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笔谈】社会史理论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11-29 20:42 标题: 【笔谈】社会史理论研究
本专题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15
社会史研究瓶颈如何突破
□李长莉
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目标，就是以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提出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般性理论，从而为人们认识及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变迁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可资借鉴的知识成果。
社会史研究现状与瓶颈
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中期，以1986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一届年会为标志。彼时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社会进入急剧转型期，各个方面的变革都离不开对国情的考量，需要从历史资源中汲取经验以为借鉴，社会史研究遂应时而生，渐成气候。迄今20余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走过了由草创到繁荣发展的道路。
大体说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前十年，是初创、开拓和摸索阶段。包括理论方法和研究实践两方面，研究队伍由小到大，也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流派。如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都萌生于这一时期，且日渐成型。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后十年，研究队伍愈益壮大，研究成果逐年剧增，研究机构增多，各个学术流派日渐发展成熟，学术交流活动频繁，社会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社会史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最快、最兴旺的一个新兴领域，也是生命力最为强劲、创新性最高的一个生长点。
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广阔的整个社会，因而可供开掘的领域十分宽广。加之以往的研究积累不多，故而受旧有范式的拘牵和束缚较少，理论方法上创新的空间较大。这些有利条件，也促成了社会史研究的迅猛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有的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社会史已经形成了堪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三大传统学科并立的比较成熟的史学分支学科。
然而，作为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了本学科一些有效的理论方法，进而一方面能够以本学科的知识成果回应时代面临的问题;一方面能够上升为一般理论，成为普遍性知识而参与时代知识的交流与创新。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目标，就是以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提出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般性理论，从而为人们认识及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变迁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可资借鉴的知识成果。而反省当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表现为我们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本学科内部甚至更小范围内的知识交流，也还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学科、参与时代知识创新的一般理论。这是由于我国社会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形成了制约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的瓶颈。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碎片化。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本身是具体、琐碎、分散的。一些研究由于缺乏宏观把握与内在联系的观点，因而陷入对具体而琐碎的社会现象的孤立解剖和观察，使得研究题目过于琐碎、分散、细微，缺乏联系性、整体性和普遍性。近年随着研究领域的开垦范围趋于饱和，以及流行“填空”、“打补丁”式的选题方式，这种“碎片化”现象更趋严重。
第二，记述性。史学本来就是一门以叙事和实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学科，社会史以社会现象为主要对象，更加重了这种叙事与实证的色彩。由于缺乏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和积累，许多研究成果停留在经验描述、故事叙述、现象记述上面，而显得平面化、浅薄化，缺乏深层理论的阐释和内在意义的解读，因而难以上升为一般性理论，凝结为普遍性价值的知识成果。
社会史学科总体上存在的这两个缺陷，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史发展的瓶颈，我们对此应当予以清醒地认识，并加以深刻反省，自觉地寻求突破。如何突破呢?我们已经作了一些探索，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富有意义的趋向。
针对某一社会史问题，通过理论概括与提升，形成解释这一历史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工具，并将这种理论与内在意义的阐释贯穿于历史记述之中，以避免单纯记述的平面化与浅薄化。
突破瓶颈的三种趋向
所幸的是，中国社会史学科从新时期开始复兴迄今，在学科内部一直保有一股学科反省和理论思考的流脉，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学者发出关注理论的呼声。更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在研究实践中矫正上述“碎片化”、“记述性”等缺陷的探索，力求突破这些瓶颈。这些探索大致可归结为三种趋向或三种方法，即“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
第一是综合的方法，即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避免碎片化。即使是微观的专题研究，也力求将其置于一定的立体网络联系中进行观察。因为社会事象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网络化的存在，其意义与价值就存在于网络联系之中，若割裂了联系，也就抽离了其灵魂与意义。这是一种新的“综合史”趋向。
第二是理论的方法，即综合吸收一些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资源，如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经济理论等，针对某一社会史问题，通过理论概括与提升，形成解释这一历史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工具，并将这种理论与内在意义的阐释贯穿于历史记述之中，以避免单纯记述的平面化与浅薄化。在这一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充分认识中国本土社会与一些主要源于西方的理论之间的差异，自觉地避免生搬硬套式的理论移植和套用，避免出现曲解历史现象。如一些学者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区域化理论、传播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尝试进行研究。虽然有的运用这些理论未免有些生硬或牵强，出现理论与描述“两张皮”现象，反映了引进理论与学科研究的结合有些“水土不服”，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因而近些年业内多有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呼声，一些学者也在向这方面努力，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
第三是跨学科的方法，即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社会史相结合而展开研究，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或主要运用某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而进行跨学科研究。如跨社会史与经济史而成的“社会经济史”，跨社会史与文化史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跨社会史与文化人类学而成的“历史人类学”等。这种跨学科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内容填入某一学科的理论框架里，而是自觉地把握住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将某一学科的理论方法融入综合性、历时性的历史研究之中。如运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而进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运用社会史与文化人类学而形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都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并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跟进加入。虽然在一些研究中还带有某些碎化和平面化的特征，但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自觉与反省，如何使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社会史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仍有待于不断探索和完善。
在突破社会史研究瓶颈的探索中，结合“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是一个有了长足发展的学派。社会文化史运用比较抽象、宏观而深层的文化史，与比较具体而直观的社会史相结合进行研究，相互补足，形成优势，力求避免碎片化和记述性的弊病，已经作出了一些有成效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群体，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倡导作用，与海外新兴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也有一定的并行和呼应。对于“社会文化史”有种种不尽相同的定义，但大致而言，就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以社会文化史为例
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兴交叉学科，其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的自觉，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群体，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倡导作用，与海外新兴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也有一定的并行和呼应。对于“社会文化史”有种种不尽相同的定义，但大致而言，就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笔者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一个宽泛的视角，即以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或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运用这一综合性、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社会史问题，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与内涵;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文化史问题，会使文化问题得到社会基础的阐释和情境解读。
例如，近代观念的变革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以往囿于思想文化史范畴所进行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知识精英的思想启蒙，主要依据他们的言论文本进行思想逻辑的推理与辨析。然而，重商、平等、自由、人权等近代价值观念的确立，不只是少数知识精英书本上的观念，它们更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生活规则，它们只有变为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规则，才能在社会中扎根，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活的社会观念。因此，我们要想探究这些近代价值观念是否能够确立，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如果只是局限于书本、局限于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我们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把这一问题放到近代民众的社会生活实际中作考察，就会发现，这些近代价值观念是与近代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即与近代工商业化基础上的“公共生活领域”相联系。而在清末民初时期，这种公共生活领域已经开始初步形成，这些近代观念有了一定的生活基础，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为主导性的社会观念。而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旧生活方式大量存在，与近代新生活方式的二元并立，导致文化观念的新旧并存交织，相互牵制、彼此制约，知识精英的理想与现实矛盾左右摇摆于激进与保守之间，都可以由此得到更充分的解释。
再如知识分子的新旧转化问题，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当时人即分为新旧二派，主张引进新学的即为新派，而主张保守传统旧学的则为旧派，当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便是新旧对立、泾渭分明。后来一般文化史研究者也作如此划分，但他们作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与当时人所指的“新”“旧”内涵已经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所谓新旧派人物，已经被剥离开当时的社会生活具体情境，而成为只是活在书本上、文字上、言论中的人物，忘却了他们首先是生活中的人，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变得单纯化或绝对化。特别是对旧派人物，往往作如是观。这样解说出来的新旧思想观念史，已经是一种片面的、绝对化的、带有一定虚拟性和歪曲性的观念，而不再是活在当时生活中的真实的东西。如果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观察的话，我们会看到，无论新派人物还是旧派人物，他们首先是生活在同一时空中、处于同一社会生活环境下的人，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化生活方式都可能是十分相近的。如在新书新报风行之时，旧派人物也往往会读新书新报，虽然有可能他们选读的书报种类与新派人物有所不同，但那些风行一时的新报或翻译小说等知识大众“流行读物”，却可能无论新旧人物都会阅读。因而旧派人物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甚至思想观念，与新派人物是有重合的，所以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相互转化关系。那一时期，政治思想上十分保守的人，可能知识结构上却有不少新知识，也可能在生活方式上相当趋新;而一时热衷于新学的人，也可能过一段又会变为钟情于旧学，思想趋于保守，其生活方式也可能很留恋旧事物。这些观念的变化，都可以从其生活方式中找到一定的缘由。这样跨学科视角所作的观察，可以使我们对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派人物的所谓“新”和“旧”有多层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虽然社会史研究仍然有一些缺陷，其研究的深化也存在着瓶颈，但我们已经在探索突破这些瓶颈的途径，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充满希望的趋向。需要研究者在进一步反省的基础上，继续用研究成果将这些新探索展现出来。希望研究者能够沿着这些趋向深入探索，提出一些基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入考察而得出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本土理论”，参与时代知识的创新，为认识和解决当今的时代课题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15 10:56:31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11-29 20:44
社会学化、范式说以及多元化趋势的检讨
——社会史理论研究再反思
□王先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唱响史坛的社会史，可谓一路高歌猛进，令人刮目相看。从早期关注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人口、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主题，到90年代后期以“历史人类学”为底色的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区域社会史”的兴盛，再到新世纪以来特别抢眼的“环境社会史”或“生态社会史”与“医疗社会史”的兴起，社会史不仅仅于抢滩圈地中占尽优势，而且在“武器”(即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也尽领风骚。“今日人文科学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只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没有充分的跨学科实践，新世纪历史理论无法形成。”但是，在跨学科和多元化趋势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关乎社会史学科地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检讨。
社会学理论模式的先行取向问题
关于近代社会史学科建构的“社会学化”问题，最早由我提出。这一观点后来被许多学者认同并被广泛引述，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这些学者对我的“社会学化”的理解显然有误。我指出的“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并不是基于社会学概念、理论、范畴引入多少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理论模式”(或社会学知识结构)先行的取向原则，即以先验的社会学知识模式来填充特定时段的史料，借以构造出社会史的体系。
完全移植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重建近代社会史，导致“社会史”的历史学特征“失落”。近代中国社会嬗替变迁的总体历史进程，在“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现，导致社会史变为了“社会学”。这种“三板块”结构的近代社会史，实际上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叙述的近代人史，婚姻史，家庭史，衣、食、住、行史以及灾荒史，教养史等。“三板块”之间以及“三板块”所叙具体内容之间，缺少了体现学科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种内在关联。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它的史学实践结果是背离了建造整体社会史的学术初衷。
其实，单纯的“社会学化”只能失落历史学本身的学科特征，使之远离史学而趋近于历史社会学。毫无疑问，作为综合性很强的新兴的近代社会史，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扩散中，理应积极吸取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况且西方的(年鉴学派)也曾经“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问题是，近代社会史的主体却只能是历史学而不能是社会学，如果在学科渗透中失落了史学特征，那么社会史就会日渐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学科意义。要言之，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构建不能依循“社会学化”的单一偏向发展，而只能在保持“历史学”特征的前提下实行“双向整合”，既从事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也进行社会学的历史学化的系统的理论创建。卡尔也认为，不仅“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而且“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这与我曾经提出的“双向整合”是同一立场。当然，其前提是保持历史学边界的存在。
“范式说”：非学科化定位问题
由于对“社会”存在着不同理解，学者们对社会史的界定仁智各见，迄无成议。这个既时常可以聚为焦点，却又被很多学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社会史研究的进向。在社会史学科的“广义说”、“狭义说”、“通史说”和“专史说”不能获得认同之后，90年代后期，学术界又提出了“范式说”的解释。
其实，“范式”(paradigm，或者模式、规范、典范)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库恩也从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他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阐释，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库恩有关“范式”的理论，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归纳，但其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研究在内，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
认为社会史的整体性反映为一套综合的、从总体上看待和分析历史的方法与视角，是“范式说”的基本立场。以“范式说”来定位社会史，虽然具有避免学者们纠缠于“研究对象和范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明智，却又难免陷入另一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更为深刻的困扰之中。
首先，社会史的兴起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而言，具有鲜明的反叛性质，而且这种反叛特征也不是局限于社会史本身，同时并起的文化史也具有同样的历史指向。与传统模式(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范式)相比，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创新性不言而喻。“新范式”标示了一个学术新时代的不同，却并不标示一个“学科”的特征和价值。
其次，社会史并无统一的“范式”。社会史研究中基于理论模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基础上的“范式”的多样性乃至相异性，并不比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之间的争议更容易获得认同。且不说最初基于“社会结构变迁”或基于“日常社会生活变迁”的社会史研究无法被框约于一个“范式”之中，而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发展，区域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环境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等乘势而起，并在研究的“系统方法”或理论模式上，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更无法以一个“范式”来加以区分和辨别。它们可以是不同的范式，但却同属于“社会史学”。在这里，将生态社会史与生态史分属于社会史和自然史，更能获得学界的认同，其学科归属标准显然不可以基于“范式”，而只能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之不同。
还需说明的是，当社会史成为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学术趋向时，社会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之间的理论、方法等具有“范式”特征的区别也是巨大的。在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史进程中，西方社会史不断地形成了“否定之否定” 的“范式”转变。有理由相信，“范式说”将随着各种专门社会史(如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其向社会史学科的主动归属而消弥不彰!
理论“多元化”与史学的学科本位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和多元化理论、方法渗透的时代。“今日跨学科研究强调：应该打破专业界限，按照课题需要进行各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有关知识组成成分之‘拆分’和‘搭配’运作。”令人眼热的社会史研究面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大幅涌入(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资源学等)，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境况。
在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趋向中，社会史的历史学本位特征不能淹没于“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之中，否则，社会史将不成其为历史学。因为，社会科学以及其他各学科与历史学的区别是不能融化无界的，“它们有不同的资料以及不同的资料处理方法;它们与‘时间’的关系、对背景的重视程度不同;它们对描写与图表方法的爱好不同;它们将诠释学与分析性方法的结合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不同”。正是“不同的功能指向规定了不同专业在社会与国家中的地位。一般说来，与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与本国的政治文化、自我表现与传奇、文化生活以及教育制度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关注的是，“跨学科合作没有导致综合性结论，相反，它导致了进一步的分散化”。在多元化、跨学科进程中，必须保持社会史的历史学科边界和本位特征，即在学科功能上“保障最低程度的一致性，这是在研究问题、方法以及共同评价标准上的一致性。没有这样的学科分工，这些几乎是没法办到的”。而且，“有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我们才能跨越它们”。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10-15 10:54:42
作者: 马衣努 时间: 2009-11-30 09:33
非常好的文章，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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