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是眼下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冰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按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的看法，散文家都是天然的文化地理学家，这话不无道理。古今一理，现在张承志有一本散文集叫《大地漫步》，可以说是个很地道的文化地理文献，里面体现的概念、思想不少都是西方文化地理界正在时髦的东西。张承志没有特意去念人文地理，他只是真心地同大地交流，读大地中蕴涵的历史故事与民间风情。还有刘东再上景山的感受(见刘东《浮世绘》)，都是“无师自通”，做出了美国文化地理中很热门的“解读景观”(the reading of landscape)的事情。
人文地理学这个学科之所以有它的独特地位，是因为从事此一学科研究的学者宣称他们与一般地理学家不同，能够对人和文化的精神加以关注。然而，在一个世纪的实践中，人文地理学者不但没能真正体现他们原本许诺的人文关切，而且还不断复制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论。理性论主要表现在两种思考方式上：第一是认为受科学训练的“知识者”可以站在“充分客观”的角度理性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第二是认为“知识者”和被研究者均是“理性人”，他们的认识和实践均由一种所谓的“实际的理念”促成。(Sahlins，1972，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从三种意义上讲，经济中心的功能可以说是基本的要素。第一，集镇和商城是物资、服务、金钱、信贷以及追求生计和利益的个人的流通渠道之关键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商业中心吸引了其它类型的功能，因而，地方的宗教区域、学校的生员分布区、司法辖区都显著地与贸易中心的腹地相对应并反映贸易中心的枢纽地位。第二，中心区位有利于经济剩余价值的抽取，也有利于政治体制的运作。因此，政府往往把力量集中在商业中心以图调控生产和经济交换方式并抽取地方的财富。秘密社团和其它类政治机构的大本营通常设置在集镇与城市之内，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竞争大多是为了控制市场和其它经济机构。同样地，帝国的区域行政通常围绕着新成长起来的贸易中心而调整、重组它的首府。第三，比起行政流动和其它都市间联系的机制来说，贸易显然是塑造中国城市体系的更为有效的途径。贸易可能是因为区域行政体系的薄弱而显出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贸易比行政来说，更加显著地受地貌的制约，因为它对代价距离(cost distance)很敏感。因此，在塑造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地貌制约与贸易模式倾向于互相强化。……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注意到，行政首府仅仅是经济核心地点的副产品。(Skinner，1978，“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local systems，”in Studies of Chinese Society ，Wolf ed.Stanford ，p.2)
讲了这一大堆话，无非是想说明，施坚雅理论的误区实际上代表了理性地理学的误区。正如施坚雅的理论一样，地理学研究向来忽略物化的经验事实之外的另一种经验事实，即文化解释-宇宙论和空间的社会内涵。也就是说，地理空间并非脱离人的观念解释体系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外在因素，而是人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内在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家邓肯(James Duncan)指出，人对空间景观的解释可以分为三类：(一)处在一定空间场合内部的人对空间的解释；(二)处在该空间场合之外的人对该空间的解释；(三)研究者的解释(Duncan，1990，TheCity as Text，Cambridge)。如何沟通这三类不同的解释是人文地理学者的新任务。一些社会理论家已经强调指出，对于人来说，空间更多地具有社会性和权力符号意义。因而，对地理空间的社会科学解释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对社会构造和权力生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