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 | ||||||||||||||||||||||||||||||||||||||||||||||||||||||||||||||
| 作者：朱浒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8月 转自： 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3-6 | ||||||||||||||||||||||||||||||||||||||||||||||||||||||||||||||
一 这批燕大调查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25至1951年，总数有100余份。由于1950和1951两年仅有4篇，所以本文涉及的时间到1949年为止。这些调查中的硕士论文共有8篇，其余皆为本科学生的学士论文[2]。就主题而言，这些调查论文包括了农村生活、家庭与宗族、社会风俗、慈善与救济等十余类主题。根据其间出现的变化，大致可以将这批调查论文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里依主题和时间为经纬列表如下：
第一阶段是二十年代（1925——1929），这期间论文总数仅6篇。这6篇调查基本上都采用了问题表的调查方法，论文内容则是按照问题的顺序把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加以简单的介绍。文章罗列了大量的表格和数字，却很少分析和说明。例如，《附近燕京大学工业的调查》仅是把问题表上的十五大项内容一一统计，罗列成文；《进让村调查》虽然涉及到了此村的自然环境、人口、政治、交通、教育、经济、职业、宗教、卫生、社会情形、生活状况等广泛内容，全文却只有6000字左右，且这些问题之间也少有逻辑可言。当然，这与这时燕大社会学系刚组建不久的客观背景不无关系。况且，当时对于社会调查的主导看法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的现象”。[2]（p79）李景汉为首的社会学者所作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是这一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学生调查也主要遵循了这一方法。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1930——1941），这一时期论文数量大大增加，总数有5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就有6篇。与此同时，调查主题也越来越广泛。由上表可看出，这一时期的调查覆盖了本文所划分的绝大部分类别，而且对不少问题的调查数量之多、程度之深入、内容之丰富都是非常突出的。其中，有关农村生活及社会生活与风俗的调查不仅最具代表性，而且呼应了这一时期农村危机日益加深、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环境。此外，社会生活与风俗调查也在这时异军突起，从而反映了社区研究和人类学功能学派重视文化研究的影响。尤其在诸如宗教、犯罪、教育、经济、妇女、宗族等方面的一些调查，不仅拓宽了被关注问题的广度，其本身亦不乏独到和创新之处。 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调查有着较为明晰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调查方法和表述方式都有比较显著的变化。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介绍和运用，社区研究的开展，使得社会调查不再是简单的就问题而问题，而是从功能、联系、整体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许多作者关注文化，注重学理的探索，尝试运用一定的理论来分析事实，以求深化认识。在观察法、谈话法和个案法成为主要调查方法的同时，行文中更多使用描述和分析的方式，那种单纯对统计表格进行说明式的文字则较为少见了。这是燕大社会调查较为辉煌的一段时期。但是时局的动荡使得燕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不得不中断，这不仅妨碍了调查工作的开展，连师生们业已建立起来的调查传统和风格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43——1949年，调查论文的数量也是50余份，其中硕士论文2篇。从1943至1946年间的调查主要是由成都燕大分校的学生开展的，调查的地域范围也限于成都一地，1947年之后的论文又基本都是关于北京地区的了。这一时期对疾病卫生、儿童和劳工问题的关注较为突出，这三类调查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另外，在农村调查中还开始出现有关土改及新政权的新内容。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成都开展的调查在系统性及深度方面不及上一时期，方法的应用亦不如后者到位。直到回到北京后，随着对平郊社区的调查研究开始恢复，才出现了《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这样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 这一时期调查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特点，是一些学生在林耀华的指导下，自觉运用了综合功能派理论及其批评意见的“运算理论”（又称“平衡论”）。按照杨树因的解释，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运算方法是“比较的数学方法”，“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3]（p4）此外，还有一些学生运用“文化与人格的”的理论来研究诸如残废军人、精神病患者等社会群体或现象，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虽然这两种理论的运用和影响还限于较小的范围，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实践，但它们的存在毕竟丰富了燕大调查的理论背景。总之，尽管这一时期因战乱而没有能够充分继承前一阶段的成绩，仍自有其独特和可取之处。 二 30年代的燕大调查之所以能够从理论到方法大大超越20年代，首先应当归功于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等人开展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吴文藻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4]在他看来，实现社会学本土化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5] 根据这一方针，吴文藻首先选择了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大力提倡社区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除亲自撰写许多介绍功能主义学派的文章外[4]，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布朗教授（A. R. Radcliff-Brown）来到燕大授课 [6]（编者说明）。这两位学者不仅带来西方的理论，甚而亲自指导学生们的学习和调查。[7]（p212）燕大社会学系于1933年编辑了《派克社会学文集》，除收录派克的四篇文章和一篇演讲稿外，其余皆为该系师生介绍、学习派克学说的文章。而在布朗来华讲学后，该系将1936年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九卷命名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这样一来，燕大社会学系就通过这两位学者来华讲学之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宣传、提倡功能派理论的高潮。 应该指出，吴文藻等人之所以引进功能派的社会人类学和人文区位学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与开展社区研究颇为契合。[4]虽然“社区”（communitiy）一词是费孝通等几个青年人在未名湖畔的讨论中诞生的，但是对于如何定义中国的“社区”，用何种方法来开展社区研究，社区研究如何能够展示和分析中国社会等问题，吴文藻、赵承信等人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并极力论证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们更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并且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组织等措施来推动学生从事社会调查。例如，1932年设立“燕京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训练大学生使有实地研究之机会”。[8]（附录）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更为重视，吴文藻等人先后开设了“个案工作方法”、“社会人类学”等课程，以培养学生们从事调查的素质。 [8]（附录）[9]（附录）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理论和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吴文藻又借各种机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就涌现了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等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以说，正是在吴文藻等人的努力推动下，燕大社会学系才达到了开展社区研究的高峰。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对开展社会调查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他们纷纷参与各种社会实习工作。同时，燕大社会学系一方面积极与当时北平的各种机关、组织进行合作，以便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另一方面又开展各项推广工作，如广为利用乡村建设派的基地，把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和组织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北平沦陷后，一部分转移到四川的师生依然在成都周围设立社会服务部，继续坚持服务社会与开展实习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很多学生受益，因为他们正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实习工作才确定了研究选题。当然，实习并非是决定选题的唯一因素，但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同时很多学生还通过社会实习工作检测了选题的可行性，并为进一步开展调查打通了很多必要的关节。 学生们获取调查材料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与实地调查两种，而在实际运用中，既有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方式也有两者皆用的情况。相较而言，他们对实地调查方式的运用更为突出和鲜明，因此这里也就重点介绍这种调查方式。实地调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调查对象接近。这方面的情形不一而足。有些学生是通过与双方都有联系之人的介绍而接近调查对象的，有些学生则是利用实习的机会，借工作之便与调查对象有所交往，还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作的调查。 在接近调查对象之后，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以获取真实的材料，就成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根据学生们对其调查过程的叙述，可以总结出他们常用的方法。由于他们所调查的一般都是社会下层人物，所以对于这一社会群体发自内心的同情是拉近彼此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他们指出，认真地倾听调查对象诉说不幸和不满，并表示出真切的同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们以帮助，是赢得对方信任的最可靠方式。还有些学生特别指出，在调查农村时要放下学生架子，不能使用学生式的语言，了解并会使用农民的术语。有些学生还定期在村里居住，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为了获得真实的材料，学生们在与调查对象的谈话中，力求不表明自己的意图，而以随意、自然的谈话方式为主，诱导对方说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同时不当面记录，注意观察对方的表情及生活环境。为了证实访谈材料的真实与否，他们常向三、四人询问同一件事，或间隔很长时间再与同一人谈论同一事，以验证其说辞有无出入。在对一些活动、仪式进行调查时，他们会尽可能地亲自参与，这被称之为“局内观察法”。此外，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期间还设立讨论班，以便从事调查的学生随时听取老师的指导以及相互交流经验方法。[10]（p6）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学生们对社会调查的方法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一些学生通过自己的调查实践对以前的调查及方法提出了批评。李有义就指出，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太偏于量的方面，“失之于片段、隔离”。 [11]（p5）周叔昭则指出：“一切材料用统计组织起来常使我们忽略了其中的动力关系”。[12]（p152）刘育仁认为，以往的社会调查大都注重量的记载，缺少质的分析，没有叙述与其他社会情况的关系。[13]其次，他们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及社会调查的认识已与此前不同。他们一方面批评纯粹用统计方法、量的分析不能对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指出这种社会调查只关注于社会问题，偏重实用，而不关注社会过程，不能发现人类生活的共同原理，不注重学理上的探讨。[14]他们有意识地采用功能派理论来指导调查及分析问题，把研究对象视为有机的、联系的、动态的，探析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并把这种理论和方法同社区研究结合起来，指出要认识社会，调查者应做“整体的、系统的研究”。[11]（p5）因此，学生们提出进行布朗所谓的“社会学调查”以反对“社会调查”。[11]（p6）而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实际的过程中，学生总结了其贡献和不足，即其固然注重文化内容、提倡实地研究的实用价值，但是甚少涉及历史，常陷于主观解释而过于抛弃了量的研究方法。[15] 通过这样的反思和讨论，学生们对调查方法的认识更为客观和全面，在运用上也更为纯熟。与此同时，燕大社会学系师生还很重视对调查技术经验的总结。例如，张绪生在《平郊村学龄儿童所受的教育》一文中共总结出11条调查技术与经验；赵承信专文介绍了人口问题的研究经验；“从事于实地调查工作已有五、六年之经验”的张世文也专门写了《农村实地调查经验谈》一文。[12]（p397）显然，这类举动为调查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 应该说，这批调查最突出的特点，不仅在于它与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努力一起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之一，而且是最具代表性并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果说诸如《江村经济》、《金翼》等经典之作是这种实践成果最为出色的代表，那么这些论文则活生生地体现了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完整过程，也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如何在中国扎根的过程，因而完全可以称为更为基础和根本性的工作。 首先，这种调查包含了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努力，对后来一些社会学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例如，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严景耀致力于犯罪的研究，他最早地对北平犯罪现象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进而研究监狱问题，还开设了“罪犯学”课程。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之下，后来的学生们也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关注犯罪问题，如周叔昭在《北平诱拐研究》中就从被诱人、诱拐人、诱拐过程三个方面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诱拐行为与它种社会现象的关系；谢佑幼则在《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一文中力图“从社会的下层、社会的背面，发现社会罪恶的成因”。这些研究把犯罪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分析其社会成因及社会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犯罪社会学的最早的探索和研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些调查在涉及很多民俗学、民族学内容的同时，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并成为这些学科的本土化源头之一。李慰祖在《四大门》一文中，对北平西郊农村的“四大门”信仰，即对狐狸、刺猬、黄鼠狼、蛇四种动物具有主宰祸福生死的灵异力量的信仰进行了探讨，详细描述了各种礼仪，分析了四大门作为一种信仰与它种宗教的关系及其在社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与社会生活。《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一文，则是作者邱雪娥历时一年左右对清河实验区妇女生产及抚育婴儿的有关礼俗的调查。作者指出，这种对乡间产育礼俗的关注和细致描述，就是要“为民俗学、改良礼俗者及注意妇女儿童问题者”做出贡献。[16]（p4）此外，有关死亡、婚姻礼俗、北平和福州年节风俗、儿童生活中的禁忌礼俗等方面的调查，也具有一定的原发性意义。甚至还有学生提出，之所以应对乡间社会普遍存在的礼俗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是因为“礼俗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是民众们的历史，民众们生活的表彰”。[16]（p2） 在这个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成果是林耀华对其故乡福建义序的黄氏宗族村落社会进行的调查。而根据这次调查完成的《义序宗族研究》一文，正如庄孔韶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金翼》的前奏，没有《义序的宗族研究》就没有《金翼》”。[17]陈礼颂的《一个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研究》也是关于早期宗族调查的一项重要成果。通过对斗门乡的家族及宗族结构、功能、家礼及婚丧习俗的调查，该文认为“斗门是宗法剩余势力下的父系宗族或家族的村落社区”。[18]（p6）所有这些研究都自觉地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推动这些学科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做出了不凡功绩。 其次，学生们在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创造性思路，形成了若干极富价值的社会调查。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开展个案研究时，出色地运用了口述史的方法。严景珊在《一个北平惯窃犯的研究》一文中完整地记录了犯人对自己犯罪生涯的回忆，作者完全用事主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不对材料做任何修改和分析。谢佑幼在对八个女杀人犯的个案研究中，对犯人自身生活及犯罪经历的叙述也以口述史的形式出现。在其他一些调查中，则常常通过附录的个案研究来保留口述史的内容。尽管这与当下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方法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些学生能够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不久，就采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真实和客观的社会事实，不能不说他们具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和创造精神。 另有些论文在内容和分析方法上相当细致深入，且不乏反思和创新，富有启发意义。例如，李有义的《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一文，力图对一县的农村社会组织做整体的、系统的、功能的研究，作者既考察了血缘、地缘、宗教三种组织在农村社会及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详细描述了这些社会组织的变迁。特别是在对婚丧等风俗礼仪的叙述中，作者对“绞脸”这一行为的解释颇为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孙立平先生为了发现隐藏在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微妙性”，曾提倡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19]，而李有义的做法恰与这一方法不谋而合，他通过当事人发现了“绞脸”这种行为背后的“隐密”，即那种更为真实的意义。由此可见，当时不少学生在实践中尝试的诸多探索，对现在学界认识社会事实的方法和角度仍有值得重视和借鉴之处。 杨庆堃的《邹平市集研究》是国内最早关于农村市集的研究，作者运用区位学的理论和功能派的观点，细致地考察了邹平市集的结构及各种活动，分析了这一农村市集的特点。作者调查了邹平县的14个市集，分析了它们的地理社会背景及区位配置，并用地图表示出每一个市集的位置及活动范围，接下来更从货物、交易、卖者、组织等因素来描写市集的各种因素，最后叙述了市集的自然历史，力图从中发现农村社会变迁的状况。这是一项为后来很多研究者所借鉴的成果，甚至还成为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理论模式的起点之一。[20]（p8-9）直到今天，不少关于乡村集市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杨庆堃开创的路径。 张宗颖在《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此村的劳工如何工作，经营者如何经营，以及投资者、经营者、地主之间的关系，力图展示一个村落的“农事劳动制度的运用、演变以及其与外圈社区的关联”。[21]（p1）该文紧紧围绕农事劳动制度这一中心，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无论从材料的组织还是问题发掘的深度上来看，都是一篇出色的调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了西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不足，认为这一概念脱离了社会文化的因素而进行孤立的推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不成立的。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他还试图说明应如何在“文化布景”中来理解经济学上的三个问题，即生产四要素的配合、剩余价值理论、农村移民率因技术改良而增大的问题，指出经济学研究应与社会学密切结合。可以说，这种基于实际调查基础上的理论反思和修正放在今天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界也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这些调查是对当时社会的记录，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地域范围比较集中且数量较多的调查更是如此。前述有关农村社会的调查在这批燕大调查中数量最多，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关于京郊农村的。这类调查内容细致且广泛，涉及到了土地分配、农村组织、养殖业、农具、农村性生活等诸多方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资料。就数量上而言，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调查占了最大的比重，在较深的层面上展示了农村生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除了前已提及的《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外，《一个农村组织之研究》一文也是此类论文中价值较高的一篇，该文重点介绍了义坡会、红枪会、无极道会、村公所四种防卫和自治组织兴起的原因、目的、组织、工作情形等。另外，由于社区研究的开展，以平郊乡村为对象出现了一批数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的调查，是研究民国时期京郊农村的珍贵材料。 早在30年代，黄迪就主要根据这批调查中的相关资料撰写了《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一文。此文在对清河实验区成立以来的研究做出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村镇社区”这一概念，认为当时的研究“对于整个的‘村镇社区’则尚缺乏一种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22]黄迪把清河村镇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描述了农家这一基本活动单位的生产和生活，力图展现一个作为有机联系整体的社区生活，从而成为对相关调查成果的总结和深入。建国以后，那些曾在《社会学界》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较多的注意，但多被用于相关学科学术史的回顾，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把这些成果视为其本土化之初的探索。就笔者目前所见，更多地利用具体内容特别是未发表调查论文的研究者尚不多见。国外惟有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曾注意吸收了有关北京产育礼俗的燕大调查，[23]国内学者只有杨念群在研究华北青苗会和京郊“四大门”信仰时参考了相关调查论文。[24][25] 总之，这些调查论文诞生于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之际，从而真切地再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怎样扎根于中国，怎样在实践中不断被应用、反思、改造、创新的过程，反映出了当时学人所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就此而言，他们留下的这些成果既是后人的起点，又对认识当时的历史有重要价值。他们是中国首批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最值得注意的阵容之一，也是最早采用实证方法来观察研究中国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的描述和分析与同时期其他各种社会调查一样，可以为我们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当时社会提供极大的帮助。 注释： [1]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J]，第一卷，1927年。 [3]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44年。 [4]吴文藻： 《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J]，1982年第6期。 [5]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6]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8]《社会学界》[J]，第六卷，1932年。 [9]《社会学界》[J]，第九卷，1935年。 [10]陈封雄：《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40年。 [11]李有义：《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6年。 [12]：《社会研究》[Z]（1934年9月5日——1935年9月4日）。 [13]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6年。 [14]孙以芳：《中国社会学的发展》[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40年。 [15]张履祥：《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及其批评》[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7年。 [16]邱雪娥：《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 [17]庄孔韶：《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载《义序的宗族研究》[M]，三联书店2000年。 [18]陈礼颂：《一个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研究》[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 [19]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A]，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施坚雅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1]张宗颖：《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D]，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7年。 [22]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J]，第十卷，1936年。 [23]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4]杨念群：《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载《中州学刊》[J]，2001年第3期； [25]杨念群：《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A]，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例如，满铁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略提供具体资料和情报（李巨谰：《20世纪上半期日本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述评》，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陈翰笙称调查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载《劳动季刊》，第1卷第1号，1931年）；毛泽东在1941年也强调自己的目的是向社会学习来确实了解农民问题（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和跋》”，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2] 这8篇硕士论文是：1、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的研究》，1932年；2、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1932年；3、吴榆珍：《一个女子中学的学生生活研究》，1932年；4、周叔昭：《北平诱拐研究》，1933年；5、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1934年；6、林耀华：《义序宗族研究》，1935年；7、张宗颖：《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1937年；8、陈永龄：《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1937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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