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些识者认为“内藤湖南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者之一,相较于传统汉学的闭门造车,京都学派强调亲临中国,感受中国的文化语境,将传统‘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文化语境实证’……”。 [109]“文化语境实证”的提法是否科学或是否能视为一种“科学实证法”,笔者对此抱有疑问,理由在于“文化语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非一门学问。不管怎样,“京都实证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的实证方法主要吸收中国清代考证学[110]兼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辅,已为世所公认。美国学者谭汝谦指出,东京与京都汉学之间的差异,最好的例证或许是在对中国考古发现的态度上。[111]言外之意是“东京文献学派”一般忽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和考古史料,相对而言,“京都实证学派”则对考古史料抱有兴趣。这是“由于中国学者学罗振玉的影响。”[112]加拿大学者福格尔(Joshua A. Fogel)亦指出,京大汉学应将其智识归功于盛清“考证学”,狩野与内藤使用之发展出汉学分支的“支那学”。[113]内藤湖南曾提出利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进行古史研究的“古典研究法”,并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14]对狩野直喜而言,严绍璗明确指出:他“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代考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一学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方面,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指原书前文述及的古义学派)中的实证概念,而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115]日本学者高瀬武次郎更是一语道破:“狩野博士的学系属清代考证学派。”[116]他“后来在京都大学与内藤湖南一道鼓吹清代考证学。”“他作为以清代考证学为主轴的世称‘京都学派’的领袖,据于中心地位。”[117]
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简称东文研、IOC)。它于1941年11月26日成立,以综合研究东洋文化为其宗旨,属东京大学的附置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中心。[124]成立之初设有哲学、文学、史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三部门,1949年部门细分化为哲学・宗教部门,文学、言语部门,歴史部门,美术史、考古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部门等6部门。发展到1978年已拥有13个部门。1981年,将原来的13个部门编成四大部门,即综合亚洲部门、东亚部门、南亚部门、西亚部门,维持至今。1966年还设立了东洋学文献中心,1999年这一中心废止,与此同时以比较文献资料学和造形资料学为基础新设“东洋学研究情报中心”,作为东文研的附属机构。东文研定期发行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洋文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等刊物。“东京文献学派”成员西嶋定生长期兼任东方文化学院和东文研研究员;山本达郎长期兼任东文研研究员;江上波夫、荒松雄、斯波义信、周藤吉之、滨下武志长期担任东文研研究员或教授,江上于1962~1964年,荒松于1972~1973,斯波于1988~1990年先后担任东文研所长,他们长期在此从事学术活动。
6.东方学会。1947年6月24日,日本“东方学术协会”成立,羽田亨任会长兼京都支部长,宇野哲人任理事长兼东京支部长,“东京文献学派”初代成员石田干之助、和田清任理事。1948年3月11日,“东方学术协会”改称为“东方学会”。这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以促进亚洲“东方学”研究为其宗旨。 “东方学会”定期发行《东方学会报》、《东方学会要览》,不定期发行《ACTA ASIATICA》、《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Books and Articles on Oriental Subjects Published in Japan》、《 An Introductory Bibliography for Japanese Studies》等英文刊物。这一学会还设有“东方学会奖”,以促进东方学研究。1951年3月,石田干之助、和田清参与创办学会机关杂志《东方学》,后来学派成员石田干之助、护雅夫、神田信夫相继担任过东方学会会长或理事长,他们皆以此学会作为学术活动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