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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丁元竹】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10-5-11 10:38 标题: 【丁元竹】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丁元竹

　
将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变为寻求民族出路的办法，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人们普遍认为“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须先根本上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可若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内容，非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

　　学者的责任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在读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时看到一句话给我印象最深。张先生写道：“我因而喜欢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摄影、练书法、写散文、好收藏，尝试过投资和生意无数。这些行为惹来非议。而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张云云。这些人不知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谈不上是科学。”(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二○○九年版，12页)张先生这句话含义很深，他使我想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学者的责任是什么?
　　前不久参加一个座谈会，听学者们讨论城市化问题。去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城市化建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被当做扩大内需、调整发展模式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人们也大谈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价问题，认为房价虚高，影响了收入分配，导致经济泡沫云云。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二○○五年我去美国访问，有一天我去参观美国的历史博物馆。我第一个参观的是美国城市化馆。一进这个馆，首先跃入我眼帘的是“一九○○年美国的城市化率是40%”。当时我正做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托课题“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当年中国的城市化也在40%。
　　因为研究的需要，最近我又算了一下美国的城市化率，二○○八年大约是87%，从一九○○年至今一百一十年里，美国城市化率提高了四十七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3个百分点。而中国，这些年来，城市化率几乎是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的人口不及一个亿，城市化进程的压力也远远不及中国。
　　即便是这样，美国在城市化初期也曾经历了土地价格暴涨、投机和暴利并存的局面。美国历史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研究发现，美国南北战争以后，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重要城市的地方政府开始被老板统治和支配。有人把地方政府说成是“傀儡”，州立法机关中的政治分肥者开启了一个人所共知的“掠夺城市”的自肥时代。从一九○○到一九一三年，加拿大城市的地价随着大范围的土地投机而飙升。“一九一三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在写到维多利亚的土地暴涨时说，地价在半年的时间里增长了900%。”(〔加〕理查德·廷德尔等：《加拿大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45页)理查德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穷人住的破旧房子必须拆除，住户也应该驱逐;建起新住处并以高额租金租出;年轻男女、夫妇或富人搬进以前穷人住过的地方;穷人进而‘消失’——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没有费心去想他们去了哪里”。(Richardson，TheFutureofCanadianCities，Toronto，NewYorkPress，p.155—156)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加拿大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土地投机，当时的情况是，服务的扩大以牺牲公众为代价，常常让冒险购买和持有土地的私人投机者大发横财。土地成本的攀升使房屋的价格越来越超出加拿大人的购买力。
　　在美国和加拿大，投机和暴利是土地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扩张，城市化要求对基础设施，诸如路桥、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学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体育设施、医院和卫生设施进行投资，从历史上看，这些公共财政支出一直困扰着地方政府。
　　对于土地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下看，国际上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在城市化初期用土地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加拿大曾经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不想为我们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开脱，而是用真实的世界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年来，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的呼声不断提高，实际过程中转变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
　　去年夏天到某省调研，负责财政的同志告诉我，该省公共财政越来越向民生倾斜。以教育为例，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增长，二○○六至二○○八年这三年分别是一百二十三亿、一百六十六亿、二百三十亿元。社保投入，三年分别为四十四亿、七十一亿、一百零七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二○○八年达到10.2%。用于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方面的投入，三年分别为九点五四亿、十五点七一亿、十七点八四亿元，主要用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镇文化馆、图书馆、乡村综合文化站。问题是该省经济基础薄弱，总量较低，人均财政收入少，收支矛盾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财政就承担起了重要责任。该省一县财政局长告诉我们，他们面临有限财力与无限事业发展支出的矛盾。比如，教育强省计划，每年投入要增20%以上，地方需要财政每年增一到两个百分点，逐步提高教育投入的比重。
　　发展公共服务事业必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一九九四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以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边界，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为宗旨，其主要内容是‘三分一返’，即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刘尚希、邢丽：《中国财政改革的历史与逻辑》，载《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二○○七年版)。这种分税制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中央财政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增强了平衡区域差距的能力。但是，这种分税制改革仅仅理顺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对于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没有考虑。而在省内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设计上，各省基本参照中央与省财政及转移支付体制来设计本省以下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模式。省级以下各级政府承担直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职能，不仅仅等同于中央和省级财政的关系。目前，省级以下财政体制及其转移支付模式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各省内部市县财政能力差距不断扩大，基层财政困难重重等。
　　一九九八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公共财政”的理念，并把其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要从把关注点放在具有公共风险的领域，从其他不该介入的领域坚决退出;在与公众的关系上，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要务。至此，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目标，政府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清费正税、取消农业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等等。
　　尽管财税体制几经改革，但距公共财政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是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形成非对称性财政分权的格局。“财政支出任务和收入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大部分国家运用政府间转移支付来缩小财政收支缺口，但是也适用其他措施，如将部分税收自主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以及将支出任务移交给中央政府等”(OECD：《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63页)。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是：“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可靠的核算依据。”“转移支付形式的多样化，极易导致转移支付管理分散。”“具有均等化效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不合理，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建立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基础上的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且分配很不规范。”“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落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二○○六：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384—386页)“在省内，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分配成为一种‘向下滴漏’过程，即上级政府根据不规范、各地差别很大的标准决定分配多少给下级政府。这个过程对县、乡镇和村等基层政府机构弥补其支出职责与收入来源缺口是雪上加霜。”(OECD：《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14页)
　　因此，当下中国，土地和房价问题有深刻的财政体制原因，财政体制背后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这里还要算一笔账，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与二十世纪美国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小，因此公共服务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发生了土地的投机和暴利;二是美国城市化率速度慢，平均0.43个百分点。城市化率速度慢自然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压力就小一些。
　　但，中国目前的房价过高，绝不能仅仅归咎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方面的，也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特有矛盾造成的。有些问题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有共同之处，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一个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说法。
　　让我们回到张五常先生所说的真实的世界。学者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很容易，学者除了对事情本身的切片素描外，还要进行历史的、理论的等方面的分析。这是学者的基本责任。
　　如何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如何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使我想到了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寒假长休，重新拜读先生的《从事求知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追随先生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的学界对于费先生的研究方法也颇有一番争论。毫无疑问，费先生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态度在中国学术史上属于异类。
　　在学术上，费先生无疑是中国学术界通过探索真实世界获得知识的先驱之一。费孝通的思想发展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他关于实地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不像有的一般社会理论形成于实地研究之前，而是在经历了两次实地研究之后才阐述出来。一九三五年从瑶山回到北平后，他写下了《社会研究的关键》、《论普遍与特殊》、《社会研究能有用吗?》和《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等文章。次年，从江村到英伦后，他又写出了《理论与实地研究》、《关于实地研究》以及《关于〈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通讯》。这个过程他除了向我们显示：实地研究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只有在实地研究中才能真正形成之外，也许不会再有其他途径。
　　一个能够运用自如实地技术的人也一定是一个经历了实地研究的人。一个没有经历过实地研究的人，绝对不会完全理解实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不会完全理解一种方法的长处和另一种方法的短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在实地研究之前掌握技术与方法的可能性。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风格受益于美国芝加哥学派首领人物罗伯特·帕克。一九三一年底，帕克在燕京讲学期间曾声称自己是个“唯实论者”(Realist)(费孝通：《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载《再生》，一九三三年卷二第一期)。唯实论是和唯名论(Nominalist)相对立的认识方法，后者坚持人们认识事实必须从事实的概念入手，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只有从事实的实体入手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帕克主张从体验入手来了解社会及其事实，由此出发，他与吉丁斯发生了分歧，产生了本世纪初美国社会学方法的两大派，以吉丁斯为首的重统计分析的哥伦比亚学派和重体验的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吉丁斯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全力提倡归纳法与统计方法，后来社会统计学在社会学中的广泛应用，也是与吉丁斯的努力分不开的。帕克注重个人的直接经验和经验的交流，他认为“凡是经验到的都是真实，凡是可以沟通的经验都是科学”。“这种态度就是詹姆斯之所谓过激的实验主义，所以他的方法，还是由他们的根本观点上发生的。”(同前书)
　　费孝通走向真实世界探索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学术生长环境。“到实地去”成为二十世纪初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献身于社会研究的人们的一个口号。当时的《北平晨报》有一个副刊叫《社会研究》，主要是由林耀华、费孝通、黄迪、廖泰初等负责。著名作者冰心先生的丈夫吴文藻是他们的导师。在许多方面，吴文藻都影响了费孝通。吴文藻早年就学于清华学校，曾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后又留学美国，他一方面“循规蹈矩地接受了外国科学的那一套”，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在国学大师梁启超等人的指导下，积累了丰富的国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样的训练为他后来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打下了基础。吴文藻年长费孝通九岁，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追随，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国内革命高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吴文藻自传》)。吴文藻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其用意“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提高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的能力和分析文献资料的能力。在燕大期间，费孝通“读了我(吴文藻)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吴文藻自传》)。
　　以吴文藻为首的燕大社会学社曾汇集了一批有志于献身中国社会研究的年轻人。社会学社虽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却是由有共同志向的年轻人组成的，向心力极强的群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九三五年费孝通出发“江村”，李有义出发山西，林耀华出发福建，廖泰初出发河北之前，《社会研究》发表的《送行》一文中看出。《送行》中说：“原野是最可爱的地方，是我们问题的所在，简单结实，那些从前只让太阳和月亮照到的社会事实，现在都在你们手下让你们支配了，世界只有一件事情最乐，发现事实，发现真理，留在后方的人只感到一股酸味儿，恨不能和你们携手同行。”“这次行程不叫你们去游山玩水，更不是请你们去欣赏自然，简单说是盼望你们在自己的社区里发现了人群共同生活的通则原理，人和人、人和环境的一切关系。”(社会学社：《送行》，载《益世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十二版)。将《送行》视为中国社会科学史上的一首壮歌，也许并不过分。如果说，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到实地去”还是一句口号，那么从一九三五年起，这个口号在社会学社变成了实际行动。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做出了成绩：除了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外，林耀华写出了《金翼》，廖泰初写出了《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留学英国期间，费孝通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费孝通：《关于实地研究》，载《社会研究》，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四期)。这个学术团体影响了费孝通，费孝通也给这个团体注入了生机，“他的继续不断的努力成了同人兴趣的中心”(见《送行》)。社会学社誉他是“一只陷阱压不死的活老虎，到处给人奇特和惊奇，他的能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还有那看不见的能量，朋友们都敬重他”(见《送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费孝通和他所处的社会学共同体的意义。这个社会学共同体既影响了费孝通个人，也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反之亦然。理解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气氛是理解费孝通思想风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马林诺斯基将其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布·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因此，当下中国，土地和房价问题有深刻的财政体制原因，财政体制背后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这里还要算一笔账，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与二十世纪美国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美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规模小，因此公共服务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发生了土地的投机和暴利;二是美国城市化率速度慢，平均0.43个百分点。城市化率速度慢自然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压力就小一些。
　　但，中国目前的房价过高，绝不能仅仅归咎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方面的，也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特有矛盾造成的。有些问题与历史上的发达国家有共同之处，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一个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说法。
　　让我们回到张五常先生所说的真实的世界。学者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很容易，学者除了对事情本身的切片素描外，还要进行历史的、理论的等方面的分析。这是学者的基本责任。
　　只有真实世界的知识才能造福人类
　　将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变为寻求民族出路的办法，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人们普遍认为“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须先根本上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可若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内容，非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他们呼吁：“在中国现在的局势下，我们怕是即使人人都有热烈的情感和真挚的态度，要改造中国，单因了对于中国社会没有正确和充分的认识，将会达到和希望相反的结果。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送行》)一九三三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社主办的《社会研究》发表了一个宣言，声称：“社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挽救这沉沦之中的中华民族，我们以为任何可以实行的方案，其规定的办法，一定要根据以明了的事实……社会改革的方案若不根据于广博的社会知识，其造孽的程度将远于小匠造大屋。但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略了。”(社会学社：《我们的自白》，载《北平晨报》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中，会有一些比较前进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工作，对于“学术的价值”和“以学术为业”提出一些和当代一般人极为不同但却有着关联的看法，以至于整个看来，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又遭到人们的批评。任何一场思想方式的变革，哪怕是仅仅超出了传统一小步，都会引起抨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是这样一个时代，五四运动社会思想的基本假定在其发生后不到十年受到了重新评估。而在这一重新评估中又出现了影响到现时代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就是用实地研究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及其出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思想界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革，这种情形除非我们回溯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文化特征以及它在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蜕变，否则，在其他任何时间和空间中再也找不到了。
　　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审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由表层深入到内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三次论战和“新启蒙运动”中看到。但思想上的批判并不能代替行为上的批判。而且行为上的变革绝不是立刻发生在思想变革之后，它往往发生在思想变革的许多年之后。那些思想革命的先驱者也依然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和行为之中紧紧地打下那个社会结构的烙印，甚至表现在他们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假定上。二十世纪初以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既可以从那个时代的变革中找到它的影子，又可以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及其结构，甚至在东方文化及其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
　　韦伯说：“学术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号，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符合逻辑和方法论，这也是我们确定科学的基本方法。但是，全部科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进一步的分析应当是：从学术工作中得出的结论，有重要的知识价值。”(M.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3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虽然知识的价值已经不是学术可以证明的，必须按照它的最终意义来解释，它的最终意义在于它的应用性。科学的贡献在于它帮助人类明了事实，“同时也就达到了科学的界限”(同上书)。科学只有在帮助人们明了事实的情况下才是达到了自己的界限。而这里已经涉及学术工作者的道德问题。以学术为业的人，必定以专职的收入来保障研究工作，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所有从事学术的人都会有同一目的。
　　我们且将学者按其目的分成三类：一类是为生计，职业就是研究本身;第二类是“为研究而研究”，全部研究的意义可以以逻辑和方法论为标准，得以说明，职业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保障;第三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而进行的研究。韦伯认为，对于科学或学术的态度是一个有关科学家的人格问题，“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在他看来，“人格”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献身于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在韦伯对人格概念的分析中，有着不同的意义，他首先是在伦理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并将其定义为“与一定的最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内在的牢固关系，它寻出有目标的人生与合目的的理性活动”(W.施鲁赫特：《以学术为业》和《政治为业》)。从人格上来理解人们的科学行为也只有在伦理层次上才有意义。他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只有能为人类造福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而只有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家的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和合乎规范的。这样，关于学术价值观的研究将我们引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人生观。
　　学者的理论只有变成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时，才能被检验。理论在被确认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实践对于理论的要求是：它必须在严格的方法指导下，经研究者在实地中不懈地努力而形成，这里不存在学科界限，只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9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实际的理论才能说服千百万人民群众。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社会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并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现实任务是什么?

文章来源：凤凰网

[ 本帖最后由马衣努于 2010-5-11 10: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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