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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笔谈】个案研究二题 [打印本页]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12-2 01:00 标题: 【笔谈】个案研究二题

　　

个案如何代表总体

　　□李雪

　　个案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更多地具有理论指向。研究者通过对某些个案的研究，达到提出、修正或检验理论的目的。在个案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也许非常有创造性，但在推广时必须谨慎。

　　个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总体?从事个案研究的人大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确实，如果仍然按照抽样调查的逻辑思考个案研究，那么与大规模抽样调查相比，无论是在概括的准确性上，还是在效度上，个案研究都完全无法与其媲美。个案研究要想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具有与定量调查同样的地位，就必须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

　　罗伯特·伊(Robert Yin)指出，在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的目标是进行分析性概括，而非统计概括，也就是说，从样本推论到总体不是个案研究的目标。个案研究之所以不能进行统计概括，是因为个案并不是抽样单位，并且也不是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选取的。斯塔克(Robert Stake)认为，研究者在个案选取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个人的兴趣、是否有从事研究的途径等，特别是要选择那些使研究者感觉会使自己获得最大收获的个案。也就是说，该个案的研究潜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时候甚至有必要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个案。有时候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也为了使概括更有说服力，研究者常常选择若干个具有相关性的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这就面临对个案进行抽样的问题。西尔(Clive Seale)强调理论在个案选择时的重要性，并将个案研究中的抽样称为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意味着个案的选择要建立在那些与理论发展具有理论相关性的概念基础之上。这样的样本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它体现了某些特征，有助于发展并检验理论和解释。他指出，理论抽样不是取决于抽样单位是否具有典型性，而是要看抽样单位中所体现的变量性质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代表更广泛的一类现象。

　　在分析性概括中，理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前的理论作为一种模板，成为与个案进行比较的工具，同时也构成发展新理论的前提。西尔将个案研究中的概括称为“理论概括”，他指出，一个个案是根据其逻辑关联或理论意义进行外推的，外推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个案的代表性，而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无论是“分析性概括”还是“理论概括”，其实都强调了理论在概括中的重要角色。个案研究中的概括之生命力正在于此。

　　张静在《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个案研究》一书中，特别介绍了她选取该个案时的理论关怀：

　　

这个个案材料虽然只来自一个企业职代会，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独特性。这种利益组织化不是来自自发的多元自组织形式，不是以收入或财产差别状态的阶级身份形式，也不是通过个体庇护关系形式建立起来的——虽然这后一种关系普遍地存在。

　　作者选取的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案，并希望从中探讨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这个理论问题。这个个案不是典型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但却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对这个个案的深入研究，作者发展出“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结构关系，以及行政(管制)与政治(利益传输)合一的机制，来理解中国大陆城市社会的冲突、压力和秩序问题”。

　　总之，个案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更多地具有理论指向。研究者通过对某些个案的研究，达到提出、修正或检验理论的目的。在个案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也许非常有创造性，但在推广时必须谨慎。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概括一词并不适用于个案研究，外推才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个案研究的特征，因为个案研究强调的是个案与其他事件的相关性，而非对总体的代表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3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12-2 01:02

　　

扩展个案研究

　　□卢晖临

　　整个扩展个案方法的实施过程都贯穿着理论的角色。透过宏观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观宏观，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双向作用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同时也构成了理论重构的源泉。

麦克·布洛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2003—2004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主张将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公共社会学》，布洛维\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传统的个案研究主要面临着两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涉及个案研究的意义：个案研究可能提供非常有趣的结果，但是却无法说明自己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此所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批评涉及分析层次：作为对社会处境中具体的人际互动的研究，个案研究具有微观性和反历史性，而往往忽略宏观因素的作用，此所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针对这两个批评，扩展个案方法追求自田野“扩展”出去，它将反思科学运用于民族志，旨在从独特中抽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

　　扩展个案方法的奠基者，当推社会人类学中的曼彻斯特学派。他们的研究展现了规范性描述和日常实践之间的矛盾，他们在追溯这些矛盾时，不仅考虑内在的冲突，同时把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世界历史背景等因素考虑在内。

　　布洛维的研究

　　在重建和发展扩展个案方法方面，布洛维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社会学第一人。他通过自己在赞比亚作的一项经验研究，具体展现了扩展个案方法的应用。

　　布洛维于1968—1972年在赞比亚进行了为时四年的田野工作。当时赞比亚刚获得独立，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对白人经理和专家的依赖很严重。新政府致力于消灭白人的优先权，开展“去种族化运动”，即所谓的“赞比亚化”。

　　布洛维选择了赞比亚铜带省的两家公司，企图研究跨国公司面对后殖民政权的应对政策和策略。

　　布洛维分别从上下两种视角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上层视角中，他选择年轻的人事官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非洲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在下层内部视角中，布洛维则从大多数无技术和半熟练工人的立足点出发探求赞比亚化。

　　研究表明，尽管殖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殖民统治秩序并没有发生有意义的变化。政府虽然宣称赞比亚化获得了很大成绩，但经济领域白人统治者占主导的状况实际上没有太大改观。白人公司的应对满足了政府赞比亚化的目标(黑人在管理阶层的数量上升，并且经济保持原来的发展水平)，同时又按自己的利益在实际上保留了color bar(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为什么一项推动赞比亚化的运动却导致了种族歧视的继续?布洛维认为，答案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中寻找。第一，虽然政府倡导赞比亚化的口号，但代表无技术和半熟练矿工的非洲贸易联盟只对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感兴趣，对上层监督者的变动则不感兴趣。第二，黑人矿长处于黑人下属和白人老板中间，是种族和阶级紧张的杠杆。第三，公司管理者一方面企图通过控制管理层加强对黑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在工人中则尽量使用黑人工人以降低费用。第四，赞比亚政府非常重视铜业发展，铜业是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政府愿意让白人移民管理工业，他们拥有从事管理的经验和能力，而这在短期内黑人是无法具备的。如果完全任用黑人的话，由于缺乏管理才能导致的经济滑坡将是赞比亚政府不愿看到的。白人管理者拥有的经济权力不能威胁政治权力，这也是政府容忍他们支配权的前提条件。

　　法农(Frantz Fanon)的“后殖民革命”理论引导了布洛维的分析。他对跨国公司、矿工、赞比亚经理以及外来人的分析，与法农对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阶级利益的剖析正相呼应。作者将政府对工人的无纪律、懒散和混乱的指控，变成对新的统治精英自身的反对，后者的奢华和放纵来自快速的向上流动。至于工人自己，他们是法农所谓的“劳动贵族”的原型。他们追求自身狭窄的经济利益，不怎么去关心种族歧视问题，将矿厂的国有化看做政府施展严格纪律的诡计。布洛维所做的不只是重新演示法农的阶级范畴，它通过将宏观力量(推动从African Advancement到赞比亚化的运动)与维持阶级继替的微观过程联系起来，设定了阶级的地图。

　　从研究策略上看，布洛维同时选择了上层官员和下层工人两个阶层进行独立的研究，以便发现宏观权力对微观生活的影响，以及微观生活的变化对宏观权力的塑造。在这里，上层官员构成宏观权力的代表，下层工人则是微观生活的象征。通过对宏观和微观因素两方面的考察，布洛维得出结论：殖民秩序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经济领域里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通过对白人公司的具体考察，以及对公司与国家、历史的关系的思考，布洛维从宏观与微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了解释。不难发现，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研究过程，布洛维都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因素;而且他更是站在宏观权力的角度，而非具体的工人命运和公司策略的立场，来探究赞比亚化的实质这个问题的。

　　理论的作用

　　概括来说，扩展个案方法是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的。问题可大可小，搜集资料兼涉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时则始终抱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进而解答问题。它跳出了个案研究的狭小天地，解决了宏观与微观如何结合的问题。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它实现了其理论上的追求，也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

　　在扩展个案方法中，理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整个扩展个案方法的实施过程都贯穿着理论的角色。透过宏观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观宏观，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双向作用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同时也构成了理论重构的源泉。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实践，予人最深印象的是他借助理论实现的一系列跨越。除了前述赞比亚研究外，布洛维还在芝加哥南部一个工厂做过机器操作员，在匈牙利的香槟厂、汽车厂和钢铁厂以及俄国北部一个小家具厂有过工作经历。布洛维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充满细节的工厂民族志，而且是深入的理论对话。在芝加哥的工厂，他试图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发现人们认可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源。在匈牙利的工厂，他结合撒列尼(Ivan Szelenyi)的阶级结构理论和科尔奈(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理论去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组织和阶级形成的特征。在俄国的工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商品和金融资本概念，发展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从独特到一般、从普通平凡到20世纪晚期宏大的历史主题的大幅度跨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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