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是中-欧对话中的两个要素。在语言学习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青年在出国潮中选择去欧洲各国留学，在所学语言国的语境中培养语感。但是，外语学习上普遍存在着适应经贸需要的商务倾向，而缺乏语言文学的扎实功底，更谈不上修辞学的造诣。总的说来，口语表达能力比以往强了，但动笔能力远远不够。原因在于忽视文学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修养；而不学文学不懂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精通一门语言的。且看，国内新闻媒体翻译错误层出不穷，以讹传讹。
譬如，法国有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叫“Le Point”，一直通译为《问题》出现在报章上。然而，“Le Point”并非“Le point de vue”（观点）之义，而是“faire le point”，即船舶在大海航行时确定自己所在的经纬度，弄准其地理坐标，故巴黎有人将之译为“方位”，与“观点”的概念蛮不是一回事，更不是“问题”。
新近，中央电视台又在报导一个被称为“恐怖的伊万”的人，让听者哑然失惊。电视台所说“恐怖的伊万”系指二战时德国一个纳粹典狱官，因对犹太囚徒残暴得此诨名，原文为“Ivan le Terrible”,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暴君沙皇“伊凡雷帝”，几年前却被我国媒体改译为“恐怖的伊万”，《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专文介绍谁是“恐怖的伊万”，而作者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得此绰号的历史人物究竟是谁。更严重的例子是，同一座国家电视台在播出巨型纪录片《大国崛起》时，竟然将法国雕塑家保尔·莫罗—沃蒂耶反对革命的作品“献给历代革命的受害者”作为“法国大革命纪念碑”展示在广大中国观众眼前。这样的历史误认，显然要比北京电视台把爱尔兰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误称为法国作家要严重得多。
自中国开放以来，欧洲歌剧接连搬进北京、上海舞台，推动着中-欧艺术交流，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语言文化的沟通问题。举一个实例，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世界著名歌剧《La Bohème》被译成了“波西米亚人”，亦即人们习惯称作的吉普赛人，就是一个语言文化上的误读。在普契尼的那部歌剧里根本就没有波西米亚人，或吉卜赛人的踪影，故事真正描写的是巴黎穷困艺人的生涯。普契尼的歌剧取材于法国十九世纪作家亨利·缪尔瑞的小说集《艺人生活场景》（《Les 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la bohème”一词专指当时巴黎境遇困顿，但崇尚自由的艺人群落，与吉卜赛人风马牛不相及。另外，在北京出版的《今日法国》，将马塞尔·卡尔奈导演的影片《Les enfants du paradis》（戏楼儿女）误译成“天堂的儿女”，将桑贝内·乌斯曼的小说《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神的儿女）直译为“上帝的木头块”。凡此种种，表明汉译者不十分熟悉法国和非洲的艺术历史和社会文化。
前几年，欧洲制订了将学习、教学与评估三结合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Le Cadre européen commun de référence pour les langues),目的在于维护欧洲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因为，各类语言形式对各种文化价值的构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不可能保存文化的多元化，这本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欧洲著名学者马克斯·穆勒说：“语言是化石哲学”。卡狄奈则具体论述过语言对尼罗河文明的影响。无疑，语言不仅表达生活，而且反过来对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化、民族构成人类世界的三位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是一个合而不同的联合体，其不同就表现在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