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

□ 刘铁芳

    追寻乡土中国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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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曾经养育了我们先祖的乡村厚土，是我们的生命得以退守的永恒家园，是我们从技术所
       围裹的现代性藩篱中可退而守之的生存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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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看湖南卫视《乡村发现》，采访国内知名摄影家焦波，他的代表作是以自己老家父母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全纪实性的《俺爹俺妈》。他朴素的摄影中传达出来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性自不必多说，其中他母亲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年迈的母亲对他说，你在外面奔波，累了可以回来种地。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曾经跟我讲过几次，在外面不好过了，不要紧，可以回来种地。

    “回来种地”是一句简单的话，其实这中间蕴涵着的是一种日益被当下世界的浮华所遮蔽的、朴素的生存理念。“回来种地”，当然最直接的意义是从喧嚣的城市世界中退守，回到乡村，以简单的劳作求得自己的生存。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其深层的意蕴则是，那曾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我们先祖的乡村厚土，乃是我们的生命得以退守的永恒家园，是我们从技术所围裹的现代性藩篱中可退而守之的生存底线。

钱理群先生在编完《贵州读本》后曾这样表达他的感受：

    “这一个月，我一直生活在贵州，也一直在与诸君进行笔谈，内心有许多感受，有的已自觉不自觉地倾注于笔端，有的却永远藏在心的深处了。我好像第一次进入贵州，而以前只是一个陌生人，行走在这块土地上而已。同时，我也在重新发现、认识我自己：原来我和这块土地及生息其中的普通百姓，竟是如此缠绕、密不可分，这是我的真正的回乡之旅。坦白地说，这一个多月，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许多事情，都让我忧心如焚，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心境下，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于是，所有外界的纷扰，就变得无足轻重，有如过眼烟云了。真没想到，这次编《贵州读本》，对于我，竟会起到精神提升的作用——这块神奇的土地，又一次施恩于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了。”
    钱先生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另一种“回来种地”，或者叫“回归乡土”的感受。因为在心灵世界中敞开了通向贵州乡土的通道，所以，钱先生“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贵州乡土俨然就成了钱先生生命世界真实信仰的精神大地。与之相对的生存姿态是“逃离乡土”。这里的“逃离乡土”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即一种走出乡村社会的姿态，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即一种把自我存在之根从乡村社会拔离的姿态。逃离与回归，源于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与乡土价值世界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乡土社会的安宁、朴素、宽厚，更多地珍视生存本身的价值；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无疑更多的是进取、扩展、发展，更多地强调生存之上的获得性价值。逃离乡土的冲动，无疑是生命的获得性价值，或者叫功用性价值，对生存性价值的压倒性颠覆。

    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之中，乡土社会只能作为现代性的退守之所，直白地说，乡土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功用化的存在姿态，这实际上是由现代性本身所内含的功用化的存在本性所决定。对乡村社会功用化的超越依赖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格局的超越，而二元格局的超越实际上有赖于整个现代生活所孕育的生存姿态的整体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激活乡土社会在现代性的深层意蕴，从而内在地扩展现代性之中的功用化的生存姿态，拓展现代性本身的内涵，从而善导为物质与技术藩篱所遮蔽的现代人的生存姿态，这是事关现代性健全发展的重要内容。

    严格说来，逃离与回归是同时存在于当下每个人生命意识之中的基本生命姿态，这实际上是置身现代性中的我们内在生命的断裂与冲撞的表征。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更表现出对乡土的逃离，置身乡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有些人能在心中守住乡土之根，从乡土社会之中找到自我生命滋养的可能性，依然能保持乡土作为生命的真实之“根”。生命是需要整体滋养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截断我们与乡土社会的根本性联系。乡土社会不仅仅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精神滋养的根基。

    从历史而言，自不必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农业文明主宰的社会；就当下的社会发展态势而言，我们正在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而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由农业、农村、农民构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其数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如果单从历史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外在形式结构而言，乡土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不管怎样，“乡土中国”对于当下而言，依然是概括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除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与框架下来认识乡村社会，我们还同样需要立足于乡土中国来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改造，重新审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累积对于乡村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与乡村少年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乡土社会必须是作为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现代性结构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内涵，甚至是永远的基础与背景，来作为提升现代性品格，善导当下人生存的重要的向度；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独特生命样式的基本背景与内在结构，从而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现自身的独特意蕴提供重要的支持。这意味着充分地激活乡土社会的文化想象，从而激活乡土社会在当下人的生命结构中不可替代的内在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在功用性上处于劣势的当下生命结构中的他者而存在，这实际上是被当下沉迷于现代性的物欲狂欢之中的人们忽视的必修课。

   乡村教育面临人文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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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乡土社会中的乡村少年同样从乡土社会剥离开来，让他们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
       的引导中，一点点远离自己脚下的土地，更多的成为无根的存在，成为置身乡土社会之中的精
       神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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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至少面临着以下根本性问题：（1）乡村文化价值在以物的现代化诉求中的整体贬值，由此而直接导致乡土文化的边缘化，传统乡村文化迅即在当下的乡村生活中随着年长者的逐渐逝去而退却；（2）由传统乡村士绅所代表的乡村知识人与村民结合构成的乡村社会结构解体，稍微有点知识与素养的乡村知识人呈现出整体的对乡土的逃离，这直接导致乡村社会文化的空心化；（3）社会整体文化事业的产业化与乡村精英文化接受能力的欠缺，直接导致精英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中的整体缺席，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更多的是基于市场原则，而迎合村民社会当下的需要，实际上大大减小了对乡村社会文化引导的可能性。

    既有的文化已经退却，优秀的文化难以进入，这必然导致乡村社会整体文化的虚空。一方面乡村学校本身难免需要承受时下乡村文化生态的冲击，加上精英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缺席造成乡村教师对精英文化接受的可能性狭小；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乡村少年备受时下乡村文化的熏染，所谓胳膊扭不过大腿，乡村学校要担当拯救乡村少年健全文化发展的使命，显然是要求过高。这意味着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实际上处于“内忧外患”的不利处境，一方面自身没有了必要的文化底气来提升自我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乡村人文又在整个现代化的价值序列中失去了应有的关照，而成为落后的他者。

    与此同时，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以“回归乡土”与“逃离乡土”作为基本的价值向度，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当下的乡村教育设计，扩而言之，我们的整体教育设计，实际上更多的就是一种“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乡村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补充，作为被城市所“观看”、俯视的对象，乡村作为前现代的“他者”而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在这个背景下，究竟还有没有乡村教育，本身就还是个问题。乡村社会的教育目标是怎样把个体认同于单一的现代性的想象结构之中，从而把每个人从原初的乡土社会中拔出来，从而早早地截断了乡土社会滋养现代性的每个人的可能性。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把乡土社会中的乡村少年同样从乡土社会剥离开来，让他们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引导中，一点点远离自己脚下的土地，以至于生活在乡村社会，却很难把自我存在的根基扎入乡土之中，又没有办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想象之中，而更多的成为无根的存在，成为置身乡土社会之中的精神流浪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当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在我们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的存在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是——且必须是——在双重意义上谈论乡土社会与乡村教育：其一就是直接为乡村少年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精神之根，让他们把生命之根牢牢地植入乡土社会之中，从而让他们从小就能拥有健全的精神生活，而不至于使自己徘徊在现代性的门槛之外；其二就是为整个社会，为全体少年生命发展谋求置身现代性之中的精神根基，让他们思想与精神的触角能越过现代性的圈隅，直接地让自我在与乡土社会的接壤过程中获得永不衰竭的生命底气。前者是立足于乡村社会本身来谈论乡村教育的内在发展；后者是立足于整个社会，立足于现代化本身来谈论乡村教育在整个现代性框架中的发展脉象。



    成就“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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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需要在现代教育的期待中重建我们对于乡村教育的想象，让乡村教育以在场的姿态
       进入到当下我们对现代教育的整体追求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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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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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由乡村社会整体人文生态的失序而导致的精神缺失与整体
        人格发展不健全，这个问题实际上比物质的贫困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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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育问题的出发点是乡土价值的激活与重建，而乡村教育问题的中心，甚至也可以说乡村社会发展的中心，则是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与乡村社会健全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培育。有了健全的孩子就有了健全的未来，相反，没有了健全的乡村少年的发展，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无后”的发展，是一种极其短视的、缺少生命支撑的、没有灵魂的发展。就当前而言，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由乡村社会整体人文生态的失序而导致的精神缺失与整体人格发展以及生命姿态的不健全，这个问题实际上比物质的贫困更严重。
    “新农村建设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改善的基础上，国家有必要鼓励甚至是资助大量有学养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重返乡村，担负起培育乡村文化因子的使命。乡村的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送戏下乡这些表面工程能够济事的，而是需要活生生的文化人薪火相传，和农民一起重塑乡村的文化自信。”

    就目前而言，乡村教育的整体发展，乡村社会人文生态的建设，乡村生活方式的引导，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引导。乡村文化的引导需要从两方面切入，一是加强社会整体的文化宣传对乡村社会的文化引导与培育，尊重既有乡村文化的价值，逐步提升、显现乡村社会的文化活力；一是适度改变乡村文化传播商业化的模式，加强乡村社会的文化支持，让优秀的图书、影像、艺术进入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是乡村学校的建设。在乡村知识人逃离乡土、乡村文化主体缺席的情况下，乡村少年勉强值得依赖，又必须依赖的精神绿洲，就目前来看，只能是乡村学校。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学校的发展在整个乡村建设大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棋子，确切地说是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乡村学校发展的问题当然有很多，从大的方面而言，涉及乡村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评价体系、教学方法改革，这些问题要一下子解决非常困难，我们只能从小处着手，切实地解决乡村教育的核心与关键问题。就目前而言，乡村学校建设的核心与重点有四个：一是教师培训与新教师的引入，二是以图书资料为核心的优秀文化资源的引进，三是建立长效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四是建立必要的阅读资源补充机制。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是乡村少年健全发展的两大支柱。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一个都不能少。目前，受到有关部门关注的网络资源和其他城市学校课程资源等，其实这些现代化的教育资源对于绝大多数乡村学校而言，只能锦上添花，不足以雪中送炭，眼下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给他们提供切实的阅读资源与积极的精神引领，真正能开启乡村少年丰富而生动的生命世界，这才是乡村教育所真正需要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关注之于城市教育而言缺少的基本的教育条件与对乡村贫困学生的政策倾斜，基本条件的改善与学位的保障是重要的，而且是公民权利的实践，但却不是根本的；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是基础性条件，却不是乡村教育自身的实践性条件。教育的根本是以文化育人，文化才是教育的内在支持，乡村教育的内在发展与提升必须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优秀阅读资源的进入与优秀乡村教师的补充和留驻才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