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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秦晖】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09-12-14 18:43 标题: 【秦晖】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秦晖 2009年4月16日 10:53 天益网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美国人的恶习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小孩就问：“为什么我爸会失业呢?”妈妈说：“因为煤太多”。为什么煤会过剩呢，因为劳工太弱势，消费能力不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恰恰相反，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对话，通用的职工对老婆说，“这个月我们不供房了，因为房价下降了”。老婆问：“为什么房价跌了?”说：“因为政府收紧银根，不贷款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铁饭碗’，企业需要的补贴太多，财政受不了”。“为什么要这么补贴呢?”，“因为我们都要买大房，所以导致我们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想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美国的危机。有些人说，美国还是消费不足，穷人要靠借钱买房，为什么不用现钱呢?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穷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现钱买房，你仍然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消费不足从来不是对消费欲望而言的。同时，消费不足也不是针对贫富差异而言的。古代曾经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那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全社会的消费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生了过剩危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对比。中美几乎是两个极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率最低，美国的消费率是最高之一。

　　因此大家都骂美国人，说美国人有恶习。1929年时我们总说美国穷人如何可怜，但是今天我们嫌他们太挥霍。我们现在的左派也经常说美国人太不象话，如果都像美国人这样消费，要20个地球才够。我觉得美国人的确该骂，他们过度消费，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个窟窿出来。讲的简单一点，这个危机就是美国人透支消费造成的一个大窟窿。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习呢?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按照以前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应该造成相反的现象，消费不足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福利国家的弊端吗?也很难说得通，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欧洲比美国更加福利国家，但也没有出现这种恶习。

　　有人说和经济制度没关系，可能和文化有关，叫做美国消费文化，美国人就是喜欢超前消费。而我们中国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们是低消费的。这样的说法太悬了，因为一谈到西方文化，我们就会想到韦伯，韦伯提到过新教伦理。与消费文化恰恰相反，新教伦理说新教徒都有禁欲、节俭和积累的现象。美国人大多数过去都是新教徒，现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们的消费行为怎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其实美国人的消费也是说变就变的。最近几个月美国的储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说这是文化，恐怕很难说通。

　　美国人的“宝葫芦”

　　其实直接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超前消费就是因为有个宝葫芦，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认美元，美国可以随意发行。谁拿着这个宝葫芦不会超前消费呢。我们能拼命的印人民币去世界上消费吗?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

　　问题在于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有人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不会发生这种危机。但由于美国无力给全球美元提供兑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谁逼美国建立的吗?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时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美国相对而言不那么强势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包括中国人。我最近翻一翻旧日记，在1972年我是18岁的知青，在离县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队，还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叫“美元危机”。这里有个问题，最强势的时候是有制约的，不强势了反而没有制约了，这能说得过去吗? 总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滥透支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别人，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很危险。正因为这样，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当局一直把它们的巨额逆差，向全世界透支当成一种不好的现象而力图改变。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说怪中国，说我们向他们倾销，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是美国愿意买。但也不能说美国的怨天尤人是装出来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无限制的超前消费，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比如写《货币战争》的先生说他一年以前就预料到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说，他五年以前就预料到了。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舆论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预料。不管是学者还是政论界，很多人都讲这样很危险，包括美国当局也这样讲，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因不在于经济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呢?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认为中国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也会有它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我们需要政府，授予它权力，所谓授予权力就是约束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授予它权力，约束自由呢?因为我们希望它能承担责任，给我们安全。这个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就是社会保障、福利……这就有两种选择，有些人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较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有些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很危险，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权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这叫自由放任国家。

　　从逻辑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是宪政民主下的自有之义。如果非宪政状态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社会也会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为他要扩张权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为他要推卸责任。这么搞就会使统治者变得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小。权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责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没有了。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制度呢?宪政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统治者的权责必须对应。我授予你权力是以你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我不允许你只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其实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从自己考虑。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会把右派选上台，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左派选上台呢?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台要减少自由，老百姓还是不干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会产生一种和专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应”。左派上台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减，右派上台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减。这样的结果就会使自由和福利双膨胀，这是不能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着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济贫。从理论上讲，统治者的权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责任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看它能走多远。这种现象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到问题，碰到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小危机，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如果你走得很远，本来不该持续的东西，却持续的很长，窟窿肯定越来越大，一旦暴露了，就会更严重。

　　以美国而论，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搞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70年代整个西方出现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这30多年虽然也有克林顿，也有比较左的几年，但是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也就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虽然被称为向右转的时代，但这30多年间，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主义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并没有把福利压下来。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一再讲她上台要搞改革，要结束公共开支难以控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上台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撒切尔夫人连续当了两届首相， 7年过去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就搞了一场税制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刚一公布，就引起强大的反对，大家把她赶下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实际上没有任满，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双膨胀的问题

　　研究福利的学者也指出，在议会民主条件下很难减下来福利，充其量是能够延缓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话又说回来，削减福利无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实说不知道他们还能走多远，已经自由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国家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还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谓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虚拟方向发展。讲的简单一点，原来允许你自由交易有形资产，后来可以交易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链条越来越长。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左派、右派争相讨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说法左派是比较亲穷人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右派就敢得罪穷人吗?民主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靠多数票的。

　　在美国左派经常说我要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右派说我要建立一个“业主社会”。 “业主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当“业主”，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当“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左派说我上台国家就会照顾你们，右派说国家再照顾也是寄人篱下，我让你们自己“抖”起来不是更好吗?“业主社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当老板，实际意义就是要使美国穷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穷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国公共政策中，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就业问题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国国会曾经11次通过《住房法案》，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他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经不是穷人有房住了，是穷人当房主。哪一个国家能够让穷人当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过是给穷人提供公屋。让穷人当房主，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次贷照我看，是从罗斯福时代延续的一个传统的极端化。美国从罗斯福时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而且总的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周期越来越长。

　　所谓次贷无非是增加了两个创新，第一就是所谓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说，如果供房有困难，你可以以房价提高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为抵押，再借新的贷款。第二个做法就是按揭的证券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你，明明知道你是不还钱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风险债权再卖给别人。为了鼓励发债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房”，用我们的话说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制度延续下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两房”中的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两个创新也是在克林顿时代发展起来的，严格说都是左派执政的时候。美国1999年废除了监管比较严的法律，这个创新的闸门最后被拉开。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次贷有非常大的发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这个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烦。

　　次贷的确是个馊主意，说穿了次贷就是为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有人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传销的游戏，的确也是。但是穷人和直接贷款行在这个游戏中都是上线，下线就是最终买了这些风险债权的大投资商。基本上都是那些跨国投资商。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美国次贷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贷款行没有破产，而那些投资银行大量的破产，他们的股东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产。

　　但是，如果没有次贷，也会有别的问题。因为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不用说美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这些国家现在的处境和美国也差不多，也出现高消费的危机。这种超常消费，首先会造成高负债。自由、福利双膨胀的国家，劫富不可以，济贫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消费者的高负债，因为自由和福利都会推动消费。有福利的人敢花钱，自由多了大家就会花钱，尤其是信用自由，这是一个消费杠杆，它还会放大消费能力。你越自由，消费权利就会被释放得越彻底，甚至会被超额释放。

　　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量负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的印钱，那会产生通货膨胀。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国债，谁来买?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类截然相反的国家，肯定是低消费。这些国家就是天然的买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贫穷的中国人补贴富裕的美国人，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一帮人只消费不生产，有一帮人只生产不消费。

　　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不要了吗?其实我要讲，美国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早就出问题了。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透支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像宝葫芦一样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认。这个条件只有美国有，欧洲、日本都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搞这么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大家知道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借给你。恰巧中国，可以大量长期的借款给美国。

　　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互为条件，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动。这两种国家哪一个都是以对方作为条件，没有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就是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会爆发。在平时好像大家觉得都不错，在这种游戏中美国人得到了高消费，中国人得到了高增长，有人说这叫做“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玩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最终游戏玩砸了，双方都埋怨，美国人埋怨中国人向它倾销，中国人埋怨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贬值，我们的白条就全部作废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机一旦爆发，双方虽然互相抱怨，但实际上互相的依赖好像也明显升级。美国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国买更多的美债。而中国过剩危机越严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税。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商品卖得更便宜，美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下降了吗，我们要卖得更便宜，否则外需就很麻烦了。

　　就程度而言，这次的危机显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十分难。但是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不发生变化，只是糊了一个盖子把窟窿盖住了，我们照样玩游戏。最后窟窿越来越大，我们连同盖子掉下去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的低消费

　　中国人的低消费率，所谓的内需不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中国的消费率曾经有一度是明显提高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消费率一度达到52.5%的历史最高峰，以后出现了一段停滞，到了1989年以后就明显的下滑。下滑的趋势发展到1994年已经很严重，但是1994年正好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马上打开了外需市场，就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硬着陆。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我们开始讲提高内需。第二个转折就是入世。从入世的那一年开始，中国的消费率大幅度的下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全世界的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全世界，中国只生产不消费给美国人填窟窿。现在我们碰到危机了，就讲我们要解决内需问题。但是内需问题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吗?其实内需本身并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去年年底我们在东莞遇到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吃亏，代工企业生产一双鞋子在美国零售市场上要卖90块钱，但我们的出口价只有10块钱，80%都是被美国人贴了一个名牌就卖那么贵。我们要拉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但是东莞很多制鞋企业的老板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其实和我们合作的美国品牌商，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他们的利润率只有1%;而我们的利润率有20%到30%。让我们去学他们，这不是见鬼吗。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价值链我们只享受的12%，但是12%的价值链高度集中。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说企业拿走太多，其实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而美国人在价值链拿走了88%，这88%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中被摊得非常之薄，从进口到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创意、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88%的分享面是比较广的。而我们本来就只有12%的价值链，还那么集中，这种状况不改变，消费率能提高吗?改变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是解决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本途径。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家知道，游戏说穿了就是两种“尺蠖效应”通过美元的透支功能来进行互动。这两种“尺蠖效应”我们解决不了，能不能取消美元的透支功能呢?美元现在的确是千夫所指，如果我们能够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怎么样呢?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能不能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周小川以及很多人都提出来要搞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我是完全支持周小川主张的，我觉得也应该提，即使不能实现，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是好的。但实事求是的讲，应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超主权的货币在理论上能不能存在也是一个问题，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货币。既不是真金白银，又没有国家主权作为支撑?有人说欧元是这样的货币，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欧盟的主权化过程，欧盟实际上已经接过了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

　　那么，就算我们能够把美国人管住了，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不能透支的货币取代了美元，又怎么样呢?我们把现在2万多亿美元的存量债务转换成那样一种假想的货币，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是实现了一个目标，我们手中的这张白条不被赖掉。因为美元只要一贬值，就赖掉了。但是白条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仍然是没有办法变现的，白条还会越滚越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外需，不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维持的吗?如果美国人守了规矩，我们的外需问题就更大了。美国危机爆发以后，短短半年居民负债率就明显下降，储蓄率上升，现在已经达到3%。曹远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外需就危险了，这意味着美国人放弃了恶习，变得比较守规矩了，我们的过剩不就更加加剧了吗?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也还需要改变一种玩法。

　　我们准备好了后美元时代的互动模式吗?这个事情说难办非常难办，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说好办也好办，正是因为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只要其中一个改变了，另一个就很难持续。如果我们不搞“血汗工厂”，美国人就没得透支。如果美国人不透支，我们“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这个事情是周瑜打黄盖，要么是周瑜不愿打，要么是黄盖不愿挨。美国人如果学了中国人，游戏马上就改变了。

　　张五常先生说中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体系，他主张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学无福利国家。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开玩笑，如果将美国汽车业的罢工权利全部取消，工人想讨价还价，就是破坏招商引资，马上就起死回生。如果美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美国人的消费狂马上就会消失。但是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愿意吗?第二个问题假定美国人愿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看美国不行，我们行，华盛顿共识破产了，北京共识崛起了，大家应该向我们学习。的确现在左右派都说要学中国，左派说你看中国的自由少，我们应该学它。右派说你看中国的福利少，我们应该学它。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谁也学不了。

　　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学了美国呢?假如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有保障的人敢消费，有自由的人会消费，我们还存在内需的问题吗?美国人还能透支我们吗?透支不了。即使他们还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恶习恐怕也难以为继了吧。这里就有个问题，这次危机是美国人捅的漏子，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还说要学他?这不是很荒唐吗。这有什么荒唐呢?仔细想想，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中美的病是两个极端，那么他们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他们是“肥胖病人”，摄入的热量太多，我们是“干瘦病人”，我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证入药吗。

　　有些人总讲，像美国人那样20个地球都不够消费，这句话跟美国人讲是对的，跟中国人讲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不管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吗?我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们能怎样呢?当然美国很糟糕，现在拼命的印钱，先透支然后又赖帐，太缺德了，我们不能学。可是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想学，能学得到吗?他有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没有，想学坏都学不坏，欧洲、日本都没有，何况我们呢。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全世界像认美元一样认人民币，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去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可以透支中国，中国可以透支谁呢?我们去透支越南?越南毕竟太小。所以我们再怎么学美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去透支别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别人不透支我们。

　　我不是说中国就要减少出口，但至少可以增加进口。有人说中国进口之所以提不高，是因为美国人向我们搞军事封锁，不愿意卖有可能被军用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哪一个大国的进口是靠军事物资来维持?美国的确不应该向我们搞这种封锁，但我们能靠进口军火来维持我们的贸易平衡吗?怎么东欧的贸易就可以平衡呢?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

　　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

　　因此，我说我们的确是要学习美国，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我们就可能玩另外一种游戏了。美国人的确很讨厌，他现在借着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可以拿我们一把。我们不依赖这个外需了，不就完了吗?现在有人总要反美，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效的反美办法，就是学习美国。

　　我们不这样反美，还有两种反美法：第一种，还是玩以前的游戏。我们继续坚持低成本竞争，《劳动合同法》不要提了，出口退税要增加。对美国有害吗?似乎没什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都不玩了，那美国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愿意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过程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需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而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另一种“尺蠖效应”。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会造成自由、福利双膨胀，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以住房而论，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他的住房福利覆盖面只有10%。中国在改革之前也有福利房制度，但这是单位按照特权等级分的。农民是没有份的，城市的二级企业明文规定是不解决住房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上讲是要为工人解决住房的，但是很少兑现。往往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龄青年没有住房不能结婚。我们的福利房覆盖面不会超过10%，但恰恰相反，美国覆盖的是最穷的人，我们覆盖的是最“牛”的人，这能一样吗?

　　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种福利制度呢，实际上我们正在学。我们最近在搞廉租房。在美国廉租房给谁呢?没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失业的人可以申请。我们现在说要扩大廉租房，但廉租房总要有人申请，现在没有住在棚户里的人，谁来申请?如果说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那的确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指责他们自己盖房的做法不改变，就连廉租房都没人申请。提高自由和提高福利，在中国当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抵触。从根本上我们不能要求自由、福利的两个都最大化，但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遥远。

　　就自由而言，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创新的确是应该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级的过分吗?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最终的结论就是两句话，我们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谢谢。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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