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在西方越来越受到质疑。后殖民批评家霍米·芭芭(Homi K. Bhabha)曾对本质主义民族叙事的内在矛盾性进行过深人分析，并对民族叙事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民族叙事与殖民话语具有相似性，都是围绕权力的话语构建，但民族主义话语貌似平滑的叙李却被“双重叙事”所撕裂。一方面，民族叙事是“教导性”的，它宣称民族的固定起源和历史的连续感，将现有的人民与先前若干代成员联系起来从而构成民族统一体，以确保民族国家作为中心社会历史单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种“教导性”的叙事是由连续累积的“暂时性”所形成的，给人一种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线形运动感，比如部族的故事提供一个关于民族共同命运的谱系阐释。在“教导性”话语中，人民是民族主义话语的客体，是民族传统的被动接受者。另一方面，民族叙事也是“操演性”的，民族传统必须不断地被表演，民族统一体的标记必须不断地被刻写，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片段必须被不断转化为统一民族文化标记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提下，人民是民族主义话语的主体，主动地参与到民族统一体的标记与民族传统的生产过程中去，如重复讲述本民族的历史、举行各种仪式、定期纪念本民族的伟大人物等。强调民族叙事的“操演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彰显处于“规范”和“限制”边缘的人们在民族叙事意义的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性与能动性。同时，民族叙事的“操演性”使得民族内部的差异浮现出来，挑战了民族统一起源的神话。民族叙事内部的对抗性打断了民族叙事平滑意义的生产，显露了不同经验的“在场”。因此，芭芭认为“民族记忆是历史杂交和叙事错位的场所”。这也表明，排斥某些群体加人民族叙事意义的生产的企图是永远不可能充分实现的。芭芭宜称，从来都没有一个连续性的宏大的民族叙李可以囊括这个疆界内的所有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盗界内的边缘民族或种族来说，认识到民族叙小的内在对抗性是十分有意义的。
西蒙·吉肯迪(Simon Gikandi)在他的新书《英国性的地貌：殖民文化下的身份书写》(Maps of Englishness: 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中认为，“民族主义不应该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殖民统治完结之后的替代模式”。由此可见，在解构殖民主义的高潮过后，出现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去魅化”运动。这是因为，当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一些无法解决的内部问题仍然需要这些国家去面对。正如布鲁斯·金所说，有些群体在号称代表群体人民利益的民族国家内部继续受到压迫，他们在独立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语)是民族叙事构建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强有力的基石，同时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虽然在联合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通过忽略性别、种族、宗教、种姓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来建立同质化的“想象的共同体”，但许多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与威胁国家统一的内部差异作斗争。这表明“民族”这个概念天生就存在问题。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13alibar)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Racism and Nationalism)一文中说，前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变成了统治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与本质主义民族身份的神话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这种语境下，本质主义民族叙事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疆界内的民族枯英或既得利益者所利用，以获取他们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如，民族精英有可能以反对“新殖民主义”及“霸权主义”为旗号，以维护本国的“绝对主权”为幌子，不受约束地剥削与压迫本国疆界内的特定群体;或者通过制造与外部民族的冲突来转移内部的矛盾，维持自己的统治。
二
查特吉在他的著作《民族思维与殖民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中说：“西方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中人类追求的一套理想有很大的关系，欧洲民族主义是欧洲工业化与民主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民族主义代表了人们对于自由与进步的共同渴望。”可是，资本的扩张腐蚀了人们的理想。西方殖民主义者将民族主义作为“自由”、“正义”的“十字军”旗帜，来征服所谓的“无知”与“野蛮”的东方民族，由此播下了人类彼此仇恨与相互使用暴力的种子。
在反殖民民族主义“三段论”的第一阶段—离开阶段，反殖民民族主义出现。它接受“现代欧洲文化拥有的优点，接受欧洲文化中进步的科技。而这些方面是东方前现代文明传统所缺乏的，因而注定了东方在与西方范民者的相遇中的从属地位”。此外，虽然欧洲文化在技术层面上是进步的，但是东方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占有更高的位置。反殖民民族主义在第一阶段的目的是将西方的技术同东方的精神结合起来，而这一目标的追求者主要是殖民地的民族精英。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操演阶段，反殖民的民族精英对于自己在殖民机构中的从属地位不满，试图利用大众驱逐殖民者，重新获取自己在前殖民时期的权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民族精英试图发动大众，但同时又要确保大众远离权力的中心，从而在未来服从自己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民族精英借用甚至强化民间流行文化，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复兴本土前现代文化来对抗西方的现代性，而是为了以“本土文化”和“本土主体性”为“神主牌”来赢得本土大众的支持，以便顺理成章地为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接管政治与经济控制权提供合法性。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第三阶段—到达阶段，由于第二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统一、理性的话语在殖民地出现，民族精英宣布他们的利益与大众意识是一致的，从而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疆界内用一个相同的政治目标将社会各个阶层联合成为一个统一体。但是法农在《民族意识的陷阱》( The Trap of Nationalisms)一书中警告说，精英与大众的联盟政治掩盖了联盟内部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