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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海洋]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10-1-17 12:26     标题: [张海洋]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

　　

好想的摩洛哥与难说的拉比诺

——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反思问题
　　
　　
张海洋


　　
　　
　　一
　　
　　按照“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中国大学之道，我们在读《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这本书之前，先得温习格尔茨《文化的阐释》里的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在那本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是作者对巴厘岛居民斗鸡场景的深度描绘和丰厚阐释。其间有格尔茨夫妇通过跟居民一块儿狼狈逃避抓赌，竟使工作局面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的佚事。第二个在开头一篇，讲的是法国殖民统治末期的摩洛哥故事:两个跟穆斯林柏柏尔人打惯交道的犹太商人夜投野店。一群柏柏尔牧羊人见财起意，杀人越货。两商人一个丧命一个乘夜色藏匿。财货被牧羊人席卷而去。天亮后，拣得活命的犹太商人一不报案二不逃命，反而只身冒死追上行凶者去论理。结果是一场天方夜谭:人多势众的行凶者按照部落习惯法，没有乘机把商人做掉灭口，而是容他取回了财货，还眼睁睁看着他挑拣出一大群肥羊赶回城去作抵命之资。城里的法国殖民官认为这结局不可思议，遂以通匪嫌疑把这个不幸而幸的犹太商人投入大牢，闹了个幸而不幸。
　　
　　格尔茨揭示这个案例的道理:当事三方各有行事的规范。但不同规范只有在行事主体认为合适的时间、空间和场景下才会得到遵从。时空场景有变，行事主体的认知和认同即使不变，事件的结果也会不同。何况行事主体作为开放的社会动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格尔茨的故事给中国的《易经》做了一个注脚:人世间出人意料的事儿，原因大抵不外乎行事主体之“多”与事件环境之“变”，再有就是行事人欲有所为而结构场景令其无能为力的尴尬。人要想事事遂心或“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要学会见微知著和看风使舵的本事。但这本事要人时刻不停地格物致知，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认同。那代价之高，也没几人真正肯付或付得起。结果，大家还是会选择省心，照文化规范行事。
　　
　　人类学作为研究文化、理解人性、阐释地方知识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学科，因此就离不开对具体时间、空间和行动主体的经历及其社会处境的把握。由于时间、空间、行事者的经历和处境都如此重要，实践的过程就一定会影响事件的结果。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主体的他者，必然涉及多样文化、多个主体(研究者与对象，研究对象的其他对象、大家共同面对的对象如当地警察等等) 和多样的环境条件。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行事主体就会随其所经历事件的过程和时空场景而有了极大的可变性。那道理就跟歌儿里唱的一样: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还转，云不转那风要转，风不转那人也转。时空条件的多样多变与行事主体的能动，从来就是开放社会人文学科的最大难题。
　　
　　这个结论看来平淡。但细想起来，人作为由社会形塑出来的动物，既要保障生存生育又要追求意义和价值，既要身心安泰又要赢取他人的理解、承认和尊重，其命运也就只能如此。有了这个列维- 斯特劳斯式的“结构”垫底，我们再到特定的时空里去理解和阐释特定社区人的处境和心态，也就有了一些依据。学科里因此才有了那么多把调查和研究都做得很好的前辈。要而言之，人类学要研究人的社会文化实践，就要带着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反思和问题意识，到目标社区去体察(参与观察) 和聆听(焦点访谈) 他者的处境和需求，领会和描述他者的经历，了解目标社区和结构性事件的时空场景及其过程，呈现和阐释行事者行动的意义体系和结构条件，写出好的民族志。如果没有对于主体意义、结构场景和事件过程的深刻理解，我们的研究导向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应用，都只会事倍功半或南辕北辙。
　　
　　
　　
　　二
　　
　　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作业反思》在两方面跟格尔茨和他的故事有关:第一，拉比诺是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时教出来的学生。他的这份“摩洛哥田野作业”是从格尔茨手上领来的活儿。由于格尔茨不久就去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 t he Instit ute for Advanced St udy ， Princeton) 做他的专职研究教授，所以拉比诺即他为数不多的及门弟子之一，也是他的关门弟子。第二，拉比诺要反思的“田野作业”地点，就在格尔茨故事所讲的摩洛哥乡下。拉比诺在那儿调查的塞夫鲁乡村文化习俗，都与柏柏尔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比诺调查塞夫鲁乡下时，格尔茨夫妇正在调查塞夫鲁镇居民的生活。后来赫赫有名的格尔纳( Ernest Gellner ) 也在附近研究柏柏尔人。总之，他们是在同一个新兴阿拉伯国家做着同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比较研究项目。讲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就要讲那个古老而擅长造神和敬神的闪含语系。闪含语系的家园在西亚和北非。它有东、西两大分支:东支闪米特语族的民族主体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由此往东到伊朗和印度或往北到欧洲，就是印欧语系的天下。再往东北走，从土耳其开始就进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地盘，可以一直连到中国的河西走廊。印欧语系跟突厥语族中间还有一个高加索语系，那是格鲁吉亚人和车臣人的语言和国度。西支含米特语(族) 的主体民族主要有古埃及人和柏柏尔人。其内部又分北、东两支。埃及人是东支代表，柏柏尔人是北支代表。但在种族上，埃及人和柏柏尔人又都属于主导西亚和北非的欧罗巴人种。再往南穿过撒哈拉沙漠到东非、中非、西非和南非，才是真正的黑人非洲。黑非洲是早期人类的故乡，其文明形态别具一格。它把亲属组织和文化规范看得重于国家组织和宏伟建筑。但由于人类晚期历史偏爱起集权程度高和技术发展快的文明，所以黑非洲才先后成为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角逐的场所。
　　
　　今日北非各国的主流社会都已阿拉伯化。柏柏尔人也从公元7 世纪开始受阿拉伯人支配，皈依了伊斯兰教，变成了北非穆斯林民族集团中的逊尼派。但由于柏柏尔人长期在山地从事畜牧，历史上建立过柏柏尔国家，现在仍实行很高程度的部落自治，保持民族传统习惯较多，所以他们仍是西北非洲几个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马里的少数民族。今日柏柏尔人多半在山地或绿洲从事农牧业，保持父系家族制度，有把岩石古树或高地当做守护神祭拜的习惯，但也有了很发达的伊斯兰圣徒崇拜。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人联想起中国西北穆斯林门宦的传统社区。
　　
　　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角，面对大西洋和直布罗陀海峡，扼大西洋通地中海门户，自古是欧亚非三大洲人文交流重镇，也因此而一再引来周边强国的扩张和移民。古代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古罗马人、阿拉伯和近现代的欧洲人都先后来此殖民。1956年，摩洛哥从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1957年建立君主立宪王国，1958 年与中国建交并保持良好关系。今日摩洛哥领土459 000 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地区) ，人口近3 000 万(80 %阿拉伯人，20 %柏柏尔人) ，阿拉伯语为国语，法语为通用语，伊斯兰教为主导宗教，拉巴特是其政治首都，卡萨布兰卡是其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今日摩洛哥王国对外开放对内开明，注重人文建设、扶贫均富和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第61 。
　　
　　综合上述资料，我们构拟今日摩洛哥情况是:相当于中国云南省的面积，接近于中国西北山区的地貌和人口(但有1 700 公里面对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沿线和沿海低地) ，相当于前两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1 700 美元) 但增长速度较慢。至于拉比诺1968～1969 年做调查时的摩洛哥农村社区，我们也可做如下推想:今日中国甘青两省边地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社区的生计方式、生活水准、社会开放程度和居民急于致富的心态，加上外国殖民经历，并把当地人对发展的乐观预期，换成一种想发展没机会，或曾经为固守社区传统而错过一次引进发展项目的机会，但仍然要打起精神把日子过下去且要恢复社区传统的心境。如果再有几个在当地开店谋生的外来移民和外出经商打工或求学的村民，那情形会更为逼真。
　　
　　用这种“乾坤挪移大法”来构建本书的阅读背景有什么学理依据? 拉比诺回答:本书使用的是现象学方法，研究的是阐释学问题。他引述利科，说现象学是一种过程描述:描述先在的意识如何影响文化行事者当前的行动，当前行动又如何使其发现新意义并将其作为今后行动意识的过程。简言之，那就是对主体的先在意识与事件的能动过程之间辩证关系的描述。阐释学的要旨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那就是通过把研究对象主体化而把研究者自身客体化的办法，来达到理解对方、反思自身和追求互主性(inter subjectivity) 的目的。这正是人类学的真谛真趣。那我们构拟摩洛哥行事主体的处境和心态，对读者又有什么好处? 笔者回答:它能让我们远离把概念当事实的唯理论误区，从而把眼光更多地集中在社区行事主体上，把心思更多地用在对他们的理解上，从而使学术灵感的猫头鹰能在实践和反思之后飞翔起来。此外，文化传统的延续和社会变革的需求，是大家都在面对的课题。
　　
　　接下来再看书里的故事就很简单。作者在“引言”和“结论”两处都交待得很清楚:一个对自身社会感到厌倦和失望的美国年轻学人，凭着他在芝加哥大学学来的人类学知识和讲法语的能力，出走到刚刚获得独立不久的摩洛哥去做实地调查和精神朝圣，想在异国他乡阿拉伯部落社区去看别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为了进入作者心中的麦地那，一个由宗教圣人后裔和仆从组成的社区西迪·拉赫森村，他不得不由表及里、一层一层地穿越各类中介者。在这个漫长而令人兴奋的穿越过程中，他自己的心态也有了始料不及的变化。
　　
　　作者接触的摩洛哥社会最外层是一个开旅店的法国失意商人理查德。他身在摩洛哥却是局外人，或者说是法国边缘人。第二层是摩洛哥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文化掮客，作者的阿拉伯语教师易卜拉辛。他是摩洛哥边缘人，但已能让作者领教到摩洛哥人的他者性。第三层是来自西迪·拉赫森村的塞夫鲁居民阿里。他是当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区之间的中介，因而能把作者引荐进村里。到此为止，作者遇到的都是起桥梁作用各种边缘人，但个个都有影响力。终于进村，他又开始感受目标社区的能动性，即村民对外来人的控制力。为了接近社区文化的核心，作者明智地接受村里人对他的种种安排，忍受资讯人和村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汽车的种种利用。经过重重的复杂博弈，他终于被社区勉强接受并得到圣人后裔作为资讯人，因而大体知道了村里的社会脉络。此后他就开始兴味索然，转而追求对社区的超越，更多发展跟村里的其他另类人交往，包括那个回村度假、希望复兴社区传统并为此回村找寻宗教智慧和力量的大学生本·穆罕默德。他俩成了个人朋友，但各自的文化传统又界定了两人间的分歧:“彼此而言，我们都是深层的他者”。“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
　　
　　至此，作者完成了一个像剥洋葱那样由表及里去认识他者，又从里向外来反思自身的循环周期。在此过程中，他攻克了当地人引为自豪、认为坚不可摧的阿拉伯文化三重堡垒:语言、女人和宗教。他学会了阿拉伯语，接触了当地女人，又与村里的圣人后裔深度探讨了伊斯兰教。结果他发现，世界上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因而也都是对方的他者。这个他者性的本质“， 是不同历史经历的总和”。“隔开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过去”。“不同的意义之网分割了我们”。但今日的全球化又使“这些不同的意义之网至少是部分地互相缠绕在一起。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差别，对传统赋予我们的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时，对话才可能实现。我们于是开始了各自的改变历程”。这就是保罗·拉比诺对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成果。2007 年的中国学者不会感到这成果有什么石破天惊之处。拉比诺的经历和道理对于讲了几千年“推己及人”和“吾日三省吾身”传统中国人而言，肯定是既不费解也不难表述，尽管西化了的现代中国人做起事来可能另有一番模样。例如，中国的公众和公务员在跟社会底层、边缘和弱势群体打交道时，毕竟还会很自然地把他们看成学生或救助对象。老师没有向学生交待身世的义务。救助别人的人也没有反思自身的必要。但过去几十年的人类学里毕竟有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有了马林诺夫斯基用波兰文写的《田野工作笔记》，后来又有了弗里曼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还有了那个喜欢搞笑的英国人奈杰尔·巴利为解构人类学田野工作神话而专门写成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日记》。
　　
　　但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做调查的时间是1968～1969 年，当时他24～25 岁。1977 年本书初版时他也才33 岁。那时的主流人类学家多半还视田野调查“如鲜血之于祭坛”，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主体之于客体，先知而后觉。拉比诺针对这种成见提出一个新信条: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是平等的实践主体。人类学调查如果只是想着窥测他者的世界，抓取目标社区材料来作主观的分析、解释并贸然建议整改，既不向目标社区和读者交待自我的认同和反思自身社会文化的局限，也不去理解当地人行事的主观道理和客观情境，那就是不可接受的田野工作，就不能通过这个学科的成年礼( rite of passage) ! 十多年后，拉比诺的这个信念作为反思人类学的成果，通过新锐同行马库斯、费希尔和克利福德等编写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和《写文化》等著作，多半已成为学科前沿的常识。真正难说的倒是拉比诺其人。我们难说他的原因有二:首先他一直被一种超越于学科之上的哲学问题意识和社会使命所累，忙于在后现代几个领域里追奔逐北，迟迟不能明确自己在学科传统里的定位，遂使他的形象模糊多变、难于刻画。二是他虽然讲究反思却也心高气傲，一直很少讲个人身世。他虽然做过反思人类学的幕后推手，但很少操刀陷阵(为福柯做马前卒时除外) 。他研究现代生物技术的著作虽然被译成了法、德、西、葡、华、日、俄等7 种外文，但因为不能跟同行的作品对照而算不上学科典范。跟他要好的几位学科高手多半是说起话来喜欢绕绕乎乎的后现代阵营中的人物(试读布迪厄为本书写的“跋”) 。因为他在美国人类学界一直属于探索前沿的侦察分队而不是后面的主力部队，所以他在学科主流里的地位虽然不低但也不髙。中国学界是经过20 世纪50 年代的院系调整、思想改造和20世纪60～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要消化被拉比诺视为保守派老营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执安大学那样的人类学主流尚且费力，因而对他那属于后现代少数派阵营的14 本著作和近百篇论文至今就很少译介。
　　
　　其实，拉比诺的学术简历用10 号英文小字打印在B4 纸上也有16 页之多，说明他不是等闲之辈。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年就出过他1996 年发表的西塞特公司民族志《PCR 传奇:一个生物技术故事》的中译本。总之，在中国做文化人类学的同仁到今天还不知有拉比诺这个同行前辈，也迟早会感到汗颜。
　　
　　
　　
　　三
　　
　　好在拉比诺30 年前写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今天终于要出中文译本。耳顺之年的拉比诺也终于表示出愿意回归学科传统、跟同行对话交流以求共同引导学科前景的意向。我们因此才有缘看到他2006 年4 月发表在互联网上的那篇题为“迈向人类学实验室的步骤”的长文。这篇文章加上他的主要著作目录和他那张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人类系网页上的标准男一号照片，再加上笔者从金克木先生书里学来的一点儿侦探式阅读方法，终于能勉强地把他的学术身世和志向作如下一番“浅描”。
　　
　　根据简历，我们知道拉比诺1944 年出生，籍属美国。他的青少年在纽约市犹太人社区度过。1958～1961 年在斯泰弗森特(Stuyvesant) 高中念书，家资应不低于中产。他1961～1965 年到芝加哥大学学哲学，听过汉娜·阿伦特讲黑格尔《现象学》，说明他天资不薄，志向不小。1965～1966 年，他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校交流一年，学会了用法语写作。1966～1967 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拿硕士学位，所学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此期间，他投到跟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人类学新锐格尔茨和施奈德门下。前者是美国的印度尼西亚研究专家、新兴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印度尼西亚与摩洛哥社会比较研究项目的策划者。他攻读博士学位的3 年( 1967 ～1970 年) ，就主要跟随格尔茨在研究摩洛哥人的伊斯兰教、社会生活与现代性当中度过。这3 年研究催生出他最初的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975 年出版的《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本书附录有其摘要) ，第二部就是1977 年出版的这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拿到博士学位的拉比诺先回纽约，在不太精英的纽约城市大学分校之一里奇蒙学院当了几年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70～1977 年) 。他这几年没有白过:先是扛着副教授头衔去导师格尔茨的普林斯顿大学做一年访问讲师(1975 年) ，又到伯克利校区参加国家出资专门为非精英(即没有研究生院) 院校教师举办的一期“人文学科研讨班”。他追忆那个研讨班的主持人是伯克利校区的罗伯特·贝拉，主题是“作为道德考察的社会科学”。那个研讨班使拉比诺把精英本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先跟同事威廉·苏利文联手编了一个《阐释社会科学》读本，又编了一部《作为道德探询的社会科学》会议文集。他通过结识于伯特·德雷菲斯而把自己的哲学知识接续到后现代欧洲，为后来跟福柯和欧洲后现代学者交往奠定了基础。最重要的是，他被贝拉看中。本书出版次年，他就被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人类学系聘为副教授，进入了这个由博厄斯大弟子克罗伯在美国西部创办的第一个人类学系，结结实实地打进了美国人类学精英圈。饮水思源，把他带进这个圈子的本钱还是摩洛哥田野工作。站住脚跟的拉比诺从此埋头苦干30 年，在两条战线上用力气: 一条是福柯思想研究和推广。他1979 年在斯坦福大学结识福柯，从此大量编写宣传福柯关于生命政治(bio - politics) 思想的著述，不遗余力地向美国人类学界推介福柯关于现代知识权力合谋通过控制社会来控制人的思想，最终在美国把反思人类学做出了一番气候。他本人也成为美国与法国和欧洲之间的学术桥梁。其作用和干劲儿一如20 世纪50 年代在法国向欧洲学界推介美国人类学的列维- 斯特劳斯。福柯1984 年逝世时，拉比诺已是美洲阐释福柯思想的权威之一。他因而多次访问法国，在那儿讲学、领奖甚至担任好几家研究机构的领导副职。这里固然有法国学界对他投桃报李的情分，但也说明他的福柯研究已不在法国同行之下。
　　
　　拉比诺在伯克利校区的另一条战线是借助福柯思想，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公司的生理和生态，特别PCR (聚合酶链反应，即基因扩增) 和基因组分析(即功能基因定位和解码) 技术对人类自由和人类道德的影响。PRC 技术成熟于20 世纪80 年代，基因组分析随之成为科学热门。这些技术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视角，为医药公司对症制药提供了靶标，也为有钱有权者控制人类的身体、思想、生命和生育打开了方便之门。拉比诺看出这东西对人类自由、人类多样性中蕴含的道德和尊严构成的潜在威胁，因而果断地把描述跨国高科技生物公司运作程序当做田野工作内容。他通过实地调查展示出技术、资本、媒体和广义社会针对人对健康的需求而博弈和忽悠的机制，旨在唤醒公众对资本和生物技术控制人伦和人命这一危险前景的关注。基于这两项工作，他在喜欢革命的伯克利校区文化人类学系坐上了头号教授的交椅，成了美国著名的医学人类学家，还作为后现代人类学代表担任了学校和国家许多机构的委员和顾问。目前，功成名就的拉比诺仍然坚持为本校学生上课，每周三下午3～5 点开门接待学生，证明思想前卫的人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在网页上自述研究兴趣如下:
　　
　　
　　
　　“我的工作始终集中于作为问题的现代性。这是那些寻求应付其多样形态而生活者的难题，也是力求倡导或抵制各种现代权势和知识工程者的难题。这工作包括摩洛哥圣人后裔应付殖民和后殖民统治变化的方式，包括植根于法国社会计划宏大组合中的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广泛配置，也包括我过去10 多年对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技术后果———译者加) 的研究。”
　　
　　“我现在称这种方法为理性的人类学，即人类+逻辑。谁是我们要探讨的人类? 知识如何构成了他们并帮助他们去理解自身及其环境?”
　　
　　“目前，我的研究重点是后基因组和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我试图发明一个分析框架，将其用于理解生物政治学和生物安全等问题。我的另一个相关研究兴趣是当代人的道德处境，特别是注意其动因和动向。”
　　
　　
　　
　　我们根据这段夫子自道看出拉比诺在其学术生涯中用四个点走出来的一个菱形轨迹:第一步是起始点。年轻的拉比诺师从格尔茨做解释人类学，给它加上了比导师更强的道德感而形成了田野工作反思意识。他的这种意识与美国人类学中的后现代新锐潮流相互激荡，成为反思人类学的核心内容。他用文化的符号性支配来解释摩洛哥新旧社会延续与变革机制的做法也能被人类学主流接受。他因而进了精英圈。第二步是两个支撑点:而立之年的拉比诺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在美国宣扬和阐释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倡导思想解放和反控制意识;一项是在危乎高哉的分子生物学领域和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做田野工作，把向来以研究社会底层为能事的人类学转换成研究经济和技术权力中心的利器。这是他继前人揭示政治权力中心运作真相的《国会山上的部落》之后， 开辟了应用人类学又一个“上向研究( st udy up) ”领域。这一取向引领着今日美国应用人类学把包括肉联厂在内的大公司锁定为田野工作场地，通过实地调查描述和阐释公司运作机制、工人处境、公司与媒体的关联，以及公司跟消费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在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发展方向又不确定的关键时期，拉比诺的尝试对这里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应用研究都有启示。第三步是反思点:耳顺之年的拉比诺作为后现代学术明星著作等身、春风得意，但也要跟同行一起品尝近几十年学科道术分裂、人自为战、浪费资源、错失机遇，使前程扑朔迷离、不知所终的苦果，也要跟平民一起来面对从国家、市场和技术机器下的维护身心、重建道德和争取尊严的艰难使命和不测前景。他看出这不是个人能决出输赢的事儿，因而开始讲究慎终追远，回归学科传统，倡导团队研究意识和机制。他提出的方案是:对内参照列维- 斯特劳斯在法国创建的人类学实验室和格尔茨早年提出的跨国比较研究项目，对外参考政府政策研究室和大公司思想库模式，在大学之外建立多学科协调、课题分工、资料分享和聚会研讨的新型人类学实验室，从明确现实社会问题入手，以求得答案为目标。学者为此先要反思“现状的历史”和展望“近期的过去和可及的未来”以求取共识，并始终把关注点锁定在人类与人性、人的尊严和道德、现实社会中的剥削和支配以及人类活动的意义和秩序上。他相信只有建立这样团队合作精神和学科实验室机制，人类学才能在现代社会起到人权、人道、人伦和人格卫士的作用。
　　
　　拉比诺学术生涯菱形轨迹中的四个对角形成两组平衡对称:起始点的解释反思人类学对应于通过回归传统来创新学科知识生产体制的主张，后现代生物政治学对应于研究生物高科技的应用人类学实践。菱形的空心则是拉比诺的一块心病。它跟格尔茨难解难分。
　　
　　作为格尔茨屈指可数的学生之一，拉比诺的晚年回忆对导师有所感念也颇多微词。微词多半集中在格尔茨自行其是的个性，对集体项目的漫不经心和导致学科发展机遇丧失上。拉比诺认为他的导师格尔茨才华横溢且好运连连，但都因为他那孤芳自赏的性格和知难而退的作风而没能转化成学科发展动力。先是越南战争期间，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施奈德跟多数学生一起反对美国打仗，格尔茨偏以反共为名支持美国卷入。1967 年，格尔茨提出一个具有整合学科资源、积累研究资料前景的摩洛哥研究计划。这个充满创意的计划得到热烈响应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又因格尔茨中途变卦跑到普林斯顿大学而沉痛流产。普林斯顿大学让格尔茨干大事的条件比芝加哥更优越。那里的大把资金和自由体制足够让他协调同行重振学科声望。但格尔茨沉迷于个人兴趣和艺术家风格而不为学科筹划。更令拉比诺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格尔茨作为解释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却拒绝参加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学界因输入福柯代表的欧洲后现代社会思想而掀起的辩论和反思热潮。在贝拉因为倡导“道德的社会科学”而跟主张“用社会学解构符号霸权”的布尔迪厄打得不可开交时，格尔茨作壁上观。拉比诺这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出版时，贝拉和布尔迪厄都为此写了序言。格尔茨却力劝作者莫出此书以免自毁前程!透过格尔茨，拉比诺看明白了一个道理:维护人类道德良知的最终是集体的事业。这事业既需要个体艺术创作灵感也需要工业生产那样的集体协作。没有集体协作的个人艺术创新再突出，作用终归有限;没有艺术创新的集体协作容易流于平庸，虽然能有所传承但没有竞争力。总之，学科知识生产的道理跟人类文化的传承如出一辙。拉比诺没有讲马塞勒·莫斯在他钟爱的法国学术中所起的作用。但从他的设想中，我们能看出他对莫斯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肯为团队做马牛”的身影重现学科充满期待。
　　
　　对于格尔茨那种功成名就之后就去走独善其身的隐士路线的做法，他是深深地不以为然。但拉比诺责备前贤时也应想到，格尔茨当年放弃芝加哥出走普林斯顿固然有择木而栖的个人算计，但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不肯听话( unruly) ，师道没有尊严也应是原因之一。格尔茨当年也是从学生身上看出人心不古、大势去矣，才选择了那条隐士路线。
　　
　　格尔茨在普林斯顿遁世至今已经40 年。他在《追寻事实之后》中总结自己“两国四纪一学人”的学术生涯，用的仍是“我的城镇，我的专业，我的世界和我本人”那种令反思(和批判) 人类学家们深恶痛绝的口气。但经过40 年特立独行的拉比诺如今已经老成。他开始构思学科的认同和学科发展。我们希望这是人类学分久必合的好兆头。
　　
　　
　　
　　四
　　
　　本文是笔者应高丙中教授之约，为拉比诺教授画的一幅素描。跟多半读者一样，笔者也没见过拉比诺教授其人。读者大可以把它看成是笔者的一些个人感悟和理想。如果这份理想跟读者有些许接近，让大家觉得“心有戚戚焉”，那笔者当然万幸。如果它跟所有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笔者也只能用拉比诺给他第一部著作的命名《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来做托词:从摆在眼前的同一组象征里，各位看到了历史变迁，笔者看到了文化形态。历史变迁取动，重手段创新，结果人人不同;文化形态取静，重道德需求，结果大同小异。2004 年前的拉比诺看重的是前者，今天他看重后者。虽然前者跟后者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他自从进入学科之日就一直对于人类的“道德性”情有独钟也是事实。中国古人读《易经》，感其作者有隐忧。我们读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也会感到作者有不可名状的焦虑和隐忧。隐忧的根源是关切。任何人只要对人文社会长期关注，目睹人世纷繁变化，思考其可否持续的前景，反思自身在其中能起的作用和应该选择的策略，隐忧迟早会油然而生。
　　
　　今日中国唯物论当头，人人讲资源开发和物质生产。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几部经典虽然也讲利用厚生，却始终关注道德良知和人伦人道。结果它不仅传承了几千年，还保证了中国一直能生育出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如果古人也像我们今天这样天天讲开发，那我们能否看见中国的今日都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样保证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还能在一个有水喝和有人味儿的中国里过活。这样看，古人的忧思也是我们的。
　　
　　人类学确如泰勒所言，是“改革者的科学”。它既然是改革者的科学，内容就要与时俱进。今日中国的改革需要的不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而是能从社会发展转向文化生态学，能阐释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能重建有神社区，通过人人互惠和天人互惠来维护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文化再生产论。中国古人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用心在此。拉比诺的隐忧在此。我们的期待也在于此。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微，允执厥中!
　　
　　
　　
　　致谢：本文是保尔·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文版的代译序。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商务印书馆李霞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陈韦帆和索南等的帮助，特此致谢。
　　
　　
　　
　　原文载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01期



　　来源：http://www.cranth.cn/0904/00050.html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1-17 14:27

本文写得非常精彩，文采与才识并茂，很有指导意义，我认真品读过不下六次。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1-6-7 22:02

人类学的魅力可能与以下三个方面有一定关系：一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二是跨学科、跨区域、跨族群的研究范式，三是因前两个因素促进了学科理论的与时俱进以及各个时代学术代表人物的层出不穷。尤其是田野成为人类学学科动力的源泉所在，田野既是实践，更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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