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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钟国发:20世纪中国关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研究综述 [打印本页]

作者: 陈刚    时间: 2009-11-27 19:58     标题: 钟国发:20世纪中国关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研究综述

(1) 引言 原始宗教是宗教的早期或原始形态,可以指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宗教,也可以指存在于狭义宗教(即人为性的、有相对稳定的经典和神学理论、有与社会相分离的组织和特定制度的高级形态的宗教)之前而作为狭义宗教的“母体”或“源头”的自发性的宗教。人类学家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组织类型称为原始社会,一般以形成基于暴力镇压的国家政权作为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分界线。我国研究者所说的原始宗教,通常都是指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宗教。从考古发掘和典籍所载远古传说中得知的原始宗教又称“史前宗教”,于是与此相应,“原始宗教”一词又可用以专指近存原始社会的宗教。但是拿原始社会末期和国家文明初期比较,社会宗教习俗的共同点很多,往往很难区别,所以有些研究者仍然把一些已经脱离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的宗教称之为“原始宗教”或“原始宗教残余”。神话是一种象征性的传述。原始宗教和文明社会早期的民族/国家宗教的叙述形式和观念形态都是神话。原始社会的神话与宗教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在原始氏族宗教阶段之后,神话主体部分仍然与民族/国家宗教紧密结合,继续作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因素而存在和发展。直到哲学兴起,与哲学相结合的高级宗教才以理论化的神学作为思想意义的主要载体,于是宗教与神话才有较大的分离。上古神话体系受到理性的冲击,基本内容逐渐历史化和寓言化,它的残余体系不再主导社会文化的大传统,只在下层民间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神圣生命,继续生长发育,充当民间信仰习俗的意义载体。而各高级宗教也总是要建构各自的宗教神话。不过,神话学家通常研究的,主要是与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相联系的上古神话体系。 本篇除了介绍关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原理性研究以外,还要介绍对中国上古神话及与这种神话相结合的(属于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上古宗教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近存神话的研究,笔者已在另文介绍,本篇不再涉及。
(2) 关于原始宗教的原理性研究
宗教起源问题一直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19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如考古学方法、人类学或民族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方法,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影响较大的有德国自然神话学派的“自然神话论”,孔德和卢伯克的“实物崇拜论”,斯宾塞的“鬼魂论”(或“祖灵论”),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弗雷泽的“巫术说”,杜尔干和弗洛伊德的“图腾说”,马雷特的“泛生论”(或“前万物有灵论”),兰格和斯密特的“原始一神论”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当时这一前沿问题,并发表过一些意见。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思想发展在苏联发展成以原始社会为起点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标准模式以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便沿例称人类宗教的最初形态为原始宗教。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一些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分别从中国古代文献和少数民族生活中接触到某些原始宗教现象,遂引进了图腾、巫术等西方宗教学概念加以解释。论文例如崔载阳:《图腾宗教》(1928),孔令谷:《原始民族咒术与我国习俗的比释》(1929),黄文山:《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1934),岑家梧:《转型期的图腾文化》(1937),卫惠林:《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1940)。 1950年以后,大陆学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对原始社会及其宗教的论述逐渐深入。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类论述主要是在编写教材时进行,大多照搬苏联学者的见解,少有独立性的研究。只有朱天顺的《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算是比较成体系的著作。 “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学者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有条件吸收西方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新成果,关于原始宗教的原理性研究才真正展开。较早的是夏之乾的《试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民族中原始宗教的差异》(《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些研究少数民族宗教的学者从具体现象研究扩展到对有关原理的探讨,秋浦主编(夏之乾、蔡家麒等参与)的《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以萨满教为典型讨论原始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蔡家麒后来独力写成《论原始宗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云南学者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中保存的原始宗教的丰富信息。写出了《原始宗教论》(杨学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原始社会的精神历史构架》(苗启明、温益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专著。 “三种形式”模式假说(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原始宗教相继形成的三种形式)在中国学术界流行较广,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也主此说。陈麟书著《宗教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时曾主张:“原始宗教大致有这么几种主要形式:大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偶像崇拜”(99页),并认为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大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后才产生图腾崇拜,再后才是灵物崇拜和偶像崇拜。但在张桥贵、陈麟书合著《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中,仍然采用“三种形式”模式假说并有所深化,主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分别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态观、人际观和伦理观。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中郑建业撰“宗教演化史”条,吸收了一些西方人类学新成果;他对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孰先孰后的问题,谨慎地不作表示。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主张图腾崇拜是“最早宗教形式”,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的结合”,而“女始祖崇拜是图腾崇拜的发展形式”,继而产生“早期祖先崇拜”(女性祖先崇拜)和“早期自然崇拜”(包括精灵崇拜、灵物崇拜、魔力崇拜等),再后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进一步发展,包括产生男性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魔怪崇拜等,至原始社会晚期出现天神崇拜,这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统一。 西方学者关于宗教起源的理论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的原因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各不相同。中国学者要想有新的建树,首要任务应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收集一套系统而有权威的原始资料。承担“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原始宗教问题》的以吕大吉为首的课题组,编辑出版了一套约千万余字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西方学者的宗教起源理论主要依据对近存原始氏族部落及后进民族的调查研究。而《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除了后进族群的调查资料以外,还有丰富的历代文献资料,更可贵的是专门收集了中国各地区与原始宗教有关的考古资料,堪称原始宗教研究领域的里程碑。《考古卷》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载有吕大吉、于锦绣、杨淑荣分别撰写的前言,提出了他们编撰过程中的初步研究心得,包括一种“三大阶段”论,认为原始宗教的四种主要崇拜对象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天神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基本形式,图腾崇拜和天神崇拜在原始社会的不同时期由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结合而成”;由此构成原始宗教发展的三大阶段:一是母系氏族早期和中期的图腾崇拜阶段,特点可谓“天(自然异己力量)人(社会异己力量)浑一崇拜”;二是母系氏族制晚期和父系氏族制时期的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并立存在阶段,特点可谓“天人分立崇拜”;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继续发展的天神崇拜阶段,特点可谓“天人合一崇拜”。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的编者以“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继续发展的天神崇拜阶段”作为原始宗教的最后阶段,说明他们发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与阶级社会早期的民族/国家宗教很难截然划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沿袭苏联的观点,认为进入阶级社会是宗教发展进程的主要分界点,标志着自然宗教向神学宗教(或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张桥贵、陈麟书合著的《宗教人类学》(1993)试图打破将“原始宗教”、“自发宗教”、“自然宗教”等概念混为一谈的局面,指出“原始宗教”大于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宗教”,“自发宗教”大于“原始宗教”,而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自然宗教”又大于“自发宗教”(14-19页)。 (3) 神话学原理及中国上古神话研究 A.20世纪上半期 比较神话学是研究原始宗教的重要途径,但是神话学主要是作一种为民间文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关于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和神话学等领域都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至今莫衷一是。不过,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神话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且还具有宗教观念形态的意义。 19世纪中期,西方神话学已发展成相当成熟的学科。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可谓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开山之作。此后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相继把“神话”概念作为启蒙新工具,引入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但是神话学在中国形成气候,有待于20年代鲁迅、顾颉刚、茅盾三位大学者的成就。鲁迅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1924)和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192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神话,开辟了中国神话学的文艺学方向。顾颉刚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激烈争论,与同道形成“古史辨”学派,于1924-1941年陆续推出论文集《古史辨》7册,对古代文献中的神话资料进行了扎实的考证,完成了神话与历史的剥离,开辟了中国神话学的历史学方向。茅盾走的是人类学的路子,视野更广,影响更大。他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世界书局,1929)是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他还著有《神话杂论》(1929)、《北欧神话ABC》(1930)两书,可以说是中国神话学的主要奠基人。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谢六逸的《神话学ABC》(1928)也是有影响的专著。 30年代有更多的学者进入中国神话学领域,佳作纷呈。专著例如黄芝岗:《中国的水神》(1934),林惠祥:《神话论》(1934),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论文例如吴晗:《〈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1931),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1930),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1932),郑振铎:《汤祷篇》(1933),钟敬文:《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卫聚贤:《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1934),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1936)等。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人文学者迁往大西南,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而对西南少数民族神话展开调查研究,将田野作业与多学科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反而大大拓宽了视野,提高了整体的研究水平。此后迄于40年代末,涌现出一批中国上古神话研究新的佳作,其中以闻一多的影响最大,他的神话研究论文后来结为《闻一多全集》第一集(开明书店,1948)。其中有《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等,都显示了非凡的学术功力。他的学生孙作云的神话研究也成绩卓著,有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42),论文《蚩尤考》(1941)、《后羿传说丛考》(1944)、《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所见之图腾遗痕》(1944)、《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之研究》(1946)等。徐旭生的专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也是一部力作。其它重要论文有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938),常任侠:《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1939),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1940),杨堃:《灶神考》(1944),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1947)等。袁珂将散见于各种古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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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族片断的古神话资料加以仔细考订,荟萃熔铸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在台湾写成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汉族古代神话内容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后来由商务印书馆于1950年出版。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50-70年代,中国大陆重视民间文学,因此在搜集神话资料方面有可观的成绩。但是在研究方面,因受苏联庸俗社会学观念的影响而缺乏生气,主调是把神话和宗教割裂开来,以为神话积极反映现实,宗教则消极反映现实。这段时期比较重要的成果,专书有何满子:《神话试论》(1957),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论文有顾颉刚:《息壤考》(1957),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1957),周庆基:《黄帝传说与仰韶文化》(1959),杨明照:《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吴泽:《女娲传说史实探源》(1962),高亨:《上古神话初探》(1962),袁珂:《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1964),胡厚宣:《甲骨文商周鸟图腾的遗迹》(1964)。 50-70年代,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的神话研究比大陆活跃,专书例如杜而未:《山海经的神话系统》(1960),娄子匡:《神话丛话》(1970),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印顺法师:《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论文例如张光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之一——中国创世神话之分析与古史研究》(1959)、《商周神话之分类》(1962)、《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1963),林衡立:《创世神话之行为学的研究——神话病原学创议》(1962),管东贵:《中国古代十日神话之研究》(1962),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1966),李亦园:《神话的意境》(1978)。进入80年代以来,继续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杜而未:《庄子宗教与神话》(1985),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1987)。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大陆的神话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发表了《〈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顾颉刚)、《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钟敬文)等4篇神话研究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4年,中国神话学会成立。据贺学君与樱井龙彦合编的《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统计,中国大陆学者的神话研究论著,1950-1977近30年间为专著76部,论文及有关文章613篇;而1978-1998的20年间已有专著784部,论文及有关文章6465篇。不仅成果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推进。 不少学者重新思考了神话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例如潜明兹:《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1981)、《神话与原始宗教关系之演变》(1983),李子贤:《略论神话与原始宗教的关系》(1982),徐兆勋:《神话宗教异同论》(1984),王松:《论神话与宗教的区别》(1984),陶思炎:《试论神话与民间宗教》(1986),王尧德:《神话与原始宗教》(1987),高福进:《神话•宗教•原始宗教: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渗透》(1995),魏善浩:《论神话的直观想象及向艺术想象与宗教幻想的分化》(1996),张强:《宗教神学与神话》(1988)。各家观点仍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淡化神话与宗教的界限,多数学者逐渐接受了神话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的观点。前述张桥贵、陈麟书合著的《宗教人类学》(1993)就认为,到原始宗教衰落时期,神话与宗教才开始分离。 袁珂成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带头人,在整理神话内容方面用力最勤。他出版了《古神话选释》(1979),《山海经校注》(1980),以历年论文编为《神话论文集》(1982),将已增补改版多次的《中国古代神话》增订修改为《中国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编成《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后来增订修改为《中国神话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还著《中国神话史》(1988),《中国神话通论》(1993),《袁珂神话论集》(1996)。他改变以前对神话的比较狭义的理解,提出“广义神话”说(《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再论广义神话》,《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3期),此说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论,推动了神话基础理论的研究。 4
武世珍的《神话学论纲》(1993)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神话学基础理论专著。邓启耀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4)也探讨了神话学的基础理论。潜明兹的《神话学的历程》(1989)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神话学史专著。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1994)也是对中国神话学发展轨迹和历史风貌的学术重构。 近二十来年,对中国古代神话内涵的探讨不断深化。萧兵和叶舒宪异军突起,萧兵以楚辞研究为基点,叶舒宪从引进原型模式和结构主义理论入手,他们对中国古代神话作跨学科地深挖细探,跨文化地广泛比较,自成一派,新见迭出,令人应接不暇。萧兵曾著《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黑马》(1990)、《傩蜡之风》(1992)等书。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着重探讨中国神话思维的普遍模式,发掘神话中蕴涵的哲学观念内容,开辟了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还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1988)、《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1991)、《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1996)等书。湖北人民出版社为他们推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已出《楚辞的文化破译》(萧兵,1991)、《老子的文化解读》(萧兵、叶舒宪,1994)、《诗经的文化阐释》(叶舒宪,1994)、《〈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臧克和,1994)、《庄子的文化解析》(叶舒宪,1996)、《史记的文化发掘》(王子今,1997)等册。学术界颇多好评,但也有批评他们失于轻率武断的。 还有其他学者的不少专著(集),例如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1982),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1983),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1986)、《空寂的神殿》(1989),何新:《诸神的起源》(1987),王小盾:《原始信仰与中国古神》(1989),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989)、《中国神话》(1990),张振梨:《中原上古神话流变论考》(1991),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通论》(1991),何新:《诸神的起源续集:〈九歌〉诸神的重新研究》(1993),马卉欣:《盘古之神》(1993),陈钧:《中国神话新论》(1993),陈建宪:《神祗与英雄》(1994),陆思贲:《神话考古》(1995),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1997),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1998),张振梨、陈江风:《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1998)等。较有特色的论文,有乌丙安:《简论神话系统》(1986),谢选骏:《中国古籍中的女神——一群没有爱情的原始雕像》(1987),陶思炎:《中国宇宙神话略论》(1991),郑土有:《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的演变轨迹》(1992),陈建宪:《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1996),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1996),叶舒宪:《〈山海经〉的方位模式与书名由来》(1999),孟慧英:《萨满教的自然神与自然神话》(1999)等。 (4) 中国上古宗教研究 研究宗教,主要从思想观念和仪式行为两方面着手。神话详细反映了上古(包括史前)宗教的观念,但是很少涉及仪式行为。我们要想了解上古宗教的行为方面,虽然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我们还是不能不主要依赖文字记载。原有典籍记载了周代以来的礼仪,却很少涉及周代以前。因此,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就成了现代学者研究更早时代宗教仪式行为方面的主要依据。1899年开始发现的甲骨卜辞和1928年开始有计划进行的殷墟发掘,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宗教提供了重要新资源。 因此,1929-1937年研究中国上古宗教的论文成批出现,例如梁劲:《中国上古宗教史略绪言》(1929)、《上古宗教概观》(1929),王治心:《明堂制度与宗教》(1930),高梅:《战国时代秦齐燕韩赵魏的宗教》、《战国时代楚地的宗教》,黎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1933),丁兴瀇《文字学上中国古代宗教勾沉》(1934),石决明:《中国古代原始宗教巫术中经济要素》(1935),陶希圣:《周代诸大族的信仰和组织》(1935)。王治心16万字的专著《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华书局,1933)以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先秦宗教,突出思想而也涉及体制,勾画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轮廓。但是他认为:“汉以前,虽有拜天祭祖的遗传,却是个人的自由崇拜,并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固定宗教。国家所设立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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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也都含者政治的意味,更算不得一种制度的宗教。” 类似王治心这样的认为中国上古有宗教思想而无宗教实体的看法,长期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占据上风。史学家和哲学家研究中国上古时代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涉及宗教思想,但几乎没有什么人下工夫去系统地研究中国上古宗教。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十几年,社会动荡不安,讨论中国上古宗教的论文也几乎绝迹。 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对甲骨文中的商代宗教资料作了整理。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以资料引据见长,但是论述体系不甚完整。50-70年代,上古神话研究比较受重视,但把神话和宗教割裂开来,宗教研究受到冷落。而在台湾,神话研究和上古宗教研究尚能沟通。以研究神话驰名的杜而未作《中国古代宗教系统——帝道后土研究》(1961)、《中国古代宗教研究》(1976)、《老子的月神宗教》(1984)。 “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朱天顺迅速推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中国上古宗教的体系比较完整的专著。该书仍注意区分神话与宗教。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多数学者逐渐接受了神话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的观点,研究中国上古宗教的学者就能够越来越充分地利用中国神话研究的成果了。 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1989)中有“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章,牟钟鉴执笔,其中对中国上古宗教也作了比较清晰的勾画。牟氏在此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宗法性国家宗教”的观点。他后来又发表论文《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改用“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提法,并作了有力的论证。该文关于中国宗教史研究中“主导性线索的丧失”的批评相当敏锐,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上古宗教的认识。 詹鄞鑫作《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则把中国继原始宗教之后的“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合为一体”的“国家宗教”称为“正统宗教”。他把中国原始宗教到正统宗教的转折点定在“商周之际”,即把夏商两朝的宗教仍然算作原始宗教。他以“西周至战国时代”为“正统宗教初级阶段”此后为两汉为其“理论化和定型化”的高级阶段(4-19页)。作者志在发掘被人们“遗忘了”的正统宗教,而全书实际上是对中国上古宗教作了详细的勾画,理论构架自成一体,尤其以资料丰富、考证精密见长。 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广泛吸收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构架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由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发展为周代的礼乐文化”,再演进为儒家“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或“圣哲宗教”(10页、140页)。因此他对夏商周三代宗教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张荣明的《殷周政治与宗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认为殷周时代的特征是“宗教政治”和“政治宗教”。他的《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进一步以“政治宗教”作为描述中国古代宗教的一个基本概念。他接着撰写了《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独特定义的“国家宗教”和“民间宗教”的概念,其思路不无独到之处。 钟国发的论文《哲学的突破与宗教发展的基本阶段》(《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提出一种新的宗教史框架,主张突破教条化的社会发展观念,以英国宗教学家约翰•希克的新论述为基础,以宗教与哲学理性结合为标志,将宗教发展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大阶段,将“原始时代的氏族血缘性宗教”和“上古神话文明时代的民族化宗教”都纳入宗教发展的初级阶段。该文抽取自其书稿《神圣的突破——从世界文明视野看儒佛道三元一体格局的由来》,该书对汉族社会古代前期宗教(包括中国上古宗教及神话)的发展轨迹和生存样态作了综合勾画,堪称独具一格(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关于中国上古宗教研究的成果还有不少,专著如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3),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989),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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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明》(1996),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1997),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1998),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2000)。论文例如晁福林:《论殷带代神权》(1990)、《商代的巫与巫术》(1996),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1993)、《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1996),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1995),李禹阶:《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1995)。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设“宗教信仰”专章(452-532页),是对夏商宗教的比较系统而切实的描述。 迄今为止,中国上古宗教的基本情况还远没有搞清楚,学者们在基本史实的认定和基本概念的运用方面都还有巨大的分歧,有待更深入研究和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杨堃、王文宝:《人类学派对我国神话学研究的影响》,袁珂主编《中国神话(第一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14-30页。 2. 贺学君:《中国神话研究百年》,《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3. _________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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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001vu    时间: 2010-11-14 19:43

剩下的部分呢?请补全,谢谢
作者: 瑶族小妹    时间: 2011-3-21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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