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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的国籍与民族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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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lamstock
时间:
2008-11-14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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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的国籍与民族主义的复兴
巩俐的国籍与民族主义的复兴
李诘
刊发时间:2008-11-14 14:45:53 光明网-光明观察
据新民日报报道,11月8日,中国影星巩俐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消息称巩俐此前已成功申请新加坡公民权。原定8月23日参加在高等法院举办的公民宣誓仪式,但最后却玩失踪,所以一直没领身份证。11月8日,巩俐终于在德义民众俱乐部补领身份证、
补拿居民证书、补念誓约、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
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可以说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亦在通常的情理之中。1994年,在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介绍下,认识了香港英美烟草公司总裁黄和祥。1996年2月15日,巩俐与黄和祥在香港举行了婚礼。黄和祥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既不乏感情方面的因素,同时也有出于事业发展方面的考虑。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地理位置优越、城市美丽、便于生活,新加坡更包容英语、汉语、马来语,这个国家更国际化。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后,可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新加坡媒体也对巩俐爱护有加。巩俐今后可以更加不受约束地接拍好莱坞电影,另外对于巩俐这样的国际影星,新加坡的人才引进计划会有更多的优先和优惠政策。据悉,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星中,加入外国国籍的所在多有,如英国籍的张铁林、美国籍的王姬、李连杰、陈凯歌、陈红、顾长卫、蒋雯丽、宁静,加拿大籍的徐帆,瑞士籍的斯琴高娃,德国籍的韦唯等等。
众多演艺界明星纷纷脱离中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的社会现象,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我们仍然缺乏足以提供给文化艺术界人士充分的发展空间的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严峻的社会现实,体现了在时代风云变幻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个人自由与公民责任、个人感情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则是一个原未完善的国家与这个国家的亿万民众对于一个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新中国的热切的期盼。
在对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事件的分析之中,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国籍(中国国籍或者新加坡国籍)对于一个公民而言,在履行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和体现公民对民族的感情方面,严格的意义上乃是轩轾有别的。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国籍的认同感在主观的方面体现了公民的民族感情,而从客观的方面则涉及到政治主体的国家荣誉。巩俐的加入新加坡国籍对于新加坡而言是一种国家荣誉,而对于巩俐生于兹长于兹的母国中国而言,则不啻是一场潜在的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的危机与灾难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文中对文化自由主义巧妙地写道“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地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而那个人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构成此原则的充分理由。”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个人信仰的自由、个人选择国籍的自由等等都是一个公民民主自由的权利,是无可指责的,不应受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无端干涉的。
而与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相反,民族主义者则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强调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特出的保护和尊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开始诞生的,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推翻了异族政权的文化压迫和政治统治,是中华民族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的一次大的解放。1949年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走过一段极端和盲目排外性质的弯路,1976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再次走上了观念开放的和普适的人类价值接轨的方向。
然而在世界文明的大家庭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上都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往往在事实上导致西方中心的文化殖民心态,普适主义的人类价值也往往意味着民族尊严、民族感情和民族特殊性的有意无意的淡化。演艺明星的加入外国国籍也罢、贪腐官员的里通外国性质的家族式移民也罢、乃至升斗小民挤破脑袋、不择手段的伴外佬、非法往富裕国家迁移也罢,都是中国文化、政治全面处于弱势情况下民族性、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方面重大的精神危机的反映。在当今时代对公民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全面反思的情境下,我们更在内心的深处企望着一个充溢着在自由、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活的民众的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中国。
新近以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有日渐抬头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复兴的背后是有历史延续意义的民族性、民族利益、民族观念和民族文化的不屈的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理性。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的概念如果不和现实的民族感情联系起来,普适的人类价值如果不和具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联系起来,那么它必将丧失其现实的、活生生的真实性和人道性。就是说,巩俐的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事件,在一个远未完善的国家是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的问题,在一个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潜在的大发展和大振兴的时代,更是一个个人自由与公民责任、个人感情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如何化解的问题,是一个为了化解这种矛盾我们必须万众一心追求国家和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全面进步以保障每一个社会公民的自由、幸福的真实的权利的问题。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不再可能因为个人权利的选择而淡忘公民责任时,当人们不再可能因为民族认同的现实而忽视个人感情时,一个理性、文明的时代就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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