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人类学的产生与对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息息相关。19世纪后半叶，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美国的人类学家们在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涉及对教育的分析。著名人类学家、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建者及第一任系主任休伊特(E. L. Hewett)在1905年的《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了《教育中的种族因素》(Ethnic Factors in Education)一文，提出要分析和解决印第安本土人民和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需要对教育领域中的文化与种族因素给予关注。他还指出，有关不同群体的教育要都取得成效的话，应该考虑到这些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此，开始了美国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成为人类学学科中教育人类学分支的萌芽。
对美国教育人类学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博厄斯(F. Boas)，他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他的研究中有很多方面涉及对教育的分析，其名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有一章的标题即为“教育”。他摒弃当时流行的生物解剖学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根据研究，他提出人的发展不是由遗传决定的，而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认为人的发展与教育、文化与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他的许多观点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为基础。例如，他认为教育通过帮助人养成一定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对文化的稳定性产生着影响，这就是以对爱斯基摩人的分析为基础的。这一观点对于探讨通过教育促进文化和社会连续性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博厄斯对教育的关注及其主要观点对他的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和米德(M. Mead )的研究，前者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菊花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和后者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及《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1970，该书又译为《代沟》)等著作已被公认为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的人类学家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1954年6月由斯宾德勒(G. D. Spindler)发起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和教育学院联合召开的人类学与教育大会，对教育人类学在美国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将教育问题从人类学领域中凸显出来，大大提高了教育问题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地位，并使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教育问题，继而开展了很多专门性研究，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教育人类学作为独立分支诞生的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前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教育人类学产生的标志是1970年在美国人类学协会中成立了人类学和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CAE)。当时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人类学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关于教育的研究问题，促进这个领域研究的发展。这个委员会出版一份工作简讯，该简讯于1978年改为杂志，名为《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AEQ)。以上两项举措大大促进了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发展，也提升了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少数群体学生学业失败是美国社会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很多领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当时广为认同的一种解释是，这些学生存在着“文化缺陷”，其中语言是“缺陷”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这种解释，学校开设了补救性课程，通过教授这些学生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学校中的资源。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人类学领域的希米斯(D. Hymes)、菲利浦(S. Philips)、希思(S. B. Heath)等人也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研究。他们研究的具体主题不同，但是一致认为，这些学生不缺乏语言能力，只是这种语言能力与学校教育所要求的语言是不匹配的，这是导致他们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文化中断”的理论。人类学的这些研究将学业失败问题与学生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不仅关注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还研究他们在家庭和社区等领域中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