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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公明]“行脚”之后是……4S [打印本页]

作者: anping    时间: 2008-11-14 14:01     标题: [李公明]“行脚”之后是……4S

“行脚”之后是……4S


李公明


东方早报·读书 2008-11-2 6:37:25



        核心提示:近日之所读所思似乎总与人类学、民族学的事情有关。上周曾谈到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族历史研究,这两天又在广东美术馆讨论庄学本先生在二十世纪早、中期的人类学调查和他的摄影作品,接着就读到张组道先生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8月)。   


  近日之所读所思似乎总与人类学、民族学的事情有关。上周曾谈到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族历史研究,这两天又在广东美术馆讨论庄学本先生在二十世纪早、中期的人类学调查和他的摄影作品,接着就读到张组道先生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8月)。张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职于《新建设》杂志,1956年11月至次年1月陪同潘光旦先生去川东南和鄂西南十八个县市对土家族进行民族学调查,前后共六十五天、行程七千多公里。这部《行脚》就是张组道的旅途日记。
  据查,“行脚”原是佛家语,谓僧侣为寻访名师、或因自我修持、或为教化众人而云游四方,故游方之僧又称行脚僧。另外,“行脚”之不同于凡俗的“行走”,是因为它还包含有舍弃顺从与对立的执取、舍弃自负与自弃,以解脱生死为参访修证之根本目的。我倒认为,放在1956年的潘光旦,“行脚”之说别有深意。在“行脚”之前,潘光旦先生遭受了“思想改造”之变,其时心情上的屈辱已是外人所难体察。“行脚”之后,在1957年的“反右”中,潘光旦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其“罪名”之一就是“破坏民族关系”,1956年的两次“行脚”考察、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竟然成了他的罪行之一。1967年6月10日晚上,潘光旦在索要止痛片、安眠药无果之后,在费孝通的怀抱中逐渐停止呼吸。作为他学生的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潘的英文水平备受同辈人的赞许,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留给人世至沉痛的话语也只能以非母语来表达:潘先生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
  回到张先生的这本“行脚”日记。以社会学作田野调查的训练加上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摄影家的目光,每日所记的人、事、社会风情、文献稽考、座谈记录等等无不极尽详实,本身是一份珍贵的社会调查资料。举凡交通道路的路线、行程时间、道路状况、沿途物产及其价格,所有座谈会的要点和具体内容,或者是动、植物的奇观异类,更有各地工农业建设中的现场观感,连各地接待方的机构设置、行事方式等也有详细的记载。作者本身专司摄影之职,书中所附照片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行脚”路上尽显潘光旦先生的专深学问与道德文章,这本日记是潘光旦研究不可缺失的史料。
  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一书突出阐明的是,早在1961年“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文字典中出现之前,人类的生活早已是经由各种方式“绑在一起”,似乎是印证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古老格言,而且可以追加一句:太阳底下只有新术语。我对作者所描述的新、旧之变颇有认同:游客、移民取代了昔日的冒险者,倡导人权、环保的NGO取代了昔日的传教士;我更认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成为全球化的最终动力。作者在书中的主旨是描述作为人类历史长时段的全球化进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描述可能失之于浮泛。如所谓在公元前6000年就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无非是把远古人类的族群迁徙、进入文明阶段之初的贸易往来贴上一张“全球化”的标签,或者未可当真。但是,像第三章“世界在里面”所探索的棉花、咖啡和电子芯片的故事确实把“全球化”的长时段性结结实实地夯实了;而在第八章“全球化:从时髦词到诅咒”更是敏感地看到一个令人忧虑的变化:“外包”这个词正在逐渐取代“全球化”。更使我看重的是,作者绝非是“全球化”的盲目鼓吹者。在最后一章“前路”中,作者对人类文明经过“全球化”洗礼后的富庶与贫困、民主与独裁、挑战与危机等作了全面的总结,“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性中的种种希求、渴望与恐惧已将我们的命运编织在一起,既无法拆解,也不可能复原。”(第256页)这就是“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而今日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经使我们痛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内含。
  在“绑在一起”的历史与现实情状之上,与之相密切关联的是我们的思维态势与观念变革。乌尔里希·贝克和埃德加·格兰德合著的《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以欧洲人的视角提出了走出“全球风险社会”的困境的出路,那就是以建构 “世界主义欧洲”为核心,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全球面临的风险问题。很显然,“世界主义欧洲”的理念与战略设想充满了对美国霸权的抵御精神,一直到全书的最后一段话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努力:“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对美国方式和欧洲方式的选择,后者把法制、政治平等、社会公平、世界主义一体化和团结一致置于中心地位。”(第334页)与抵御霸权主义相联系的是反对民族主义思维定势,这是“世界主义”概念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两极,而在我们的思维定势中,这恰好是相互对立的。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是一个极为理想化的体系:彻底抛弃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克服民族主义思维;平等对待差异性,但也必须对差异进行限制和调整;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世界治理”。可以想见,这种理想主义的构想必然会招致可行性方面的质疑,今年以来我们所目睹身历的民族主义狂潮也说明了民族主义的思维定势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但是,金融海啸所带来的恐慌与祈求似乎正把人们赶上“世界治理”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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