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阴影，但也有人表示：“这只是个别的事件，富士康的用工还是要比一般的小企业要规范，没什么好怕的。”

　　今年以来富士康员工死亡记录

　　(截至2010年5月21日)

　　●2010年5月21日一名年仅21岁的男性员工南钢从F4栋楼跳下身亡。

　　●2010年5月14日一名年仅21岁的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下，当场身亡。

　　●2010年5月11日河南籍祝姓女员工跳楼身亡，24岁。

　　●2010年5月6日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富士康厂区，22岁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死者22岁，湖北人。

　　●2010年4月7日富士康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云南人。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23岁湖南籍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

　　●2010年3月1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生活区一李姓员工从宿舍楼5楼坠地身亡。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1 14:01

廊坊富士康被曝童工猝死 公司通知官方控制媒体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1日08:17  新华网

当听到“老荣你很坚强”时,老荣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王凌艳的妈妈


　　深圳富士康“9连跳”并非孤例，廊坊富士康不但发生坠亡事件，而且出现童工猝死

　　私企围墙一围，就可以为所欲为?

　　据透露，在王凌艳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大意是:“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已经通知廊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请董事长放心!”

　　……

　　2010年1月10日，半辈子没离开过河北邱县的荣凡英被一个电话叫到廊坊。电话来自一个叫“富士康”的公司。电话那边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出事了。

　　一个半月后，比荣凡英小六岁的河北盐山县农民王建坡重复了类似经历。

　　荣凡英的大儿子荣波，王建坡的大女儿王凌艳，一前一后进入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富士康)工作。2010年1月8日，19岁的荣波从廊坊富士康A06员工宿舍坠楼身亡；2010年2月22日，16岁的王凌艳被发现死在员工宿舍的床上。

　　和深圳富士康的“九连跳”备受关注不同，仅有3万员工的廊坊富士康，在相近时段内接连发生的这两起死亡事件，至今无人提起。

　　据透露，在王凌艳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大意是:“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已经通知廊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请董事长放心!”

　　……

　　从楼下坠落后，荣波成了“无名尸”

　　掀开一张写有“福”字的旧年画，荣凡英小心翼翼地从墙洞里摸出一个红色塑料袋，抖落在用铁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从里边找出荣波的身份证、火化证、富士康员工卡、劳动合同……

　　“电话只说荣波出事了，要家里赶紧去个人。”递过荣波的证件，荣凡英的手在发抖，眼神空洞，迷茫中略带疲惫。

　　“荣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种?”

　　“不知道。”

　　“公司怎么解释孩子的死亡的?”

　　“当时说赔偿，我们就想算了(不追究了)。”

　　“孩子是自杀?”

　　“他杀。”荣凡英的语气突然坚决，好像对“自杀”两个字很在意。

　　“但协议上写着跳楼死亡。”

　　“公安没认。”

　　“他家小子这么聪明。说是自杀，谁信?”看着荣波长大的邻居乔强插话。

　　“怎么个聪明法?”

　　“去年入伍考试，他都被验上了，能不聪明?”

　　在荣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荣波带回来的北京城区地图是最大的装饰物，就贴在屋门旁边的墙上，“以前荣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过工，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

　　正对屋门的墙上则贴满了二儿子荣祥朋的奖状，大部分奖状上的“朋”字被涂改成“举”字。“荣波可调皮了，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荣波也叫荣祥举)。”

　　据廊坊富士康员工小李说，事发第二天，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据说有人跳楼了，死者是头朝下落地，面目无法辨认，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公司只好让各个部门确定少了谁。”

　　据有关部门最初的报告，上面写的也是“无名尸”。小李很奇怪:怎么会无名呢?爹妈都给取了名的，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无名尸”呢?

　　关于这起跳楼事件，多数员工得到的信息是:跳楼的人走得很安详，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是，鞋底几乎没有灰尘。由此，一些人相信这就是自杀。

　　“说不定早洗干净了。”乔强觉得即使传言是真，也不能排除荣波遗体在被警方发现之前就被处理过了。

　　“荣波死后，他的床上放着一张纸，”荣凡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上边写着‘荣波是王八蛋’”。

　　王凌艳猝死时还属童工

　　王凌艳出事的那天晚上，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个怪梦:梦里看到一车的人哭哭啼啼。第二天醒来，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梦。但刚坐下来，电话就追过来说:盼盼出事了。

　　盼盼是王凌艳的小名。盼盼离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职；2月23日早晨7点16分，同宿舍工友发现王凌艳没有起床。叫来医生后发现，王凌艳口角有白沫，已没了心跳；7点35分，廊坊市人民医院确认王凌艳死亡。

　　在廊坊市人民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上，王凌艳就被定性为心脏猝死。

　　“孩子身体一直没什么毛病。连感冒都很少。”王建坡的妻子对最终的说法很不满意，“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孩子就没了。”

　　“孩子之前跟家里联系过吗?”

　　“打过两次电话。打电话时很高兴，说体检通过了，合同也签了。”

　　“第二个电话呢?”

　　“再打电话就变得有些急躁。说感觉很腻歪，同宿舍的人说话口音都很重，没法交流。后来我劝她说上了班就没事了，她有些生气地说‘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后来挂断电话。”

　　这成了王凌艳跟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究竟是什么含义，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几个月来解不开的心结。

　　王凌艳的死亡医学证明显示，王凌艳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实足年龄”栏，清楚地写着:16岁。而身份证号显示，王凌艳生于1994年4月3日。

　　为加入富士康，王凌艳借用了22岁的王凌风的身份证。事发后，富士康方面告诉王建坡，满17岁就可以加入富士康。“但是，因为身份证问题，原本说赔偿11万6，最后只赔偿了11万，”王凌艳的伯父王建国说。

　　“当时有没有调查死因?”

　　“心都乱了，没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带尴尬地说，“而且是个女孩，不方便检查身体。”

　　“没有解剖?”

　　“没有。孩子还未成年，(按风俗说)解剖不好。”

　　“怎么确定的赔偿?”

　　“赔偿5年的工资，差不多11万多。”

　　“你们有没有提别的条件?”

　　“提了，让多赔偿点，但公司没答应。”

　　很有“诚意”的“捐赠”

　　几无再去廊坊可能的荣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办了一张银行卡。办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赔偿金”，但在富士康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书上，并没有出现“赔偿金”字样。

　　在两张协议书的第三条写着:“乙方(即富士康)秉承爱心原则，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元”。但直到记者看到协议书，王建坡依然没有意识到领取的是“捐赠金”，而非“赔偿金”。

　　“他给了我们这份协议书，说可以赔偿11万。”

　　“当时说的是赔偿?”

　　“记不清了，孩子走了，当时心里都乱了。”

　　被“捐赠”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认的老实人荣凡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钱。“一直都是外甥在帮我处理，赔偿金也是他帮我查收”，荣凡英说。

　　跟荣凡英不同，在县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协议书的细节，并向记者特别强调这是“赠与”不是“赔偿”，并表示“富士康领导很开明，表现得很有诚意”，希望“不要报道，以免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诚意”显然没有体现在付款速度上。现在距离签订协议书已经四个月，荣凡英还没有拿到全部的“赔偿金”。而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签定协议一个月内，乙方要将十五万元款项汇款到甲方指定邮政储蓄账户……

　　晚签一个多月协议的王建坡则已收到全款。

　　对比两份协议书可以发现，双方对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样。荣凡英拿到的协议书上，限定一个月内付款，而王建坡的协议书则限定自签订协议日即付款。

　　尽管付款时间出现区别，但协议书的第六条则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项后，双方就王凌艳死亡(荣波身亡)处理事宜终结。甲方及其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费用。双方法律关系终结，后续任何状况与乙方无关。

　　“他们说了，剩下的钱这几天就给，这几天就给。”荣凡英不住地点头，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极端事件背后 隐藏的“信息”

　　从廊坊富士康王凌艳、荣波的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仅是富士康深圳工厂存在员工“9连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再次证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为一家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即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富士康号称在物质成本是零利润，那么它赚的就是劳动力的差额利润。所以富士康一直坚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一直追逐着工资标准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西部游牧。所以类似的事件，也会沿这一曲线不断涌现。 二、发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们，除了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事件，还存在着员工猝死的问题。

　　三、死者王凌艳，还不到16岁周岁。不论是否有意，也许只是个别情况，但富士康存在着招用童工的现象。

　　四、据现场目击者称，死亡发生在宿舍内，屋里共有6张双层床，能住12个人。死者住其中的一个上铺。医生到达现场时，死者已现尸斑，说明已死去有一段时间。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和帮助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媒体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为造成了人际关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称，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艳死亡后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和请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协助控制媒体，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士康全国其他厂区的还有多少这样的意外事件被掩盖?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从富士康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与当地领导间有着“成熟”的公关渠道。

　　富士康接连发生自杀、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称直接原因外，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报告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报历尽千辛万苦、拨开层层迷雾，那么至少这两位员工就会这样默默地来、默默地死去。但问题和矛盾依然在积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连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连环死”。为此我们想问问“安次书记”，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和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GDP之不能

　　编者按:

　　本报记者独家披露的廊坊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更宽的视角来看待深圳富士康公司的“9连跳”。然而，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些极端事件，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没能注意到这么庞大的公司，和动不动就聚集了的数万、数十万的沉默人群?为什么富士康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独立王国?根源还要从我们的追求中寻找。我们是否是认为企业只要能交税、项目能拉动GDP就行?那些员工以生命的代价和惨烈的方式，在提醒着的我们，也在呼吁社会管理和服务部门，赶快到富士康去。下面的这篇中新网的文章，对于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似有启发。

　　年初的全国两会，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预期，为调结构留下充哉间。然而GDP崇拜了几十年的惯性却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虑症，一时间抢夺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坟，甚至恢复裸体纤夫的变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应地，民间也充满浮躁和盲目膨胀，炫富、审丑、网络暴力随处可见。这两大顽疾不除，无疑将影响发展。

　　最新出版的《求是》刊发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文章，深谈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这样的言论不禁令笔者联想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记者田朝晖 李坤晟）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1 14:01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极端事件背后 隐藏的“信息”

　　从廊坊富士康王凌艳、荣波的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仅是富士康深圳工厂存在员工“9连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再次证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为一家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即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富士康号称在物质成本是零利润，那么它赚的就是劳动力的差额利润。所以富士康一直坚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一直追逐着工资标准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西部游牧。所以类似的事件，也会沿这一曲线不断涌现。 二、发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们，除了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事件，还存在着员工猝死的问题。

　　三、死者王凌艳，还不到16岁周岁。不论是否有意，也许只是个别情况，但富士康存在着招用童工的现象。

　　四、据现场目击者称，死亡发生在宿舍内，屋里共有6张双层床，能住12个人。死者住其中的一个上铺。医生到达现场时，死者已现尸斑，说明已死去有一段时间。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和帮助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媒体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为造成了人际关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称，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艳死亡后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和请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协助控制媒体，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士康全国其他厂区的还有多少这样的意外事件被掩盖?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从富士康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与当地领导间有着“成熟”的公关渠道。

　　富士康接连发生自杀、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称直接原因外，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报告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报历尽千辛万苦、拨开层层迷雾，那么至少这两位员工就会这样默默地来、默默地死去。但问题和矛盾依然在积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连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连环死”。为此我们想问问“安次书记”，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和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GDP之不能

　　编者按:

　　本报记者独家披露的廊坊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更宽的视角来看待深圳富士康公司的“9连跳”。然而，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些极端事件，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没能注意到这么庞大的公司，和动不动就聚集了的数万、数十万的沉默人群?为什么富士康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独立王国?根源还要从我们的追求中寻找。我们是否是认为企业只要能交税、项目能拉动GDP就行?那些员工以生命的代价和惨烈的方式，在提醒着的我们，也在呼吁社会管理和服务部门，赶快到富士康去。下面的这篇中新网的文章，对于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似有启发。

　　年初的全国两会，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预期，为调结构留下充哉间。然而GDP崇拜了几十年的惯性却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虑症，一时间抢夺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坟，甚至恢复裸体纤夫的变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应地，民间也充满浮躁和盲目膨胀，炫富、审丑、网络暴力随处可见。这两大顽疾不除，无疑将影响发展。

　　最新出版的《求是》刊发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文章，深谈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这样的言论不禁令笔者联想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记者田朝晖 李坤晟）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1 14:02

北京富士康证实去年保安群殴员工事件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1日04:48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 吴江) 近日，一名为《北京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的视频，在各大网站广泛转载。

　　昨日，北京富士康三期有员工称保安打人是常事。北京富士康三期一负责人表示， 视频：北京富士康数十名保安群殴员工视频曝光

来源：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
该视频拍摄的事件发生在去年8月，原因不清楚，但他“觉得是个误会”。事后公司已对保安及其员工进行了法制教育和行为规范。

　　20余名保安围殴“员工”

　　该视频拍摄地点位于亦庄的北京富士康三期南门内。视频中，一名保安一边说着“有什么事你给我过来”，一边拽着一位身着黄白T恤的“员工”。黄白T恤“员工”喊着“我凭啥过去，我犯什么错了啊？”突然，拽他的保安下令“给我打”，几个保安围住黄白T恤“员工”拳打脚踢。另有一名身着白色T恤的“员工”也被保安推至一边，从身后踹了一脚，随后被20余名保安围住。视频中，现场其他“员工”用电话报警。

　　视频发到网上后，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网友跟帖称，富士康保安打人很普遍，北京富士康保安打人也是多次，谴责富士康的管理制度。

　　厂方证实为去年事件

　　昨日，记者搜索发现，该视频较早上传到网络的时间是去年8月。近日，富士康员工频繁出现跳楼事件后，该视频再次被翻出来转载。

　　在百度“富士康吧”中，一网友于去年8月7日发帖，8月6日19时15分许，北京富士康三期南门，20余名保安集体殴打员工事件。该网友称，北京厂区ELXL6制造部门的两名员工在刷门禁卡时与保安发生争执，被20余名保安群殴，帖子讲述了详细的经过。该帖最后注明“视频图片待发”。

　　昨日，北京富士康三期一负责人表示，该视频拍摄事件就是发生在2009年的8月，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人事已非。他不清楚具体原因，也不知打人保安如何处理。

　　据知情人透露，事后双方已私了，打人的保安被开除。

　　■ 探访

　　员工称保安打人是常事

　　昨日下午，北京富士康三期南门。

　　“在富士康，安管经常打人，员工见了他们都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称，他们把保安称为安管。安管拿的工资也许没有普通员工多，但权势却很大，经常打骂员工，员工多是敢怒不敢言。该员工说，在门禁处被保安骂过。他的朋友晚回宿舍，被安管拉到一个屋子打了一顿，关了一晚上。员工们敢怒不敢言也未报警。

　　该说法得到了多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人员证实。

　　对此，北京富士康三期的负责人表示否认。他称，视频中的事件发生后，公司对保安和员工都进行了法制教育及行为规范培训，“据我所知，至今未再发生过类似事件。”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1 14:03

是我们的社会出现问题了？还是我们自己出现问题了？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4 22:04     标题: 富士康员工称脑袋像被榨空

内容来源：北京晚报[2010年5月24日 16:30]
　　当许多专家纷纷对富士康“九连跳”现象进行分析的同时，“第十跳”又产生了。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名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8死2伤。
几起跳楼事件中，死者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邀请一些知名的心理学家到工厂会诊。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认为，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富士康开始注意员工心理的调适。在5月22日举行的深圳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富士康公开招聘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和人资辅导员等，平均年薪是20万元至60万元。另外，4月上旬，富士康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后如果情况属实，公司就会奖励200元。截至5月10日，通过这种方式富士康发现了二十多例情绪异常者。
探访
亦庄富士康员工2万多
北京亦庄也有家生产手机零部件的工厂叫富士康，这家富士康与深圳的富士康有没有关系？记者调查后了解到，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也是台湾鸿海集团所属的全资子公司。2001年开始在亦庄投资建厂，主要生产手机零部件。后来又投资建设了三期厂房。富士康三期项目投资9000万美元，主要生产手机零组件、系统手机模具等产品。第一和第二期厂房位于亦庄同济中路两旁。据亦庄管委会有关人士介绍，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是园区内人员密集型企业，员工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2万余人。
员工
下班后脑袋好像被榨空了
下午5点多钟，走出北京富士康企业大门，小姚来到一个煎饼果子的摊位前，她想买个零食。一小团面，6片薄薄的火腿肠、一个鸡蛋，加上点儿生菜叶，煎好后的价钱是2元钱。她经常在下午这个时候出来买上一个。
北京富士康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富士康工厂已经有3期，其中1期和2期工厂中间仅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而且道路上方修建有空中走廊，不用出工厂大门就能在两座工厂间走动。但是，小姚习惯在马路上穿行。“只是为了换个环境，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晚上6点多钟，两座工厂大门口出现了七八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摊贩，“主要就是卖给富士康的员工”，一位摊主告诉记者。
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通过媒体报道她也知道了。她认为，虽然跳楼的具体原因不同，但是员工加班太累、员工之间缺乏交流，隐藏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在电子生产企业，加班是普遍现象，员工收入的一半左右就是依靠加班获得的。为了多挣钱，一些员工也会主动向主管提出，自己可以加班。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每个人都高度紧张，因为如果产品不合格，主管能够查出是哪道工序出现问题，就会扣发那个员工的奖金。“上班时干的都是简单重复劳动，当然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理上高度紧张的那种累，下班后好像脑袋被榨空了。”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5 11:03

富士康发生第11起员工坠楼案内容来源：新华网[2010年5月25日 09:47]
　　新华网广州5月25日电(记者蔡国兆 詹奕嘉)记者从富士康集团获悉，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新华社记者正赶往现场调查。(完)

---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5-27 08:42

富士康再次发生员工跳楼身亡 系半年来第12例
2010年05月27日01:23新民网黄树辉我要评论(0) 字号：T|T


新民网：深圳富士康再有员工堕楼，是今年以来第12宗，造成10死2重伤。新华社报道，最新一宗在昨晚11时许发生，富士康证实这名员工堕楼身亡。

5月27凌晨来自香港媒体方面的消息，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现场尚存血迹。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RTHK引述新华社报道，称昨晚11时32分接到富士康一叶姓员工电话，称其10分钟前在富士康龙华园区D2宿舍楼宿管办门口见到一男子倒於地上，现场已被封锁。富士康媒体办向记者证实，富士康当晚确有一名员工坠楼身亡。

富士康大股东郭台铭昨日到深圳，了解连串员工堕楼事件。对于无法阻止悲剧发生，他多次鞠躬道歉，并愿意收回要求员工签署的自杀免责声明，又指部分自杀个案涉及男女感情问题，他无办法阻止事件发生。

有自杀员工家属在厂房外哭诉，要求彻查事件。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亦到富士康厂房了解。

新华社英文版已经发了消息，第12跳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就在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视察深圳厂区当天晚上，富士康员工今年“第12跳”又发生了。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富士康连发12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开始积极介入干预。

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平昨日表示，中央政法委主要领导和广东省主要领导近日在深圳开会之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强力推进有关工作。

郭台铭同一天在深圳龙华厂区表态称，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的初步结论认为，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跟工作压力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部分员工天生的个性、基因以及感情因素导致。

有外电报道，苹果公司26日表示，公司有责任确保整个供应链上厂商工作环境的安全，确保工人受到尊重，正在对富士康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跳楼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对此，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部分大客户都很关心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但很多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暂时没有影响富士康的订单。

管理问题：

企业和政府表态现微妙差异

昨天，郭台铭亲赴深圳专门处理自杀事件，同时从台湾带来了数十名记者。而这个一直被视为相当神秘的厂区，也首度大规模对媒体开放。

富士康同时还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心理暨社会学专家团调研座谈会”。在座谈会现场，郭台铭向媒体记者深深作了三鞠躬，恳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不要对自杀事件进行猜测和恶性渲染。

不过，郭台铭表示，并没有把握保证不再出现类似的员工跳楼事件。

程天纵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未来并不会因此进行重大调整和改变，因为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现场需要纪律和监管，“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对待员工的管理态度。”

郭台铭称，公司一年多前就注意到员工在工作压力下情绪会受到影响，所以当时就成立了员工生活关爱中心，以及关爱中心网络平台，当员工有心理压力就可以上网登记、登录，并有专人协助处理。

对于外界的批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在深圳约有45万名员工，全大陆有78万名，应该要科学地看待自杀问题，要从大陆整体来比较相关数字。他称，自己曾经询问有关专家，富士康员工的死亡率在正常线以下。

参加座谈会的两岸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就富士康员工死亡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深圳市政府26日也举行富士康跳楼事件说明会，李平在会上表示，富士康发生的员工连续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李平说，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40多万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

专家观点：

企业和政府需共同努力

郭台铭在座谈会上表示，集团将收回要求员工签订的所谓“不自杀承诺书”，并且降低跳楼自杀抚恤金至适当比例。集团认为，过高的赔偿金会带来负面的鼓励效应，富士康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也不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结果。

郭台铭说，富士康是一家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有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但没有社会职能。企业的人文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期内急需采取干预措施防止危机进一步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人际关怀。

按照计划，富士康将安排每50名员工组成1个相亲相爱组，小组成员内相互关怀和帮助；富士康还计划寻找70名心理学专家进驻企业，并在员工中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在前一阶段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并下设若干专责小组，进一步强力推进有关工作。李平表示，深圳市公安、劳动、工会等多部门已多管齐下，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李平称，政府将促进企业在危机中加快转型。

目前，富士康已在硬件设施方面加强了防范，比如在每栋楼的四层以上安装安全窗。

同时，程天纵称，富士康将会遵循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存在为了缓解跳楼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上调最低工资50~100元的计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反应比较令人失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黄树辉）

---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chinafolklore.org/forum/)

Powered by Discuz! 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