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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中国书·写：作为文化本质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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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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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7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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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中国书·写：作为文化本质的汉字
中国书·写：作为文化本质的汉字
——在法兰福书展上的讲演
张大春
东方早报 2009-11-15
我的主要概念是，在中国的早期，尤其是门户还没有开向西方以前，书，是“反创作”的。“书”这个字从来就没有创作的、创造的、创新的意义；而且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移植过程。把意义移置于特定的甲、骨、石、竹、纸面上以俾流传。
从字的起源来看。在甲骨文时代，还没有这个字。到了商代的金文（钟鼎文）里，这个“書”就是后来秦代小篆所写的样子，“从聿、者声”。聿——再简单不过，一只手擎着一支笔，正在写字。有趣的是，为什么给它一个“者”字的声符？
“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字。最早期的甲骨文里也没有，仍然是到金文时代才出现的。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有了这个“者”字，恰恰好让原先纯粹指称“执笔书写”这件事有了另一层含意。也就是说，当“者”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人们也发现：把“者”当作“聿”字的声符还能够表达出“书写”的另一个层次的意思。
让我们先了解这个声符吧。
者，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它原先指的是玉米；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它原先指的是甘蔗。无论是玉米或甘蔗，在中国文字里，它的读音都很接近，人们认为用这个字特别可以显示“在众多相同或相似之物上取其区别”的意义。这也就是说：“者”就是“这”、“此”、“非它”、“非彼”……之义。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笔，这个动作是书写，但是光指出书写还不足以概括书写的旨趣，还要强调这件事必须有特定的对象才行。于是，我们会问：写甚么呢？在中国老古人而言，“写甚么”决定了“书写”的意义。写下来的东西不可以是任意想象、捉摸、捏造、虚构的东西，必须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必须是“者”——已然经由分别检选的手续，挑取出来、可以为用的东西。
书，在第一意义上，就是将客观世界已然存在甚至被指认出来值得书写的事物“翻译出来”。
从“翻译这个世界”开始，“书”字逐渐衍生出来好几个意义，都流通于数千年前以迄于今日的广大中国社会。有一部记载中国最古老的历史与政治文件的经典，被简略地称为《书》或《书经》，但无损于它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材料的重要地位。称之为《书》而毋须指出其内容特点，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时代，没有也不需要其他的书。
中国最早的一个成形的王朝是“夏”（B.C.2070-B.C.1600），现存经考订为真实可信的《书经》文本之中，还有远早于夏朝的文献，这一点说明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另一个特点，由于没有太多人拥有识字、用字的能力，所以即使是一部官版的书（像《书经》那样），也毋须发行、流通、让较大多数的人获得以及拥有。它藏在国家典籍库里，供极少数的高阶知识官僚使用——这些人甚至极可能是参与造字的人。
“使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词。这些禁锢知识也禁锢着表述知识的工具的人，如果不去向大量的对象传递这些知识和文字，他们还有甚么使用文字、使用书的必要呢？在中国第一个平民教师孔夫子的时代之前，有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些囚禁知识的人为“书”设下了明确的定义，那是至高的统治者处理政务的记录和心得，也是整个国家唯一值得书写的内容。
然而让知识囚禁在只在少数人之间流通的情况使得统治者终将面临失语的尴尬，情况犹如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笔下《百年的孤寂》之中因失眠而失忆的马康多村居民，第一批得了这种怪病的患者之中的小布恩迪亚（JoséArcadio Buendía）发明了一种可以挽救失忆症的方法，那就是在将写下了日常物品名称的小纸条贴在那物品上，“桌子、椅子、时钟、门、墙、床、平底锅……母牛、山羊、猪、母鸡、葛根、洋芋、香蕉”，“他们就这样在日渐忘记的现实中生活，暂且靠文字来识别事物，但无可挽救的是，他们也逐渐忘记文字的效用而把一切全都忘了”。
孔夫子所开启的平民教育藉由文字有限度的流通而稍微挽救了这种禁锢，然而并不彻底。孔夫子自己也形容他是一个“述而不作”——也就是只传递知识而不从事著作——的人。在这样的人看来，“著作”是僭越其社会阶级与礼法身份的事。中国原初的平民教育也就因此而定性，作为“书写”意义的“书”，就是在重述、解说、补充古代智者的断简残编。
但是文字教育的普及也使得中国人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有了因应繁琐需求的能力。一般咸信，烧掉绝大多数古代典籍，只留下医药、卜筮、种树等应用知识之书的秦始皇（B.C.259-B.C210）在统一六国及各国文字之后，也对“书”有着间接的贡献。文字的统一使得官方文书有了便利而有效率的书写方式，专门处理官方文书（也就是懂得如何书写）的应用知识阶级扩大了，中国字的写法非但渐渐整合，也因为书写人口遽增，书写需求扩大，在短暂的秦王朝覆灭之后，它所建构的庞大文书处理集团成为新的王朝——汉（B.C.206-A.D220）——在文化上最有力的资产。不过，他们无意于创造，他们仍顽强巩固着孔夫子以降的儒家所强调的那个“述而不作”的传统。“书”的目的仍然就像它最初所展示的那样：翻译这个世界。
中国字的定形也为文字学者带来有利于分析文字构造和意义的条件。毕竟，中国字有一个复杂的面向，那就是许多字都是从几个更简单的字符拼合而成的，有几种构造的方法，这些方法也被称为“书”。汉代的学者许慎（A.D.58-A.D147）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在这本书里，许慎分析出中国字的六个造字原则，称为“六书”——六种造字的原则。显然，“书”这个字再一次地被赋予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意涵。
“书”之作为一种转录工具，它的意识形态是反创造的，这和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思维有关——文化的沉淀不容许现实里的知识从业人员加以扭曲或变造。基于中国字本身是一个浓缩的过程，每个字都在压缩着生活里的文化轨迹，也就无所谓引申与重塑，更进一步地说：字的学习是将许多单纯的符号个别的形体、声调和意义作随机的压缩，是形象与意象的自动结合，而且不耽溺于单一的叙述法则。没有单一的叙述法则，学习书写的人对每一个字的准确作用都要保持开放性的猜测。
不过，请容我在单调、枯燥的文字学里抽身而出，从一个原本不被视为具备创造意义的字里提醒我的读者：另外还有一个“书”字的解释，与艺术有关，也与文化的发明有关。
对于绝大部分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现行的文字从上个世纪三○年代以后，逐渐透过国家教育机构制订、推行而形成主流的简化字。比方说像我今天所说的这个“书”字，在今日通行的中国官方文字里，“書”是写成“书”的形状。这个字原本是草书，现存的书法资料显示：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晋时代的书法家索靖（A.D.239-A.D.303年）笔下。索靖或许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书”字的人，但是身为重要的书法家，他的这个写法显然也影响到日后许许多多的书法家，像是中国人极其熟悉的“书圣”王羲之（A.D.303-A.D361）、书法理论大师孙过庭（A.D.648-A.D720）以及“草圣”怀素（A.D.725-A.D785）等等。
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字形上发觉，“书”字是在写出原本“書”字的第一笔之后迅速将其余横向的笔画省略成一个较大的弯勾，并且将原先贯穿此字上半部的直划拉长，最后以一个旁加的点来象征缩节的部分，这个字之所以这样写，不只是为了方便、省时，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字在专业书法家那里取得了全新的存在意义──美学。
书法上追求速度与流畅感的美学动机使得一个字有了两种全然不同的造型和内容，这是文化上的加法或减法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某一方面来看，“书”字成为通用汉字必定是汉代以前那些从事政治、文书以及教育工作者始料所未及的，两千多年以前、甚至一百年以前，许多坚持儒家正统礼法观念的文字工作者甚或会认为将这样一个看来草率、粗疏且形、音、义皆不完整的字纳入正规学习或应用简直是对古代圣贤或教训大不敬之事。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字却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字造型的视野。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把“书”这个字当成书籍、当成某一部经典、当成官方文件、当成造字的原则、当成书法……这个笔画简省的字都无法使我们重新认识“書”这个原初的字所能提供的文化内容。我们无法经由“书”来看到那只擎着一支笔的手，无法得知这个字的读音是源于“者”；也就是“已然经由分别检选（玉米或甘蔗）的手续，挑取出来、可以为用的东西”。
“书”已经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成为认识“书”的各种意义的唯一媒介；“书”这个原先出自书法之一体（草书）的文字却似乎不胜负荷，因为在简略的笔画里，中国字所饱含的文化知识消失了。我们虽然十分明白：这种“简体字”最初的设计和理想是在简化学习和书写的繁琐程度，对于还在使用传统书写工具的普罗大众而言，相对而言是比较有效能的。不过，它也带来了革命性的减缩，“简体字”使原本隐藏在绝大部分文字内部的故事——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上弥足珍贵的生活轨迹──遁形失踪。
我来自一个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居住的小岛，应该说：相当幸运地，在过去六十年间，台湾这个小岛上的正统教育架构之中，一直在使用这种写起来笔画繁多、认起来意义复杂、思索起来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字。它被称为“繁体字”——以有别于中国大陆官方过去多年来通行使用的“简体字”——当我们写下每一个像“書”一样的繁体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不只是一个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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