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的身份披得越久，对儒教文化的了解也就越深。帝国的世界观是由文明鼎盛的中央王朝和半开化或未开化的四方蛮夷所组成的，儒家士大夫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也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重心。
帝国的这种傲慢让利玛窦难以忍受，为了“归化大业”，他又不得不对此有所迁就。在肇庆绘制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担心，如果中国没有作为中心出现在地图上，而仅仅占据着一块不算大的地方，他就有可能会招来许多中国人的反对甚至攻击。他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许利玛窦并没有意识到，在批评中国人儒家文明的傲慢的同时，他本人不是也同样怀着一种基督教文明的傲慢吗？他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帝国寻求的是四夷宾服，利玛窦寻求的则是“归化”、“拯救”堕落的帝国。
基督教文明的傲慢与东方儒学文明的傲慢双重挤压着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们面前，他不得不伪装成一名饱学鸿儒，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谈论孔孟先哲，偶尔别有用心地在其中掺入自己的上帝——“归化”中国的方式，首先是自身的中国化。在自己的教友们面前，利玛窦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他们：儒教是一种距离上帝最近、谬误最少的宗教；儒士们的祭祖、祭孔不是宗教仪式，而仅仅出于孝敬和纪念，这些仪式与上帝的教义并不相悖。利玛窦的解释多半无效，他的个人名声在明帝国日益高涨，上帝的信徒却不见增多，教友们开始攻击他的传教方式，指责他离经叛道，谄媚儒教，试图把基督教儒教化，还有人传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中国做官，甚至还想篡位做皇帝。
为了达成一种高傲的目的（“归化”中国），却必须使用一种谄媚的手段（伪装成儒士），这本身就是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晚年的利玛窦似乎也觉察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已付之东流，无奈哀叹道：“以人的力量恳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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