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寿者仁：成功学者的成功秘诀　

　　
所有的学术史，都是回溯性的。学者们发表的论文，犹如射出去的箭。箭射得准不准，并不由射手说了算，而是由读靶人说了算。学术史家就是读靶人，他们会把靶心画在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上，而不是画在作者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上。尽管许多学术史家非常努力地试图阅读和理解前人的作品，但他永远不可能回到前人所处的学术生态，他只能凭自己的想象，从后叙的视角看待前人的工作。

在学术史家眼里，文章无所谓好坏，只有意义高下和影响大小。所有的文章，都只能在历史的年轮中刻写它的价值，离开了它所处的时代，其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吕微曾经感叹“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假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顾氏为后现代学术的一代宗师”[1]，可是历史无法重来，当年顾颉刚的理论没能传入西方，今天以及将来，顾颉刚都难以重登后现代宗师的宝座，后人只能为此扼腕叹息。

能够成为研究范式的优秀成果不仅取决于成果本身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著作者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相近学术水准的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还是一般期刊，效果大不一样，前者犹如“一朝选在君王侧”，后者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同样的文章，署名钟敬文或者张三李四，效果也有天壤之别。

一个学者成为学术领袖之后，自然要对许多一般性的学术问题表态或者发言，这些表态未必是个人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成为后学引证的经典。一句人人都能说出来的话，经了领袖之口，意义大不一样。“在民间文艺学界除旧布新的学科建设时期，钟敬文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加强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以及民间文学与交叉学科的关系。这样的倡导，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十分有益的。”[2]
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提倡，钟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的，所不同的是，这些话只有经了钟先生的口，才具有号召力。

一个青年学者若想速成为知名学者，必须与时俱进，选择适合于当前形势的发展道路。时代不同，学者成名的方式很不一样。1920年代是个学术大革命的时代，新的学术范式俱在酝酿之中，这时，只要积极参与这场学术革命就是胜利。早期民俗学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张清水、娄子匡等人，都是以积极参与民俗学运动而知名的。1980年代是民俗学恢复期，最好的成名方式是编教材，谁能够把1949年以前积累起来的民俗学知识普及到广大学生中间，谁就是胜利。这一时期最活跃的几位民俗学家如乌丙安、陶立璠、段宝林等人，都曾先后编写过一批影响较大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教材。

1990年代进入了民俗学的发展期，这时的民俗学教材已经多如牛毛，最好的成名方式是出版专论，大批钟门弟子如高丙中、色音、杨利慧等人的涌现，正是通过出版优秀博士论文而成名的。进入21世纪之后，教育部的各种学术评估体系越来越发挥作用，高校开始出现重论文而轻专著的倾向，于是，提高自己在核心学术期刊上的曝光率就成为青年学者最好的成名方式。

多数优秀成果都难以在发表的当时得到广泛认同。一个学者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总是写于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些成果还难以被广泛阅读，而当他获得了崇高学术地位的时候，一般来说，他已经到了写不出最优秀论文的年龄了。

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与超常的智力水平，还需要作者具有充沛的体能。作者不仅要有足够精力去田野作业或者爬梳文献，还要有足够精力来专心长考，他要有足够的体能经受失眠的煎熬，他的腿要勤、眼要快、精力要集中。一个年过花甲或者养尊处优的成名学者已经很难再经受这种体能和智能的折磨了。

但这并不是说，花甲以上年龄的学者就已经失去了学术价值，恰恰相反，这个年龄的优秀学者已经功成名就，正处于广受尊重的年龄，此时正需趁热打铁，好好经营自己的学术成果。他们过去的优秀成果常常被一些青年同行或者研究生视作研究典范，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推广那些成功的经验范式，指导青年学者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当他们更老一些的时候，已经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学生还将把这些经验范式进一步推广到更年轻的学生中去，实现其薪火相传的学术理想。

优秀业绩只是成就一个学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学者若要得到广泛的阅读认同，他还必须活得足够长。陈平原在《不靠拼命靠长命》一文中提到：“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真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3]

传统学术史都是以名家名作的方式来书写的。我们往往是先确定了名家，然后再按图索骥，回溯其名作。名作的确立，又将进一步确认作者名家的地位。一个活得足够长、学生足够多的学者，哪怕是早年的稚嫩之作，都会被弟子们翻出来，当成经典文献重新出版。“在动荡多变的近代社会，长寿者本身就是国家历史的缩影。更重要的是，长寿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有可能影响历史研究的趋向，同时既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叙述的制造者。”[4]那些被钟先生自谦为“描红格子”[5]的少年习作，多被当作中国民俗学的早期经典，从各种旧杂志中翻出来，与时俱进地赋予新的意义。一个学者一旦成为仁寿的学术领袖，他过往的学术成果也必将被弟子们“层累地叠加”许多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丰富内涵。正如黄苗子郁风夫妇给钟先生奉上的祝寿辞：“三千弟子半耆宿，一代风骚拜老成。”[6]

相反，如果一个学者过早退出了学术共同体，他不能在历史舞台上持续曝光，那么，他早年的学术成果也多半只能随之退出后人的阅读视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董作宾的《看见她》、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其学术价值堪称1920年代的民俗学代表性成果，甚至还在钟敬文同期成果之上[7]，但是，由于两人很早就退出了民俗学界，今天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优秀成果了。





[1] 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02期。

[2] 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01期。

[3] 陈平原：《不靠拼命靠长命》，《瞭望》1988年44期。

[4] 刘一皋：《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困惑——以梁仲华为例》，《历史学家茶座》第九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6] 陈芳：《钟敬文：从“五四”走来的中国民间文学泰斗》，《纵横》1997年09期。

[7] 钟敬文先生在谈到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的重印问题时，曾经对笔者说：“告诉叶老师，我那几本书不要重印，那都太幼稚了，顾先生、容先生的作品比较成熟……我不是谦虚，我没必要谦虚，这是实事求是。”（钟先生病中谈话录音，2001年8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