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
我们已经点明过，普通认为只能在五月五日举行的竞渡和其他的禳灾行动，其实在各省民俗中不限于是日，虽则大多数地方似乎采用该日的。然则至于这些地方当初所以选定这一日的理由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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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种时代，甚至于在前耕种时代之中，五月很容易被认为极有关系之月。要说明中国古人的五月观我们最好引一些古书。《吕氏春秋》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宴阴之所成”。《齐民要术》云：“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酉+农]”。《后汉书·礼仪志》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也)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又如《荆楚岁时记》亦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参看《浙江志书》，嘉兴府——“五月俗为恶月，禁吊丧问病之事”)。《野客丛谈随笔》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日五月不可人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下，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晓其义。仆观前汉张敞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五月视事’；其言如是，则知前汉之俗未尝忌五月也。……又观‘后汉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月正日到官，乃知拘忌之说，起于两汉之后’。”我想五月为恶月之说，不是阴阳家或少数士大夫所创始，而是早于他们的一种民间思想；阴阳家与士大夫至多是把这相传已久的思想记载下来，而且给它一个阴阳论的形式而已。古人，尤其是已经进到耕种时代的古人，不能不注意太阳的运行和昼夜的长短。仲夏昼最长，过此渐短，仲冬昼最短，过此渐长。这由先民看来，必是太阳每年自仲夏或时起，精力渐衰，自仲冬或时起，精力复盛。若用阴阳论的名词说来，全年中昼夜长短的改变，全是阴阳之争；夏至后因阴气渐占优势，故白昼渐短，冬至后因阳气渐入盛时，故白日渐长。在古人的心目中，仲夏仲冬可说是两个危机，难怪吕氏于前者曰“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以定宴阴之所成”；于后者则曰“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以待阴阳之所定”。二者中仲夏只怕更重要，其时阳气初过极盛之期，一切妖魔鬼怪，一切疵疠夭札好像都预备开始大活动，它们一面对太阳或阳气作快语曰，“从前我们不敢惹你，但是从今以后该是你不能奈何我们之时了”；一面又对我们的先民作恫吓语曰：“小心点!你们依赖了来镇压我们，保护你们的那个大红灯笼，如今要一天比一天少照你们了；等着吧，我们都要找你们来了，管保你们从此以后肚子不太饱，身体不太强，儿女、牛羊不太繁殖”。不要忘记，先民是与猛兽毒虫以及疵疠天札竞存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妖魔鬼怪，都是与阴气为缘。五月阳气始衰，先民中怎能不人心大浮动，送瘟、打醮、佩符、浴草汤、喝苦水、夫妻戒盛，真是忙煞他们先民，笑煞我辈后人。
五月所以被古人认为恶月，我们的解释如上。但是为什么在五月里面，初五又特别被认为恶日呢?五月之所以多忌既然因它是夏至之月，那么此月中特别恶的日子，该是不定日的夏至，不是死板的初五呀。在回答之前，让我先点明我们普通认为特别属于端午的各种禳灾仪，其实在各省不但有些地方在五月初一、十五、十七、十八(参看上面自(12)至(17)各条)举行，而且另有些地方确于夏至日举行：
(18)《广东志书》，广州府——“夏至屠狗食之，云解疟”。
(19)英德县——“夏至磔狗御虫毒”。
(20)《湖广志书》，零陵县——“夏至节日食粽，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虫”。
(21)《吴郡志》——“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系于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壮。夏至以李核为囊带之，云疗噎”(宋人范成大咏夏至诗：“李核垂腰祝噎，粽丝系臂扶赢，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
(22)《浙江志书》，绍兴府——“夏至山会，农人作竞渡会，衣小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观者如堵”。
(23)《湖北通志》——“夏至节日食粽，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今俗多于是日为龙船会，亦谓之瘟火会。其制皆以纸为船，形长丈余……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数日后……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又别开坛建醮，动连旬日”。
我想假使极古的人，自然而然的知道每年有一个叫“夏至”的日子，是“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的一天，则他们必定即以此日为一年中一个送瘟除灾之日。然而事实上，夏至日的观念及其推算法，皆是较进步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个观念被发现之前，一般人只模模糊糊的知道日长至之日在五月，故五月为恶月。至于恶月中送瘟除不祥以何日为最宜，最初许卜日为之，没有确定之期。但是等到夏至的观念出现之时，社会的习惯却说不定久已规定下五月某一日或某几日为送灾节。于是难问题迎面来了：五月的禳灾节该怎样规定才能既不违反社会上的旧习惯，又不与新的知识相背?各处地方的解决不同：有些地方完全保存旧制，不理会夏至日；另有些地方把送灾的礼完全移到夏至日去举行；还有些地方则分在旧时规定的日子和新发见的夏至日举行之，或将非夏至日的礼，择其要者在夏至日重复一遍。夏至日与五月其他各日的风俗所以很多相同之处，其理由在此。
在夏至的概念未出现之时，五月的初五有特别的理由，容易被人选为送灾之日。初民总不免把数目认为神秘之物。五月既为阴气始盛之月，则“五”之数显然与诸不祥有很密切的连锁；五月中与五有关系之日为五、十五、二十、二十五等日，此诸日之中，又以初五为最，于是五月初五——重五——被认为阴气始盛之日，所以也是最宜于送不祥之日。试问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认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吗?可知古人的确重数。
至于古人认五月五日为恶日的明证，尤其是不胜枚举。他们在这一天的举动，处处表现他们确以为一切恶兽毒虫，妖魔鬼怪，其时都渐得势。这一天实在毒极，所以连恰巧在此时入世者，也成为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史记·孟尝君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欲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世说》：“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饔中投于江”。《孝子传》：“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踪宗。祖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癸辛杂识》：“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这种俗忌，至今还存在。又《遵生八笺》引《道经》云：“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谓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蕉，勿露卧星月之下；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又云“杨公忌日，初五日不宜问疾，名地腊日”。以上三条我都认为昔人忌“五”数的佐证。
发稿前接到俞平伯兄极有趣味的信，其中有一处讲“上巳日”的话，我读了而想到关于送灾日期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将在日内把此信发表，兹先引我此刻特别要用的那一段：
这儿更有一问题，就是三月三日与上巳之区别。这本来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问，就是三月上月不逢巳便又怎么?《癸辛杂识》说“上巳”为“上己”之误，引如下“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故王季夷蝺上巳诗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这个解释很有趣味，不过在古书上别无他佐证，只可当作谈助而已。至于上已与三月三之迁变，《晋书·礼志》上有一节：“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后来改为三月三日，而不问逢巳与否。至于原来的真相如何，颇不易断言。
《癸辛杂识》的主张以及《晋书·礼志》的记载，不论可靠与否，然上巳与三月三日不可相混却非常明显。于是我被此二书提醒了：端午与五月五日，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端午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古今图书集成·端午部杂录之二》云：
《资暇录》，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缃素杂记》：余按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李济翁录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事物原始》：《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为端阳，一云蒲节，一云重“午”。《本草纲目》：重“五”日午时取井华水，宜造……诸丹丸。
我不懂文字学(“小学”)，但是我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敢信端午重午之午，与端五重五之五是一件事。反之，我从名词上的殊异，悟出古代的送灾节，有时是在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即端五或重五)举行，有时则于建五之月的第一个午日(即端午或重午)举行。端午与端五孰为较古，我此刻不敢断定；我所敢说的，是择端午与择端五的联想作用，实在同样明了。古人既因五月为恶月，因而重视五月的五日，自然也会因建午之月为恶月，因而重视午月的午日。易言之：他们既然会把五和不祥联在一处想，为什么不会也把午和不祥联想?午月既是恶月，则此月中最恶之日莫过于午日，而午日中最恶者又莫过于午时；此所以古人最忌午月午日午时。在相反的一方面，既然午月午日午时之后一切阴匿开始大活动，所以有些举动(例如合药和作符)最宜于其时举行。假使我的话可以成立，则五月五日终成为送灾节的程序如下：
(1)其初为午月或五月的某一日或某几日。
(2)渐选定重午或重五日。
(3)末期——重五有打倒重午之势。到了这个时期，才有人疑端午为端五之误。
总而言之：古人认五月或建午之月为太阳或阳气始衰之月；而且在夏至的测算法没出现之时，他们又把阳衰阴盛之现象，与五之数或午之干联在一处想；于是端五或端午被他们认为该月之中阴始盛之日；此月中命舟遣灾和其他禳除不祥的举动，也因此而渐渐移至端五或端午——尤其是移至端五。用端午称端五，其实不合；但是因为端午之名保存着一系统的古代思想(说不定还是比端五更古的思想)，后人竞奈何它不得。不知平伯兄以为我的见解如何。现复述全篇的大意。
我们普通对于端午日的竞渡，(1)事实上几乎以为它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娱乐制度，(2)理论上则以为它起于招屈。无奈有些地方的关于此事的俗传和真实的举动，都明指竞渡的目的在禳灾；远如元朝(?)的《武陵竞渡略》，近如清代各省的“志书”，一概这样记载着。我们因此断定竞渡起于遣灾者，用船把一个人群里的疵疠夭札送走之谓。
为解释遣灾怎样变成近代式的竞渡起见，我们立出一个假定：原始时代的人群比较小、单纯、坚固，其时如有命船遣灾之举，众人一定能够同心协力的举行；到了大城市出现后，其组成分子极杂，于是每一城市举行遣灾时，许有一条以上的船，各代表一区域或职业；这些船的主人们自然巴不得自家的船能比其他的船先把不祥送走，于是竞速之事遂起。其后送灾的本意渐被人忘记，于是实用主义的竞遣不祥成为娱乐主义的竞渡。
命舟遣灾和其他禳灾的举动大抵是——虽非绝对是——在五月初五日举行。这一点，我们也负有解释的责任。从五月某时起，夜分渐长；这从古人看来，实在是阳衰阴盛之先兆；恐怖之余，遂发为种种禳灾的举动以渡此危机。五月为建午之月，于是他们又把五之数、午之干，和阳衰阴盛之现象联在一处想，结果是五月的禳灾举动，有集中于初五或初午之倾向。其先，此二日似乎是都有人采用，但重五似乎终占优势。等到夏至的观念和测算法出现时，论理本应把禳灾节定在这日，然论势究不尽可能。现在各省五月的禳灾节所以相差，是因为他们在禳灾节的日子问题上所代表的“思想层”不同。
待研究之点：
(1)我疑竞渡起于水乡。此说能成立否?
(2)竞渡用龙舟之理由何在?
(3)我解释五月送灾的理论，有人以为不很好；他问我何不改说每年从五月起疾病最多，故古人于此月送灾。这位朋友的话，有多少价值?
(这几天我眼看着一个亲人，正和死神竞走，而且医生说可以得胜的似乎是死神。文中第四、第五两部分，我只能粗校一遍，发表在此。文字的潦草，思想的粗率，都请阅者原谅)。
《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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